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40年来, 先秦史研究不论在史料的发现与运用, 还是在研究范式的超越与重构上, 皆取得了长足进展, 重要成果层出不穷。《逸周书·尝麦》言“夫循乃德, 式监不远”, 即谓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 为当下研究提供鉴戒。本文对相关成果的概述难免有遗珠之憾, 是愚闻见不广的结果, 这是先要深致歉意的。 概述与理论研究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陈寅恪先生全集》下册, 里仁书局, 1979年, 第1377页) 近40年来先秦史研究的发展, 也正遵循这条道路前行。改革开放40年来, 大量材料的整理和公布, 带动了相关研究。 首先是传世文献的持续深入梳理。此时期对传世文献的系统综合整理研究, 成果显著, 如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 (学林出版社, 1984年) 、顾颉刚与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 (中华书局, 2005年) 等。相关研究如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2017年增订) 、张怀通《〈逸周书〉新研》 (中华书局, 2013年) 等, 皆有深研卓见。此外,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新编诸子集成》及《续编》亦尤为学界重视。 其次是对既有出土文献的整理和汇编。20世纪以来, 大量甲骨、青铜器以及简帛出土, 相关著录数以千百计。将之系统整理、汇编,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持, 成为一段时间内史学工作者的工作重心。改革开放以来, 《甲骨文合集》 (中华书局, 1982年) 及《补编》 (语文出版社, 1999年) 、《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甲骨文合集释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和《殷周金文集成》 (中华书局, 1984—1994年, 2007年修订增补)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01年) 、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中华书局, 2001年) 、马承源主编多卷本《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文物出版社, 1986—1990年) 、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 (中华书局, 1987年, 2006年修订) 、王辉《商周金文》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 皆嘉惠学林, 很值得称赞。 长期以来, 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根本性转变。白寿彝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 可以说是这一转变的标志。随着新时期的到来, 学者对传统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和自觉突破。“酋邦”“早期国家”“中心聚落”等理论成果逐渐成为先秦史学者理解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的钥匙。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等, 皆是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的代表。 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同样跳出了传统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 如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 以实证研究方式对先秦时期具体社会状况进行了考索。在此基础上, 诸家学者不懈努力, 自下而上地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超越。张广志与李学功《三代社会形态———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沈长云与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等对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形态问题, 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此外, 对先秦国家形态的研究也是一大亮点。区别于社会形态研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国家形态研究主要侧重于关注政权如何组织管理, 国家权力如何运行。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 、谢乃和《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年) 、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 等成果的次第出现, 体现了学界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 社会史研究方面, 社会组织构成与转变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 2004年增订) 从“家族”这一血缘与社会组织层面系统分析先秦时期的社会构成, 可谓此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学术价值的著作。除了对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宏观把握, 对具体社会生活微观考察也卓有成绩。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该书对先秦时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了专门梳理, 论证精审, 自成一家。 制度史研究在此时期涌现了大量重要成果。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 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 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某项制度进行系统的专题梳理, 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年)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7年) 等, 都是值得称许的成果。 思想史随着大量先秦典籍文献的出土, 成为研究热门。进行体系性建构的, 以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 为典型代表。此外还有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年) 及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三联书店, 2004年) 等, 相关成果至为繁富。 先秦史研究在近40年中走向繁荣, 对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吸纳与综合功不可没。跨学科研究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和常态化手段。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学、民俗学甚至自然科学方法和成果, 都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强大助力。代表性成果有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及其《续集》 (科学出版社, 1998年) 与《再续集》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 (齐鲁书社, 1987年)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 , 以及胡厚宣、于省吾、裘锡圭等在古文字学方面的相关研究。