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钱塘江口弄潮的由来

我国古代钱塘江口“弄潮”由来久矣！成书于唐代元和八年（813）或九年（814）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钱塘县“浙江”（即钱塘江）条云：浙江“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大。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长庆二年（822）至四年（824）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其《重题别东楼》诗中也有“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沾弄涛旗”之句，并自注云：“余杭风俗，每寒食雨后夜凉，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每岁八月，迎涛弄水者，悉举旗帜焉。”既已习惯成俗，而且动辄“数百里士女”“共观”，足见由来已久。

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认为杭人弄潮始于春秋。该志卷十“浙江”条云：“《秦纪》‘始皇东游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度’。始皇周游八极，尝渡海观日虫，而浙江水波恶，不敢径渡，以此知钱塘江足为天下之险矣。盖其涛山浪屋，吞天沃日之势，挟以怒潮，鼓以烈风，虽长江大海无是也。又按《夫差内传》，‘吴王赐伍子胥死，乃取其口，盛以鸱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势不可御’。于是仲秋既然，杭人以旗鼓迓之，弄潮之戏，盖始于此。又《越王外传》云：‘越王赐大夫种死，葬于西山之下，一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审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按此所载，虽若荒唐，然二子以忠愤激烈，抱冤万古，与潮俱壮，如孟津阳侯之类，理或有之也。秋中潮愈怒，吴人轻生者，乃无故以身试怒潮，名为弄潮。”上述《秦记》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夫差内传》及《越王外传》分别为《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和卷十《句践代吴外传》，孟津为黄河古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之东，阳侯，高诱《淮南子•览冥训》注云：“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溺水而死。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

诚如施谔所说，所谓子胥兴潮虽属荒唐，但作为对死者的一种怀念，进而举行祭祀，再而出现弄潮，却是完全可能的，理由有三。

（一）钱塘江口杭州，乃是春秋时期吴越民族的生活地域。吴、越民族是在石器时代跨湖桥先民，河姆渡先民、良渚先民等等先民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一个民族，是一个擅长水上生活的民族。跨湖桥先民早在距今8000年—7000年之前，已经能够制作独木舟，杭州水田坂遗址仅一条水沟当中能取起出土的木桨就有4支，而且有宽翼、窄翼两种。按照先有舟后有楫的民俗学理念，水田坂的良渚先民也应该制作了独木舟，只是还没有被发现。

独木舟、木桨的创制，是先民们长期水上作业知识和经验的结晶。与杭州相近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鱼骨相当丰富。但明显属于捕鱼工具者却仅出土了几件小型鱼镖，鱼叉、鱼钩、网坠之类很少有见。可能河姆渡先民除了采用鱼镖枪、木矛、竭泽而渔外，还能采用其他方式甚或徒手捕鱼，可能有出乎我们意料的高超水上功夫。

长期的水上作业，形成了吴、越民族“断发文身”、跣足不冠等独特的生活习俗。这一类记载先秦文献屡见不鲜。《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亦说其“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应劭注云：“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也。”《说苑•奉使篇》记载有一则越国使者诸发出使梁国（即魏国）的故事，说是诸发至梁，梁臣韩子传话说：“大

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诸发回答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灿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梁王听后，立即“披衣出见诸发”，并为此驱逐了韩子。这则故事流传很广，《韩诗外传》卷八第一章也有记载，只是越国使臣名为廉稽，出使的国家为楚国。“文身断发”成了吴越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谭其骧教授曾经说过，春秋时期吴、越两国是同一个民族所建立的两个国家。即伍子胥所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1]，吴国“顾在后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2]；越国“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3]。环境的险恶，生活的艰辛，长此以往，使吴、越民族练就了一身精堪的水上功夫，因而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和能够“溯涛触浪”的“弄潮儿”，并且代代相传，成为吴越文化之一绝。

