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8日，黄先生在杭州仙逝。2014年4月12日，黄先生追思会在杭州举行。学兄楼毅生嘱我就黄先生对马可•波罗的研究写一篇文章，我欣然应命，因为这是纪念黄先生的最好方式。

黄先生195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工作，主要从事蒙元史研究。马可•波罗（1254—1324）是元代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所以兴趣广泛的黄先生在学术生涯中自然涉及到了马可•波罗。在《黄时鉴文集II（远迹心契）》（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中，有一篇注明是“2008年秋初稿，2009年7月4日改定”的文章，题为《中国早期介绍马可•波罗事迹的文献》。在此文的开头，有一段小序：“此文为纪念同窗学友王先恒而作。我们一起在大青山下度过廿一载（1958—1979），在无穷无尽的畅谈中，曾不止一次细说合作研究马可•波罗之事，彼此情状，今犹历历在目。”这段充满深情的文字告诉我们，早在内蒙古大学期间，黄先生就非常关注马可•波罗研究。

1979年，黄先生调到杭州大学工作。随后，黄先生发表了两篇关于马可•波罗的文章，一篇是《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与刊本》（发表在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学术集林》第8集上），另一篇是《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发表在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上）。当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不久，学术研究刚刚复兴，学术界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通过梳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脉络、总结被尘封了的研究成果来恢复学术传统；二是通过了解国外学术信息、把握国外学术动态来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黄先生这两篇文章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个案研究回应了时代的迫切需求。在《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与刊本》一文中，黄先生介绍说：马可•波罗的著作在西方流传甚广，形成了许多抄本及刊本，“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发现的抄本总共约有140种”，而且名称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所熟知的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主要依据的是西方众多译注本中的沙海昂法文译注本；现今所知最早的抄本乃是Zelada本（简称Z本），“摩勒和伯希和(P.Pelliot)合作，以这个Z本为底本，并校订汇补其他重要抄本刊本，于1938年在伦敦出版了题为《马可•波罗寰宇记》的英译本，同时并刊布了Z本的拉丁原文。这是迄今为止对马可•波罗书进行过严格科学整理的一种最完备的刊本。全书包括导言、译文、章次对照表、抄本分类表和文献目录，无疑也是从事马可•波罗研究的基本参考书。1955年，这个刊本还有了韩百诗（L. Hambis）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在《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一文中，黄先生专门讨论了“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的年代日期”、“马可•波罗离华抵波斯的年代日期”和“马可•波罗被俘的年代日期”这三个问题。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就上述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介绍了杨志玖、玉儿、伯希和、柯立甫、岩村忍等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论著，介绍了许多重要的史料，例如马可•波罗游记的主要译注本、《史集》等阿拉伯文献、《永乐大典》中的记载。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可能难以体会到这两篇文章的学术意义，但在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国外学术论著难以觅获、学者极少有机会出国交流的上世纪80年代，这两篇论文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从而为深入研究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国际学术界对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外学者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史料证实马可•波罗不仅确有其人，而且到过中国。但在国外，也有学者始终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们的论证逻辑是：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最为独特的事物是万里长城、饮茶习俗、女子缠足等；而在马可•波罗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到长城、茶叶、缠足等最令欧洲人感兴趣的中国事物（或者说，马可•波罗“漏写”了许多中国事物），因此，马可•波罗不可能到过中国，他是根据别人的资料（例如波斯人的中国游记）道听途说编造出来的。虽然国内外学者一再反驳这种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观点，但反驳的方法基本上通过发掘中外文史料来论证马可•波罗是到过中国的，而没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为什么马可•波罗会“漏写”一些中国事物。黄先生在研究马可•波罗的过程中觉得，要想彻底打消人们对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怀疑，就必须从正面来回答马可•波罗为什么会“漏写”那些中国事物。为此，黄先生转换角度，另辟蹊径。他通过讨论以下问题，来积极回答为什么马可•波罗会“漏写”一些中国事物：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能够看到长城、茶叶、缠足吗？按照这样的思路，黄先生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一文。此文以丰富的史料证明，在13世纪90年代之前，饮茶之风并未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普遍流行，“进入14世纪以后蒙古人逐渐饮茶成习，历明清以迄于今”，因此，“在上述情况下，马可•波罗来华（1275—1291年居留中国），他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间，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信息。所以，他未有记茶是合乎情理的”。这篇文章不仅结论具有说服力，而且还在方法论上为研究马可•波罗其人其书开辟了一条新路，所以又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4年第4期上。后来，杨志玖先生将黄先生的这篇《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誉为“精密细致”之作。[1]我是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的，1982年本科毕业后，即考取毛昭晰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外国史前史。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杭州大学当助教，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当时黄先生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我在世界史教研室，所以往来不多。我当时只知道黄先生是研究蒙元史的专家，学术造诣很深。我第一次与黄先生比较深入地讨论学术问题，大概是在1991年。可能是为了参加一个什么学术会议，我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的文章（后来发表在《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上）。我把一份油印稿塞到黄先生的信箱中，觉得他可能会感兴趣去翻翻，但并没有希望黄先生会重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出自小助教之手的文章不一定会被黄先生看上。不久，黄先生和我在历史系资料室相见，他非常认真地和我讨论那篇《关于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没有客套，非常真诚，这令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助教，而黄先生已经享誉学界了。此后，黄先生和我的交流稍多一些，但并不频繁。