此外, 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展开, 也为先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 以上所举, 为改革开放40年来先秦史研究的荦荦大者, 至于专门研究, 将在下面进行阐述。 传说时代与考古学研究 关于传说时代的研究, 主要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及文明、国家起源与传说时代两个角度展开。 这一时期, 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探索上的主要收获是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1981年苏秉琦、殷玮璋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文物》1981年第5期) , 并据此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6个考古学文化区, 开创了相关研究的新局面。在此基础上,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结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如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1986年第2期)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文物》1987年第3期) 、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 (文物出版社, 1990年) 等。 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运用于考古领域也对考古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手段的代表性运用, 即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随着基础理论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 通过聚落形态和遗址分布考察来深化对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物质文化遗存与意识观念的研究, 成为新时期对传说时代及文明、国家起源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思路。近年发现的重要遗址的发掘, 极大地推动了对于新石器时代认识和研究。 此外, 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著作也陆续诞生, 相关讨论持续深入。严文明《中华文明的始原》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从考古材料入手, 重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 相较于传说时代的渺无踪迹, 由于相关材料渐趋丰富, 学界对夏文化的探讨取得了更为确切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河南地区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发现, 大大缩短了人们认识夏文化的距离, 提供了一条由新石器时代晚期通往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途径。90年代发现的河南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为研究夏文化的来源及与其他文化的联系等问题提供了线索, 受到了学界重视。随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二里头:1999—2006》 (文物出版社, 2014年) 等发掘报告的陆续发表, 逐步揭示了夏商之际宫城及其布局、手工和祭祀活动的更加具体的面貌。许宏《最早的中国》 (科学出版社, 2009年)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三联书店, 2014年)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三联书店, 2016年) 等著作中对二里头、陶寺等遗址的考古成果有详细论述, 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了上古中国国家起源、城址格局、新石器文化兴衰等论题, 是基于考古成果探讨国家产生问题的新论著。 纵观40年来传说时代与考古学研究的特点和成绩, 学科交叉带来的综合效应越来越受重视, 为多部门协作的组织、工作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文化研究推动了对于考古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创新, 客观认识和吸收西方考古学理论, 并创造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考古理论和方法, 推动文化关系、人口特点等方面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殷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 殷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著名的《甲骨文合集》及《补编》以外, 考古出土的大量甲骨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版。殷墟附近出土甲骨主要分为3批。 (一) 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出土的4千多片有字甲骨, 收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小屯南地甲骨》 (中华书局, 1980年出版上册图版, 1983年出版下册释文、索引、钻凿) 。此外还有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 (中华书局, 1985年) 等。 (二)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出土一坑甲骨, 计1583片, 有字者689片, 后整理出版《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相关研究参考齐航福、章秀霞《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类纂》 (线装书局, 2011年) 。 (三) 2002年殷墟小屯南地继1973年出土甲骨后, 又出土甲骨600多片, 有字卜甲、卜龟227片, 这批材料编入《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 。这一系列甲骨的发现及著录, 逐步完善了科学发掘甲骨材料的著录体例。《小屯南地甲骨》每片甲骨拓片均注明考古发掘单位 (灰坑、房屋基址、墓葬) 、出土顺序号, 标明层位关系, 便于探讨甲骨断代。下册《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按考古类型学方法对甲骨钻凿作了系统分析, 也是研究钻凿形态的最新成果。于省吾主编、姚孝遂编撰《甲骨文字诂林》 (中华书局, 1996年) 汇集资料齐全、缕析细致、截断众流, 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至于安阳殷墟、郑州以外地区商代甲骨文发现, 主要是2003年山东济南大辛庄出土有字卜甲, 对研究商王朝与东方邦国性质、商方国都邑等问题意义重大。这些资料整理者不辞辛苦、嘉惠学林的精神, 至为宝贵。 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史最为可靠的一手资料,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 对新时期以来甲骨学相关研究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总结。而对甲骨文真伪认定、文字考释、缀合、文例、占卜形式等进行考察, 可为殷商史提供良好研究基础。