汪日章（1905—1992），号荻浪、迪朗，是蒋介石的一个远亲。抗战胜利后，汪日章为当上贵阳市长进行了一些活动。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字辞修）曾亲自为其写下推荐信送呈蒋介石，汪还将价值5万元的吴昌硕字画作为寿礼献给蒋，但是，汪日章最终还是没能当上贵阳市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少将原本是画家

汪日章曾任蒋委员长侍从室第四组组长，拥有少将军衔，但其实他只是一个文人，确切地说只是一名画家。1942年4月，汪日章在重庆被邀加入孔学会，入会履历表上填写的内容为：“1926年9月—1929年12月，在巴黎国立高等美专油画系修业（四年）”；其间，还曾在“市政学院学习（1927年9月—1929年6月）”；“专著有：《美术论》、《市政小言》”。

1929年底，汪日章学成归国，先后执教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担任西洋画系主任。如果一直耕耘于画坛，汪日章后来完全可能成为像林风眠、潘天寿那样的艺术大师。那么，他当年是怎样误入仕途的呢？对此，汪日章生前曾有回忆文章：

有一次，我在留法同学毛庆祥（当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处叙旧，适逢蒋介石进来，谈及乡亲之谊，知我曾学美术与市政，乃介绍我做了南京工务局技正（工程师），负责公园管理和设计。1932 年底，蒋的两个秘书因故离职，仅有毛庆祥一人，还兼机要室主任，忙不过来，于是执意推荐我当他助手，做些文书收发工作。因有以上几种关系，自然得到蒋信任，很快就当上了侍从秘书。以后，又兼任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

汪日章所说“以上几种关系”，是指：蒋介石的孙氏母舅孙琴风，是汪日章母亲的堂兄弟。早年，蒋家困难，时任宁波新顺杂木行经理的孙琴风曾常年资助过蒋家。因此，蒋介石对这位不是亲娘舅的娘舅相当敬重。爱屋及乌，这份敬意自然也就延伸到了汪日章的身上。

当上侍从秘书后，汪日章成为最贴近蒋介石的重要文员。当时，侍从室设有两个处，处下面还有组，一般的秘书都隶属于各个组，唯独侍从秘书不属组里管辖，直接为蒋介石代拆代行。汪日章说：“如戴笠来的情报、机密文件，连两个处的主任都不知晓，专门由侍从秘书收转，侍从秘书只对蒋一人负责。”

此外，汪日章还曾兼任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组长，既掌收发和来文分配之权，又负文牍处理之责。汪日章1936年3月9日的日记中就有“送陈主任公事十一件，钱主任十六件”。陈主任即陈布雷，时任侍从室二处处长；钱主任即钱大钧，时任一处处长。可见，当时的汪日章的确是最接近核心权力的要员。

画家谋划当市长

但是，好景不长，1938年6月，汪日章被调离侍从室，去了行政院。虽然担任的职务仍是秘书，但是，这个“秘书”与“侍从秘书”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远离了核心权力，汪日章

有了很大的失落感，开始考虑究竟是回归画坛，还是继续走仕途的问题。

1941年7月22日，汪日章曾去侍从室征求毛庆祥的意见：“是否去美术学校当校长？”毛庆祥认为“无甚意义”。

1942年2月5日，汪日章在日记中记下：“晚间，与罗敦伟谈彷徨歧路之苦状。渠云：‘年事尚轻，如再行数年，政界上无甚发展，再转艺途，一心专力，未为晚也。’”

听从了朋友的意见，汪日章继续行走在仕途中。同年7月17日，汪日章在日记中草拟了一封致蒋介石的短信，请求回侍从室工作，全文如下：

窃职奉派至行政院，倏已五载，平时小心自重，期有寸进。目下，院中人才济济，参事、秘书共有二十余人，复有参议办公者。公文承转无异关卡重重。

职默察现阶段之政事，危机隐伏，其应努力之处实多，固不必在此多占一席，无功受禄。拟仍钧座左右，以图涓垢之报。可否回侍从秘书之职？

敬祈

批示 祗遵 敬呈

委员长 蒋

此信大约是通过陈布雷转呈蒋介石的。汪日章8月1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时曾访布雷先生……托其公事之事，答应转达。”但是，此后，汪日章始终没能回到侍从室，更没有被恢复侍从秘书的职务，一直碌碌无为地呆在行政院，也一直在苦思究竟是回归画坛还是继续走仕途？1945年1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自思仕途奉迎，非其所长，不如弃之，专攻美术。”此后，汪日章曾一度将热情投向绘画。

但是，抗战胜利的消息，又使其改变了原来的决定。随着胜利的来临，有关上海市长、南京市长，及各省省长的人选陆续公布。汪日章认为：“外出效力，此其时矣。”开始为自己外出当市长或厅长奔走。8月23日下午4时，汪日章赴军政部，受到部长陈诚的接见，两人“谈市政与史画事，甚为相投”。最后，汪日章表露了希望去贵州任官的愿望。陈诚的回答是：已有向蒋委员长推荐你担任一市市长的意愿。