1995年，国内大学兴起“博士热”，历史系主任杨树标教授要求年轻教师都能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那时的杭州大学世界史学科还没有获得博士授予权，于是我就去报考杭州大学哲学系陈村富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陈村富教授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家，我则对古希腊历史作过一点研究，所以两人早有交往。但不巧的是，考试结束后，我虽然上线了，但陈村富教授的招生名额已满，无法再录取了。我自己并没有十分在意，因为当时的高校还是比较传统的，不十分注重学位，更没有形成非要博士才能在高校工作的氛围。高校里的多数教师是硕士生，还有不少还是本科毕业的。几天后，杨树标教授问我是否愿意攻读黄先生的博士，我说非常愿意。就这样，我最后就成了黄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根本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系主任杨树标教授等人其实一直在为我攻读博士学位之事而奔走、协调。我更不知道黄先生实际

上非常严肃认真地对我进行过考察。2014年4月12日，在黄先生的追思会上，我遇到了久未见面的老师楼均信教授和孙如琦教授。我在杭州大学世界史教研室做老师时，楼均信先生就担任教研室主任。楼均信先生告诉我说，1995年杨树标教授打算安排我去做黄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时，黄先生曾专门找到担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楼均信教授，向他非常认真地全面了解我的情况。我听了楼均信教授的讲述后十分惊讶，因为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向我讲过这件事。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在我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毛昭晰教授、陈村富教授、杨树标教授、楼均信教授，以及黄先生等人，曾经以各种方式给予我无比可贵的关爱与帮助。

2013年黄先生去世后，我在《痛悼先师黄时鉴教授》一文（发表在《东方早报》上）中还是简单地写道：“1995年春，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先师的博士研究生。从此之后，一直跟随先师读书探史，析疑求真，面聆教诲。”听了楼均信教授的介绍后，我深感惭愧。现在才知道，能够成为黄先生的博士，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许多先生无私帮助、真诚关爱的结果。我亏欠这些老师的太多了!

成为黄先生的博士生后，我与黄先生的交往自然就日渐增多了。特别让我高兴的是，在向黄先生求学的过程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学术兴趣。那时黄先生住在杭州体育场路的杭大教师宿舍，我住在杭州大学附近的马塍路。我吃完晚饭后，经常骑着自行车到黄先生家中去请教，往往谈到深夜。黄先生是一个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人，他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热情。那时个人家用电脑刚刚出现，黄先生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新型工具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像年轻人一样学习使用电脑，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用五笔字型打字的。后来黄先生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居然因怕烦而拒绝学习使用电脑，为此黄先生还找了一个机会对他进行了批评。

1995年，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出版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书。此书比较全面地提出，由于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到长城等具有标志性的中国事物，所以马可•波罗不可能到过中国。1997年，《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译本出版，并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关注。1996年，黄先生把吴芳思的英文原著交给我阅读，并多次和我讨论此书。经过数次讨论，我们觉得可以选取长城作为突破口来回应吴芳思的疑问，并且将文章标题定为《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按照黄先生《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一文的思路，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应当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马可•波罗来华时长城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马可•波罗能否看到长城？如果能够看到，他所看到的长城又是什么样子的？）；二是长城是如何被西方人视为中国之标志的（也就是西方人对长城的认识历程）。按此思路，我们分别查找资料。当时还没有数字化的历史文献，所以我就在杭州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里把元代的文献都翻阅了一遍，将其中关于长城的文字逐一找出。此外，还在杭州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的角落里找到了不少珍贵的外文资料。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黄先生和我经常交流观点，讨论文章的结构。后来，黄先生让我先写出文章的草稿，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经过大概3个月的努力，我完成了《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的草稿。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U盘和移动硬盘。我兴奋地把文章拷在软盘中，来到黄先生家中，拷入他的电脑。我们两人对着同一台电脑，逐字逐句地修改文章。每遇疑义之处，就停下来讨论，或者再找资料补充，或者将几行文字移到后面，或者把几个句子提到前面，有时甚至把删除了的文字再重新找回，如此反复斟酌修改，直