卜辞真伪问题, 典型例子就是家谱刻辞。对此, 早期学者已有争论, 1985年李学勤等编《英国所藏甲骨集》 (中华书局, 1985年) 公布了更为清晰的照片和拓片后引起学界又一次争论。至于文字考释, 在前辈学者基础上, 如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 (中华书局, 1979年)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 (中华书局, 1992年) 等成果, 考释精审, 取得了显著成绩。尽管如此, 甲骨文的释读工作仍十分艰巨。至于文法、语例研究, 学界虽有涉及, 但目前仍较为薄弱。卜辞缀合某种意义为研究甲骨提供了新材料, 以黄天树为代表的学者多有收获, 出版有《甲骨拼合集》 (学苑出版社, 2010年) 及其《续集》 (学苑出版社, 2011年) 。 甲骨的分期断代问题是研究甲骨文的前提。随着新材料出土, 对董作宾提出的传统五期说, 学界有了新认识, 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2.“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1977年妇好墓发现后, 李学勤首先提出“历组卜辞”的概念, 根据文字特征、文例、人物、贞卜事类、称谓及与出组卜辞同版等多方面论证, 将传统归于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提前至武丁晚年到祖庚时代。支持者有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 (《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1981年) 、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 (《古文字研究》第九辑, 1984年) 等。为解释武丁至祖庚时期同时有宾组、出组、历组等几类卜辞, 李学勤提出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 一为宾组———出组———何组———黄组, 另一系统为 组———历组———无名组。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最早将“两系说”系统化, 按类型学原则根据卜辞字体及演变对卜辞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提出 概念。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 (文津出版社, 1991年) 、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均支持两系说, 并予以更具体的解释。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则全面探讨了“历组卜辞”的时代和分系。反对历组提前, 坚持认为历组仍属第四期武乙、文丁时代的论著, 包括肖楠《论武乙文丁卜辞》 (《古文字研究》第三辑, 1980年) 及其《再论武乙文丁卜辞》 (《古文字研究》第九辑, 1984年) 、罗琨与张永山《论历组卜辞的年代》 (《古文字研究》第三辑, 1980年) 、曹定云《论武乙、文丁祭祀卜辞》 (《考古》1983年第3期) 、陈炜湛《“历组卜辞”的讨论与甲骨文断代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等。关于甲骨分期的讨论, 极大促进了卜辞分类与断代研究水平的提高。 40年来, 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愈趋系统、细致, 研究内容涉及商代国家社会及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过往有长足发展。这些年来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 1.卜辞中“众”的身份问题。相关讨论涉及对商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传统研究一直在奴隶社会前提下展开, 改革开放后, 学界重新审视“众”的身份, 多认为“众”非奴隶, 如朱凤瀚《殷墟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 (《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 、张永山《论商代的“众人”》 (胡厚宣编《甲骨探史录》, 三联书店, 1982年) 等。 2.商代宗法制及相关研究。花园庄东地“子”卜辞的发现, 为商代家族形态和社会结构研究提供了新契机。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利用殷墟非王卜辞考察商人贵族家族的结构、经济基础和族长权力。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 (《文史》第17辑, 1983年) 从商人内部阶级探讨商代社会阶级结构, 肯定商代后期存在宗法制度。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从商王室的神主、宗庙制度等论证商代宗法制。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 (《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指出商晚期先王、先妣宗庙设置的原则主要在于是否直系;他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主张宗法制的核心是维护宗子在本宗族内至尊的地位。从家族组织的角度认识商代国家结构, 认为商王国的核心是商王朝与重要子姓宗族, 商王通过宗法关系控制子姓宗族, 也保证了对商王国内其他异姓宗族及被征服处于附属地位的部落的统治。 3.商王国国家结构形式研究。或认为商代存在封建诸侯制度, 如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 (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或主张方国联盟, 如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 (《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1981年) 提出8项确定商联盟方国的标准, 运用“都鄙群”解释早期国家形态。宋镇豪《商王朝的国土经纬》 (胡庆钧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也对商代国家结构进行探讨。或从家族组织角度认识商代国家结构。或认为商代存有多王, 国家松散, 如齐文心《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 (《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 高明《商代卜辞中所见的王与帝》、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的王族及相关问题》 (均载《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 文物出版社, 1990年) 等。 4.集合示名研究, 如大示、小示, 上示、小示等, 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认为大示是直系先王、小示是旁系先王。曹锦炎《论卜辞的示》 (吉林大学研究生处编《研究生论文集刊》1983年第1期) 指出大示是上甲至示癸六示。张政烺《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 (《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1979年) 则认为它示是二示, 是小示。贾洪波《殷墟卜辞集合神主“示”之丛识》 (《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对这些研究作了总结。 5.祭祀与宗教。对商人祭祀的研究中,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 和《商代宗教祭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是代表性成果。周祭是目前学界认识较为清晰的商后期王室的祭祀活动, 是轮流以彡、翌、祭等五种祭祀逐日祭祀自上甲开始的所有先王和直系祖先的配偶的制度。而对殷人宗教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上帝是否为至上神的争论。