（二）吴、越民族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4]。《越绝书》卷四《越绝计倪内经》云：“浩浩之壮，潮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言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所以尤其崇拜水神。广西左江流域岩怀山有一幅大型的古代岩画，整幅画面共有三条船只，乘船者皆侧身前伸，腿稍弯曲，前后成一排，动作一致，富有节奏感，似在船上且歌且舞，又似春棹击水之状，船前后两边，各有一群歌舞者，场面隆重而热烈，反映了古代骆越（越人的一支）祭祀江神的场面。越王句践在灭吴以后，首先想到的也是“春祭三江，秋祭五湖”[5]。伍子胥自被害以来，一直被视为潮神，祭祀自当更为隆重。文献中大凡记载“弄潮”的文字，不说“迓子胥”，便说“迓（潮）神”。《后汉书》卷八十四《曹娥传》记载上虞人巫祝曹盱“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波溯涛迎婆娑神”，文中“婆娑”指舞蹈。《诗•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传：“婆娑，舞也。”所以“迎婆娑神”应为“婆娑迎神”。此神，《困学纪闻》引《曹娥碑》作“伍君”，《艺文类聚》引《会稽典录》作“波神”。按照上述，此神即“波神”，即“伍君”，亦即伍子胥。

（三）关于伍子胥祠的地点，《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云：子胥之尸“浮于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胥山所在，《史记》唐张守节《正义》引《吴地记》云：“胥山，太湖边胥湖东岸山，西临胥湖。”[6]南朝宋刘道真《钱塘记》云：“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 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俗云，与钱塘潮水相应焉”[7]。北魏郦道元《水经•浙江水注》持钱塘江边胥山（今杭州吴山）和太湖边胥山（今江苏苏州西南）两说并存。

实际上，伍子胥祠作为伍子胥的纪念地，设于两地、三地，皆属正常，东汉曹盱溯曹娥江潮婆娑迎潮神伍君，很难说曹娥江边就没有伍子胥庙。杭州的子胥庙，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设立于何时，但根据《钱塘记》的记载，至迟在南朝宋时肯定已经存在。唐中宗（705—710）时，狄仁杰奏毁吴楚淫祠1700余所，唯伍公祠（即杭州子胥庙）与夏禹、太伯、季札等四祠留存不毁。宋人王安石于康定二年（1041）为杭州伍公祠作记文说：“吴亡千有余年，事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独子胥之祠不徙不绝。”王安国记文也说：“胥山庙者，吴人奉事，盖已千有余年。”[8]由此看来，杭州吴山的子胥庙确实历史久远。

鉴于杭州先民自古以来擅长水上作业，因而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和能够“溯涛触浪”的“弄潮儿”，并且代代相传，成为吴、越文化之一绝；杭州先民又有“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而且尤其崇拜水神，将伍子胥视为潮神，敬畏有加；杭州又很早就有了祭祀伍子胥的祠庙，由上述推测，春秋之时为杭州“弄潮”之始，乃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杭州在唐宋以前文献稀

少，仅有的一部刘道真《钱塘记》又早已散失，只在《水经注》等典籍当中留下了片言只语，所以不见文献记载。但我们不能但凭文献记载而化史实之有无。按照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白居易《重题别东楼》自注，杭州观潮、弄潮至迟在唐代后期已经习以成俗。然后在几乎悄无声息250年后的宋治平间（1064—1067），郡守蔡襄发表了《戒弄潮文》。我们显然不会怀疑唐代元和至宋代治平之间杭州弄潮儿仍在“弄潮”，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之前杭州不存在“弄潮”。不要说杭州唐宋以前文献稀少，既或有文献，但对“弄潮”不作记载，亦属正常。因为不同的文献有着不同的选材标准，没有必要凡事必记。此外，也许在当时当地文人眼中，“弄潮”只是下里巴人平常事，没有必要加以记载，也许如《考工记》所说：“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胡之无弓大也，非无弓大也，夫挖而册哦弓大也。”

二、古代钱塘江“弄潮”的盛衰

唐代后期杭州“弄潮”之盛一直延续到宋代，尤其是南宋，“弄潮”之风更甚。吴自牧《梦粱录》卷八《观潮》云：“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满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云：“吴儿善泅者数百，皆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不沾湿，以此夸能。”不但弄潮儿人数众多，而且历时也长。据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舟船》记载：“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间，则有弄潮者，执旗执竿，狎戏波涛中，甚为奇观，天下独此有之。”《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孝亲》还记载淳熙十年（1183）八月十八日太上皇高宗及孝宗在浙江亭观潮的盛况说：“自龙山已下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西兴一带，亦皆抓缚幕次，彩绣照江，有如铺锦。市井弄水人有如僧儿、留住等凡百余人，皆手持十幅彩旗，踏浪争雄，直到海门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戏、撮弄等，各呈伎艺。并有支赐。太上喜见颜色，曰：‘钱塘形胜，东南所无。’上起奏曰：‘钱塘江潮，亦天下所无有也。’太上宣谕侍宴官，令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进呈，太上以