此后，汪日章曾多次前往侍从室，询问陈诚的推荐信来了没有？9月4日，陈诚的推荐信送达侍从室，一位郑姓文员为汪日章抄来了推荐信全文：

卅四年八月廿九日成发 437 号，签呈：陈辞修

查行政院汪秘书日章，供职行政院倏已八年，值兹抗战胜利，愿效奔驰，拟请予以各省委厅长或市长任用，可否之处进呈核夺委员长蒋。

9月20日，侍从室一位好友给汪日章打来电话，告知：蒋委员长对陈诚的推荐信已作批示，共6个字“交行政院核议”，因委员长没有否定的语气，所以这位好友表示贺喜。

随后，汪日章去行政院见秘书长蒋梦麟，蒋梦麟的回答是：“行政院无权过问人事。”显然执掌人事大权的蒋介石把皮球踢给了没有人事权的行政院。此事就此告终。

不料，事情后来居然还有转机。当年12月25日，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其女儿杨郁文嫁给了侍从室的军官竺培风，而媒人正是汪日章。汪日章由此与贵州省主席杨森拉近了关系。

1946年3月12日，蒋梦麟告知汪日章：同意将蒋委员长的批示转交给杨森主席。3月19日，汪日章获得这样一条消息：当天，蒋介石召见了杨森，杨森表示同意汪去贵阳当市长。

3月30日，沈鸿烈在重庆举办宴请，汪日章也应邀与会。席间，有人向汪日章道贺，说“恭喜贵州市长”等语。

但此后，正式的任命却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值得一提的是：汪日章还曾积极与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联系，希望宁波或温州设市后，能谋得一个市长的职位。黄也曾慷慨答应，但最终都没有下文。

布雷日记吐真相

汪日章当不上市长，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在蒋介石身上。蒋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同意汪去当市长，谁还敢反对？何况还有军政部长陈诚的推荐信。但是，蒋就是不拍板，而是把皮球踢给了行政院。

值得一提的是：在谋划市长职位期间，汪日章还曾给蒋介石送过大礼。1945年10月14日，画家吴茀之曾将一张吴昌硕的堂幅带给汪日章，托其卖5万元钱。10月19日，汪日章将这张石鼓文堂幅献给了蒋介石（第二天是蒋的生日）。那么，这5万元钱肯定是汪日章自掏腰包的。

蒋介石能接受这样的厚礼，也表明：汪日章虽已离开侍从室，但与蒋介石的亲友关系还是非同一般。那么，蒋介石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支持汪出任市长的呢？

阅看东方出版社推出的《陈布雷回忆录》后，这一疑团终于可以解开了。

陈布雷在书中说了这样一件事：1936年夏天，蒋公仍赴牯岭避暑。同行有钱大钧、汪日章等人。陈布雷则因小病未及同时上山。“某日，有工兵学校请颁训词。钱（大钧）不以寄余，而交汪（日章）组长与张彝鼎二人同拟，既拟就呈阅。蒋公见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援笔批曰：“此等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何得率为转呈？”

10天后，陈布雷上牯岭，才获知此事。他说：“钱（大钧）以代余受过，意甚不怿……然汪（日章）组长毫无内愧之心，余付之一慨而已。”

可见，正是因为汪日章与蒋介石的距离太近了，使得蒋对他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包括文字水平、处事能力）一个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的人，蒋自然不会同意其去当市长。

此外，《陈布雷回忆录》还披露：当年把汪日章掘出侍从室的人，就是陈布雷。请看他的回忆：

侍从室第四组，余早有提请易人之意，盖最初设置之时，仅为官邸有人司收发及来文分配之责，故如毛如汪，均非谙习公牍熟习政务之人。近年以来，蒋公身任要职文书萃集。抗战以后，党政各方请示裁决之件尤多，若无适当人选，明悉系统，擅长处理，且能文词，则余必事事亲理，既不胜其烦又必至误事也。

当时，江西才子陈方（字芷町）表示愿意与陈布雷共事。陈布雷先将陈方调入军委会秘书厅，然后，“请于蒋公，以彼担任四组事”。蒋同意后，四组组长汪日章被挤出侍从室，调往行政院。陈方接任四组组长。

所以，后来汪日章致信蒋介石希望仍回侍从室工作、仍担任侍从秘书的愿望，当然不会再实现。

在仕途屡屡碰壁的汪日章最终决定回归画坛。他致书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提出自己想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想法。又拜访政界要人张道藩，请他去教育部当说客。1947年9月16日，朱家骅召见汪日章，同意其担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0月9日，汪日章坐钱塘号火车来杭州就职。

在仕途奔波了15年，汪日章最后算是顺利回归画坛。这使笔者想起了汪日章1942年4月11日的日记内容：“十二时，在陈主任布雷处吃饭，谈有人请我长国立艺专事。渠意可去。”可见，在陈布雷的眼中，汪日章能胜任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但不适合担任政坛要职。陈布雷的观点自然会影响到蒋介石，加上蒋对汪也很了解，所以，汪日章在仕途上的进取屡屡碰壁，一旦回归画坛，就走得格外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