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 (《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商人诸神之权能与其类型》 (吴荣曾主编《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将商人神灵划分为上帝、自然神、由自然神人神化、非本于自然神的祖神, 也认为上帝并不是至上神, 也非商人保护神。 6.商王朝官僚系统。相关主要成果有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 (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殷都学刊》增刊, 1985年) 、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 (《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 1986年) 、王贵民《商代官职及其历史特点》 (《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瞽”》 (王宇信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等, 这些成果考察了商代的职官种类、历史特点, 对商周的职官体系进行对比。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 (《文史》第19辑, 1983年) 则提出侯、甸、男、卫由职官转化为诸侯的观点。 7.花东“子”卜辞研究。花园庄东地甲骨属于非王卜辞, 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子”的身份问题展开。专著有常耀华《殷墟甲骨非王卜辞研究》 (线装书局, 2006年)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 (线装书局, 2006年) 、韩江苏《殷墟花东H3卜辞主人“子”研究》 (线装书局, 2007年) 等。 8.族徽研究。从对族徽文字的考释, 到对其性质的探讨, 有姚孝遂“表意文字”说、林沄“早期铜器铭文”说、李学勤“族氏铭文”说、裘锡圭“族名文字”说等。学界主要就“复合氏名”进行了热烈讨论。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 (《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 提出其为母族下的分支;严志斌《复合氏名层级说之思考》 (《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商周复合氏名探析》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 2008年) 认为有共同作器现象;张懋镕《关于探索“复合族徽”内涵的新思路》提出同姓可能是分支, 异姓为姻亲说。对此问题的综合研究主要有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 (齐鲁书社, 2009年) 。族徽研究与氏族、方国地理关系密切, 学界对商代氏族由整理相关氏族铭文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氏族迁徙等问题, 如曹定云《殷代的“卢方”———从殷墟“妇好”墓玉戈铭文论及灵台白草坡“潶白”墓》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 甲骨文以外, 考古材料、商代青铜器均是研究殷商史的重要资料。改革开放以来, 陆续发掘了新的考古遗址, 如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墓地, 并出版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如《殷墟妇好墓》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 》 (文物出版社, 1987年) 、《夏县东下冯》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 (科学出版社, 1996年) 、《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2001年) 、《盘龙城:1963—1994年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2001年) 。研究商代铜器铭文的专著有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等。 对殷商史的总体把握, 宋镇豪主编的11卷《商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是目前最为系统的著作, 从多方位、多角度、深层次考察商代史。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 (共40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将难以觅见的甲骨学商史的著录及研究著作汇编。加之改革开放以来, 重印了大量早期甲骨文学者的研究著作, 嘉惠学林, 成绩巨大。 大略来看, 40年来殷商史研究发展迅速, 但研究中仍有较多不足, 现有研究结论也尚待进一步检验、完善。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简帛等新材料的出土, 学界对殷商史研究的关注固然有转冷的趋势, 但新材料如清华简所见“商书”的一些资料, 也为从其他角度研究殷商史事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契机, 这也是殷商史研究值得关注的新趋向。 西周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西周史研究的推进, 大体也可归为材料的发见与研究范式的创新两方面。材料的发见主要是西周时期甲骨卜辞及随着大量西周考古遗迹的发掘带来的大批青铜器的问世, 研究范式的创新则体现在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这一旧有研究范式后, 对西周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入探讨。以下即对这两方面举要说明。 西周甲骨多地皆有出土, 数量较多、较为重要的主要有两批:周原甲骨和周公庙甲骨。 周原甲骨发现于1977年岐山县凤雏建筑遗址, 计卜甲16371片、卜骨678片, 其中带字卜骨292片。周原甲骨的陆续公布, 引发了对诸如数字卦、“楚子”、“周方伯”等问题的广泛讨论。王宇信、徐锡台、陈全方、朱歧祥等都对周原甲骨进行了专门研究。在曹玮《周原甲骨文》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2年) 中, 周原甲骨卜辞第一次全部以放大照片的形式面世, 是目前利用周原甲骨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学界对周公庙甲骨的讨论也方兴未艾。截止到2011年, 周公庙遗址发掘中已发现西周甲骨10000余片, 可辨识文字近2600个, 其中“文王”“王季”“周公”等人名已被发现。目前周公庙甲骨只有零星公布, 系统研究尚未开始, 是西周史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随着对西周遗址的大量发掘, 除甲骨材料大量出土外, 一大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西周铜器铭文也陆续发现。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青铜器、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青铜器、河南平顶山西周应国青铜器、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国青铜器、山西绛县倗国墓地以及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眉县杨家村、宝鸡石鼓山、扶风齐村所出簋等器物的铭文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引起了学者广泛讨论。此外, 一批私人收藏的重要有铭青铜器也被公布出来, 最具代表性的是首阳斋等的《首阳吉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和罗新慧主编《首阳吉金疏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 。这些器物的面世和研究, 对彝铭所载西周史料的丰富都具有重要意义。 金文材料的运用, 离不开著录、释文。