到两人满意了才结束一段文字，然后再讨论下一段。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黄先生和我都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我几乎天天跑到黄先生家中去修改文章，吃完师母做的晚饭后再接着修改讨论，直至很晚。6月底的一个下午，我们终于完成了这篇文章。黄先生说文章打印出来后两人还要再看看，于是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家里。当天晚上，接到黄先生的电话，他说文章中有一处文字表述并不妥当，于是我们在电话中又讨论了一会。这次电话讨论虽然不长，要修改的文字也不是太重要，但黄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晚辈的尊重，让我铭记在心，至今难忘。又过了几天，黄先生告诉我说，在刚出版的《历史研究》上有一篇杨志玖先生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让我赶快到他家里去。我们认真研读了杨先生的文章，最后认为我们的《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一文在视角和思

路上与杨先生的文章并不相同，决定还是寄出去试试。于是，黄先生将这篇《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几天后，黄先生对我说，《中国社会科学》决定录用这篇文章，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自然更好。黄先生和我合作的《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上发表后，又被译成英文刊载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9年第3期上。

《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沿着黄先生在《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一文中所提出的论证方法，通过讨论马可•波罗来华时长城的实际状况，回答了马可•波罗为什么没有记述长城的问题。文章写道：“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除了极个别的关隘被人们加以修缮利用外，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长城只是作为古迹而和一些古寺废庙一起出现在元人诗文和地理文献之中”，“这样，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乃是合乎情理的，很自然、很正常的”。文章通过考察了欧洲人对长城的认识历程，进一步指出：到了明朝，欧洲人才开始把长城当作中国的主要象征，但他们所说的长城是明朝修建的长城，而不是秦始皇所筑的长城。由于从明朝开始的“西方人将历史上记载的秦长城与实际上存在的明长城混为一谈”，所以，导致了后来一些欧洲学者因为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而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文章最后一部分讨论了马可•波罗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认为：“要说明为什么马可•波罗会‘漏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事物，首先就必须考察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什么样子的；它们当时是不是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标志，是不是必然会引起外来旅行者的特别注意。只有在进行了这样的考察和研究之后，才能合理解决所谓的‘漏写’问题。” 黄先生本人曾向别人多次表示，他对于这篇文章是非常满意的。对我来说，通过和黄先生合作撰写这篇文章，收获就更多了，大到文章的构思布局，小到遣字造句。特别是，我原先一直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古籍接触得不多。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为后来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后来，黄先生又专题研究了马可•波罗入华时能否看到女子缠足的问题。他先后撰写了《元代缠足问题新探》、《元代缠足新考与马可•波罗未记缠足问题》（两篇文章都收录在《黄时鉴文集》中）。在这两篇文章中，黄先生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古代中国缠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黄先生分析说：“中国女子缠足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元代时候缠

足的主流是将女足的前掌和足趾缠窄，即缠成窄足，到了元代后期才出现类似‘三寸金莲’的记载。”因此，“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间居留中国，时在元代前期，他不可能闻见‘三寸金莲’那样的缠足。那么为什么他没有提到当时已有的缠足——窄足呢？可能的原因是：马可•波罗在中国时主要与蒙古人和色目人交往，他对汉族妇女将足缠窄的习俗尚未闻知，再说窄足窄鞋深藏于女子长裙之下，他这个洋人也难以得见”。这样的结论，既严谨，又具有说服力。

2003年底，当时在杭州出版社工作的徐吉军、吕凤棠先生约我写一本关于杭州与欧洲历史关系的通俗读物。这样，我写了一本题为《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的小书，由杭州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书稿写成后，我请黄先生作序。黄先生最后送来了《飞马尾上的杭州》一文，作为序言。黄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16世纪欧洲人绘制的一幅飞马形亚洲地图，讨论了标在该地图尾巴上的Quinsay一词。黄先生指出，Quinsay一词源自《马可•波罗游

记》，指的就是元代的杭州。黄先生不仅介绍了《马可•波罗游记》对欧洲人所绘地图的影响，而且还考察了13世纪—17世纪欧洲人是如何在地图上描绘Quinsay（杭州）的。黄先生的这篇序言是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佳作，为我的那本小书增色不少。而古代地图，正是黄先生和我共同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

黄先生离我而去虽然已经一年多了，但对我来说，黄先生好像就在我身边。当我醉心于某个学术问题时，冥冥中，常常会感到黄先生正在与我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一起交谈、一起质疑、一起解惑、一起欢笑。在这样一个极度功利、庸俗不堪、造假成风的学术环境中，能够成为黄先生的弟子，是何等的幸运！如果还有来生，我愿再次投到先生门下，一起享受

求知的快乐。

安息吧，黄先生！

（作者系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