吴琚为第一……两宫并有宣赐。至月上还内。”这是见诸记载的第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弄潮”比赛，参加选手百余人，如僧儿、留住大约就是这次比赛的优胜者。

笔者于《中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一文中曾经说过，古代杭州湾钱塘江口所以能产生“弄潮”，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日、月、星辰尤其是月亮的运行，季风气候，以及钱塘江口喇叭形河口及其底部的庞大沙坎，即所谓“天时”、“地理”造就了举世罕见的钱塘江潮，而“弄潮”则仰仗于“人和”。“人和”既造就了一支“弄潮儿”队伍，也造就了一批痴迷的“弄潮”观众群。而无论是“弄潮儿”队伍，还是“弄潮”观众群的造就，都需要一个发达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为基础。杭州自隋开皇十一年（591）建州城以后，到了唐天宝元年（742）全州8县户口已达86258户，585963口，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誉其为“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又经过五代吴越国和北宋的发展，至南宋一跃而成为国都之所在。据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记载，咸淳四年（1268）杭州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432046口。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称之为“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了祭祀潮神的中心。“弄潮”健儿们当然期望在杭州钱塘江口一展身手。杭州由此而成为“弄潮”的中心，“弄潮”之风由此而盛。尽管北宋治平（1064—1067）中郡守蔡襄出于对生命的尊

重，特撰《戒弄潮文》，提出“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熙宁（1068—1077）中，两浙察访使李承之再次“奏请禁止”弄潮。然终不能遏也。尤其是南宋政府，乃至皇帝的倡导，更使杭州“弄潮”达到了极盛。当然，江南运河的开通在杭州“弄潮”的兴盛当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交通能力作保障，“数百里士女”同在“江干上下十余里间”，同在八月十八日这一天“共观舟人渔子”“弄潮”，其人员的聚集和疏散，都是难以想象的。[9]

杭州钱塘江口“弄潮”极盛于宋代，也衰在宋代。宋治平中郡守蔡襄《戒弄潮文》对“弄潮”的危险性说得非常言真意切：“厥有善泅之徒，竟作弄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为矜夸，时或沉溺，精魄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穷令戒。”南宋时人也不乏微词。

宋亡以后，世事迥异，而且毕竟“弄潮”危险性太大，所以盛况不再，明朝万历（1573—1620）以后，“弄潮”便鲜见记载，逐渐消失。

钱塘江口“弄潮”的衰落以至消失，应该与钱塘江河口的变化有关。杭州湾钱塘江河口历史上曾经历龛山、赭山间南大亹，赭山、河庄山间中小亹和河庄山以北北大亹（即今入海口）的由南而北的变迁。大致南宋以前，一直稳定在南大亹入海。经历了短暂的中小亹以后，至乾隆二十四年（1795）才相对稳定在北大亹入海。伴随着河口的变迁，钱塘江水灾频生。自元初止于明末，就发了大水灾20次之多。溺死万人以上的水灾也屡见不鲜。明人朱淑贞《海上纪事》诗：“飓风拔木浪如山，振荡乾坤顷刻间。临海人家千万户，漂流不见一人还。”写的就是成化八年（1472）七月钱塘江的大水灾。钱塘江入海口的变迁必然导致钱塘江水文的变化，最是经验丰富的“舟人渔子”也需要一个重新认识、重新熟悉钱塘江的过程；而噬人成千上万的钱塘江潮灾，不能不对人产生一种强大的震慑。上述种种，最终导致了钱塘江口

“弄潮”的逐渐消失。

三、“弄潮”与冲浪运动的关系

中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应该是目前冲浪运动的前身。

冲浪运动，我国1999年版《辞海》解释是“滑水运动项目之一。运动员站立在冲浪板上借助海浪进行的运动……运动员俯卧或跪在冲浪板上，用手划至适宜的海浪区，当海浪推动冲浪板滑动时，在浪峰前面乘势站起身，随海浪快速滑行。比赛按在规定时间内，运动员完成的冲浪数和质量，用20分制评分决定名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一种水上运动。运动员立于板上或直接踏水，靠奔向岸边的海浪托起浮于水面”，接着又指出了冲浪运动的场所、冲浪运动员的种类及冲浪过程。