除《殷周金文集成》及其《释文》外,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 (中华书局, 2002年) 及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 (中华书局, 2010年) 著录了《集成》未著录的新出铜器铭文。此外, 张桂光主编《商周金文摹释总集》 (中华书局, 2010年) 提供了清晰的铭文摹本和准确简明的释文。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及《续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 将图像、释文与相关背景资料集中列出, 也为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此时期, 出现了系统地释读铭文以方便阅读和理解金文材料的著作。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此类著作中体量最大、印刷最精、最为系统的一部。此外, 唐兰遗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中华书局, 1986年) 虽只完成了穆王以前的铭文释读, 但在断代和释读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陈佩芬《陈佩芬青铜器论集》 (中西书局, 2016年) 也是一部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著作。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更是全面深入研究青铜器的翘楚。 改革开放后, 新见简帛文献与西周史研究直接相关者不多, 但近年来陆续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至第七辑 (中西书局, 2010—2017年) 中有一批“书”类文献, 虽然写定年代是战国, 但其来源很可能是西周时期, 如《程寤》《保训》《厚父》等, 或素来未见流传, 或可与传世文献对读。《楚居》是楚人自述先人历史, 详细记述了楚国迁都过程, 可信度较高, 对研究西周时期楚国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系年》对西周的很多记载不见于传世文献, 史料价值极高, 尤其是对两周之际历史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日益热烈的同时, 学界对传统文献的梳理也从未停止。自“古史辨”思潮兴起以来, 老辈学者已经对传世先秦典籍文献的成书时间作了全面检讨与研究。目前公认成书于西周的文献较少, 主要有《尚书》“周初八诰”和《逸周书》中的部分篇章。 近20年来学者对《逸周书》关注颇多, 其中最重要的当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2007年修订) 及张怀通《〈逸周书〉新研》 (中华书局, 2013年) 等。前者在《逸周书》文献的梳理、校对、释读上用力颇深, 是研究《逸周书》可依据的较为详赡的注本。后者则多着力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系统整合, 直面典籍性质、成书年代、史料价值等最重要的问题。“清华简”已公布了数量不少的“书”类文献, 相信未来一段时间对“书”类文献的讨论将再次迎来高峰。 西周年代学也是近40年学者关注的重点, 西周诸王纪年问题始终是困扰学界的重要命题。此问题可分为两部分理解:一是诸王纪年的起点, 即武王伐纣之年的考订, 二是对西周诸王纪年的编排。 对武王伐纣之年的研究, 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 (《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揭开了研究热潮的序幕。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而达到高峰, 相关成果集中体现在“断代工程”丛书之一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 中, 目前学界关于武王伐纣之年的观点并未完全一致。 对西周诸王纪年的研究随着青铜器铭文断代, 至今仍是金文研究的热点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编纂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 (朱凤瀚、张荣明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 , 汇总了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周纪年的史料以及20世纪国内外学者关于西周纪年的研究成果, 但也未得出一致结论。此后, 刘启益《西周纪年》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年) 、张闻玉等《西周纪年研究》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0年) 以青铜器铭文为主要材料, 系统地推演西周诸王的纪年, 亦各成其理。此外, 韩巍所提出“恭王长年说”颇见创新, 可成一家之言。 由此上溯到先周时期, 周族起源是近代以来广泛讨论的老问题。改革开放后, 由于考古资料的丰富, 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周族起源成为新趋势。首开此风的是邹衡《论先周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 此文通过对陶器和铜器器型的分析, 尤其是对瓦鬲的器型分析, 推演出一条先周文化的发展脉络, 开创了考古器型类比、出土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研究范式, 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西周史事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突破点在西周灭亡与两周之际。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从政治历史地理的角度切入, 对西周灭亡的过程及原因作出了新的解读。《系年》公布后, 出现了自《竹书纪年》后最系统、最可信、年代最早的关于两周之际的历史记载, 其中大部分史事不见于传世文献, 尤其是关于“周亡王九年”等关键性记载, 更是引发了讨论热潮。 除具体史事考证外, 学者在对社会的宏观把握上也卓有成就。改革开放以来, 对西周社会形态的探讨开始逐渐向西周国家结构的研究转变。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年) 和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 是改革开放后大陆学界研究周代国家结构的奠基之作。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 (三联书店, 2010年) 立足考古材料和出土铜器铭文, 抛开时代争议不定的传世文献, 得出极富新意的观点。 制度史研究向来是断代史研究的重镇。40年来, 诞生了一批西周制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譬如, 研究宗法制的著作有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 、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 (学林出版社, 1991年) ;研究职官、册命制度的著作有张亚初与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中华书局, 1986年)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 (学林出版社, 1986年) ;研究分封、采邑制度的有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 (文津出版社, 1992年, 2006年增订, 改题《周代的采邑制度》) ;研究礼乐制度的有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 (文津出版社, 1993年) 、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 (齐鲁书社, 1996年) 。五等爵制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一直是讨论热点, 近年亦有相关博士论文问世。研究社会生活的著作有常金仓《周代社会生活述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研究家族形态的著作有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研究土地经济的著作有金景芳《论井田制度》 (齐鲁书社, 1982年) 、李朝远《西周土地关系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对西周思想观念的研究, 基本超出了西周断代的范围, 专著也不多。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 罗新慧《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 (《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等是有代表性的论文。 纵观改革开放后的西周史研究, 呈现新材料、新观念与新方法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 学者们的深入探讨促进了西周史研究的大发展。 春秋战国史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 春秋战国史的研究旨趣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跳出“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传统研究范式后, 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随着考古发掘的逐渐深入, 新出土材料成为研究热点, 学者利用出土材料对春秋战国的年代、史事、文献、学派等问题作了深入考订, 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方面研究也日益成为重点。 1979—1990年间, 学界对春秋战国史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生产力、生产组织结构、土地所有制、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变法等方面。学者们试图通过对以上议题的讨论, 对春秋战国的社会形态作出判断。 此时期对于春秋战国社会形态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林甘泉《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 (《文物》1981年第5期) 、崔春华《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 (《中国古代史论丛》第八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李瑞兰《略论战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构成、来历及特征》 (《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 、韩连琪《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的变化》 (《文史哲》1984年第2期) 和《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及其演变》 (《文史哲》1986年第5期) 、吴荣曾《对春秋战国家长制奴隶制残余的考察》 (《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等。以上论著对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形态作了概括性阐述。 由于学界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的探讨和关注, 加上改革开放时期的时代背景, 作为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的变法改革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主要成果有: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 (《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黄中业《重评战国变法运动》 (《史学月刊》1981年第5期) 、王育成《商鞅变法始年质疑》 (《争鸣》1983年第4期) 、朱凤瀚《关于春秋鲁三桓分公室的几个问题》 (《历史教学》1984年第1期) 、斯维至《商鞅变法及其有关的问题》 (《先秦史研究》,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5年) 、徐中舒与唐嘉弘《略论春秋时代的变法改制及霸业》 (《先秦史研究》,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5年) 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也极大地促进了春秋战国史研究, 代表性的有《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78年) 、《望山楚简》 (中华书局, 1995年) 、《郭店楚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98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2012年)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及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诸器等。以顾颉刚、张政烺、李学勤、李零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铭文及中山国历史作了讨论。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中华书局, 2014年) , 其中关于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材料, 得以系统整理。而湖北随州文峰塔曾国墓地的发现则引起了学者对曾国的兴趣, 杨宽、石泉、曾昭岷、李学勤等学者曾就此问题发表多篇论文。这也掀起了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历史的关注, 如林剑鸣《秦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中华书局, 2007年) 等, 皆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诸子作为春秋末至战国时的独特群体也备受关注。1979—1990年间, 学界对诸子思想的讨论集中于对先秦诸子的综合评价、学派比较和对“百家争鸣”现象的述评。代表成果有金景芳《战国四家五子思想论略———儒家孟子、荀子, 墨家墨子, 道家庄子, 法家韩非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1期) 、乔长路《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学派划分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陈红映《先秦诸子起源新探》 (《思想战线》1983年第6期) 等。以上论著对诸子思想的分析, 多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划分的角度入手, 呈现出较浓厚的时代特征。而新时期则对诸子生平、思想及著作的成书过程、成书年代有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代表作品有蒋礼鸿《商君书锥指》 (中华书局, 1986) 、杨兆贵《〈鹖冠子〉新论》 (澳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 、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 (花木兰出版社, 2012) 等。诸子文献的出土也为诸子研究增添了新成果。 考古发现所见的汉墓文字资料中也有关于春秋战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 (见《银雀山汉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等在此时得到了深入研究, 陆续刊布的阜阳汉简, 也为研究诸子学说提供了新材料。 