冲浪运动的场所：“深水处的巨大而平稳的海涌陡升，会形成层层竖立的浪头，当这种浪头冲到距岸边100~1000码的渐次倾斜的暗礁或沙滩时，最适宜于冲浪运动。如海底在靠近海滩处形成陡坡，就会使浪头更为汹涌，在这种情况下冲浪运动难度较大，更利于运动员大显身手。在像夏威夷的马卡哈这样的理想地点，浪头高达14英尺，冲浪起码可以延续到半英里的距离。”

冲浪运动员的种类有“立于板上或直接踏水”，即借助冲浪板和直接踏水两大种类。冲浪板有长板、腹板之分。此外，冲浪运动员还可着游泳脚蹼。冲浪运动员一般使用狭长的马力布板，亦可使用较短的腹板，甚至可以不用板而将两臂高举过头全身挺直进行冲浪。腹板冲浪运动员将板紧贴在胸部而用腿调整方向。不用板或使用腹板的运动员着游泳脚蹼以利于追还浪头。

冲浪过程：“运动员先携带冲浪板逆浪而进，到达浪峰较陡之处，在一个浪头接近之时，伏在冲浪板上用力蹬水，迅速朝岸方向游泳，赶上浪头时，先跪起，继而立起，乘浪前进，直到靠近海滩浪头消失为止。”“长板冲浪运动员两臂高举过头，四肢摇动，利用身体重量控制速度和方向。”“优秀冲浪运动员斜向朝岸边行进以便提高速度并延长冲浪距离。”

比对《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古代钱塘江口不但“涛山浪屋”“虽长江大海无是也”，而且沙滩也非常广阔。东汉人王充《论衡》卷四《书虚篇》中所说：钱塘江“浅多沙石，激扬为濑”，“濑”也就是沙滩，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一《浙江》也说：“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属会潬），北望嘉兴大山，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潬（水中沙为潬），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盖以下有沙潬南北互之。”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冲浪运动员有“立于板（即冲浪板）上或直接踏水”，冲浪板又有长板、短板、腹板等等相比较，古代钱塘江的“弄潮”似乎只有“踏水”一种。如《梦粱录》所谓“执旗泅水上”，《武林旧事》所谓“踏浪争雄”。又如苏东坡《瑞鹧鸪》词所谓“碧水影里小红旗，侬量江南踏浪儿”。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十四《浙江》说得尤为明白：“濒江之人，好踏浪翻波，名曰弄潮。”我国古代有些人“踏水”水平很高。《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中的浪里白条张顺，“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过他肚皮，渰着脐下”。虽小说家言，也许真有这样的高人。而“弄潮”儿手中执旗，应该是为平衡身体，“控制速度和方向”。但未见有使用游泳脚蹼的记载。

关于“弄潮”的过程，《梦粱录》卷四《观潮》记载为弄潮儿执旗执竿“伺满潮出海门”，“浮潮头而戏弄”。《武林旧事》卷三《观潮》记载为“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都城纪胜•舟船》记载为“狎戏波涛中”。而观看弄潮者主要集中在浙江亭及龙山以下、对岸西兴一带。可以想见弄潮儿从海门开始，随着海浪向杭城方向的推进而一次又一次的弄潮，直到浙江亭、龙山、西兴一带，这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的冲浪过程也基本一致。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也就是近现代人的冲浪运动。欧洲人对于冲浪运动的了解，大致以英国人詹姆斯•科克船长1788年在夏威夷群岛所看到的冲浪运动为最早。实际上，当詹姆斯•科克到达夏威夷的时候，冲浪运动在当地已经是一项很受欢迎的运动，也就是说冲浪运动在夏威夷早已有之。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北部，居民以亚洲移民后裔和波利尼西亚人为主，其祖先与我国古代越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很可能就是随着越民族的迁徙而兴起的，其真正的发源地或在杭州湾钱塘江口。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通志》总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