1990年至今, 春秋战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特点一方面是研究范式的超越与重构, 另一方面也是研究材料的不断丰富, 出土文献成为促进春秋战国史事及诸子思想研究的主要动力。 社会阶层的变迁是研究社会形态的重要问题。此时期, 学者们普遍关注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 涌现出一批讨论“士”阶层的成果, 如王泽民《春秋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及其社会文化性格》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马卫东《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等。 社会阶级的变迁也表现在经济形态的变迁上, 因此, 学界开始重视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与商业发展问题。此时期关于土地制度的主要成果有:林剑鸣《井田和爰田》 (《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 、林鹏《晋作爰田考略》 (《晋阳学刊》1982年第3期) 、李孟存与常金仓《对〈晋作爰田考略〉的异议》 (《晋阳学刊》1982年第5期) 、张金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 (《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 (齐鲁书社, 1984年) 、李瑞兰《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的由来、特征及作用》 (《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郭豫才《论战国时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再论我国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 (《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 、李修松《初税亩辨析》 (《安徽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张玉勤《论战国时期的国家授田制》 (《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等。通过对春秋战国土地制度的具体分析, 试图廓清当时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 进而认识社会阶级的分布状况及其关系。 作为经济运转直接体现的商业制度及币制, 以及商人的身份地位问题, 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杨生民《论春秋战国的市》 (《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杜勇《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何兹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 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 (《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张宏《战国秦汉时期私商类型叙论》 (《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 (中华书局, 2001年) 、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等均是其中代表。 不同于此前多数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形态的情况, 此时期, 学者的研究主题日益多元化, 思想观念、习俗、官制等议题都成为研究热点。思想观念方面, 代表性著作有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 (三联书店, 2002年) 、徐文武《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2年) 。另外, 徐勇《论春秋时期管仲和齐桓公的军事改革》 (《历史教学》1996年第8期) 、陈伟《春秋时期的附庸》 (《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蔡锋《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等研究成果也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 新出之春秋战国青铜器为相关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肖梦龙、刘伟主编《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4年) 、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齐鲁书社, 2004年) 、彭裕商《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中华书局, 2011年) 。其次, 一批重要简帛资料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风俗、信仰、诸子思想以及文献流传的研究提供了新助力。1998年公布的郭店楚简为研究思孟学派、人性论、《老子》一书的流传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2001—2012年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共公布9册, 其中多篇简文对研究《诗经》研究、性情论、上古帝王传说、文献流传有重要意义。这批新材料出现后, 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 (十四种)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年) 汇集并订正资料和研究成果, 为相关研究创造了便利, 很为学界欢迎。 面对简帛材料大量出现, 不少学者也对文献流传、学派划分问题进行了反思。代表性成果有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出土文献》第四辑, 2013年) 、刘笑敢《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的启示 (之一) ———反思三种考据方法的推论前提》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等。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春秋战国史研究的成就, 可以看到, 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与研究范式的自觉革新, 是促成此历史成就的重要原因。但学界应意识到纯粹的出土文献研究的局限性, 应当以更加系统的思维来看待春秋战国史的研究, 放远目光, 促进史学研究向着更加繁荣的方向持续进步。 综上所述,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总体看来成就巨大, 进展迅速。特别引人注目的, 一是甲骨、金文、简帛等重要考古文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成绩突出, 促进了相关研究的迅速发展;二是一批标志性重要成果的出现, 如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宋镇豪主编《商代史》、朱凤瀚著《中国青铜器综论》等, 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面对已有成绩,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 目前的先秦史研究待整理的新材料、待研究的新问题、待开辟的新领域还比较多, 广阔天地, 大有可为, 还需要学界持续努力, 发扬创新精神, 进一步开创先秦史研究的新局面。（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本文转自文史研究公众号。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