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重心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全国义赈中心逐渐从苏州转移至开埠后的上海。清末民初，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慈善团体先后在上海创立，上海渐成全国慈善中心。1907年10月5日的《时报》就说“慈善事业之发达，独盛于上海”。1919年《申报》有“沪上为慈善渊薮”、上海是“全国慈善事业之枢纽”的评论。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慈善中心，善团数量多、规模大、善士荟萃。1919年，朱友渔调查上海慈善事业后说，“上海本地有救济与慈善机关至40所以上”。1936年《上海市年鉴》记载，该年在上海市社会局登记的慈善团体有199家。据相关城市的市政公报、地方志和调查资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其他重要城市的慈善机关数是：天津20家，北京24家，南京44家，广州38家，成都46家。故而民初《申报》等报刊常有“慈善机关之多，以上海为最”等评论。

　　上海不但慈善机关多，而且善团规模大，中国几个重要慈善组织总部多设于上海而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分支机构网络，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等。有些慈善机构虽然没有在全国建立分支机构，但其规模和影响也居全国重要地位。1912年合并同仁辅元堂、普育堂、果育堂、育婴堂、清节堂、全节堂、同善堂、施粥厂、保赤局、救生局、贫民习艺所等“数大旧机关而成”的上海慈善团，并没有在全国建立分支机构，但其规模和影响之大全国罕见。仁济善堂虽没有在全国建立分支组织，但它在慈善家施善昌、朱葆三、施子英、王一亭的先后主持下办善成效卓著，声名远播。上海慈善界许多重大联合灾赈活动往往由该堂参与发起、组织，其总办事机构常设于该堂，如1921年秋的江浙皖水灾义赈会、1923年的协济日灾义赈会、1927年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1928年的直鲁赈灾委员会上海总办事处、1929年的豫陕甘赈灾委员会驻沪总办事处等。仁济善堂不但是上海慈善界的联络中心、慈善事务商议中心，也是全国灾赈中心之一。其他如1912年创立的闸北慈善团，1913年创建的新普育堂、普善山庄，1919年创立的上海华洋义赈会等，其慈善救济范围和影响都超出上海。

　　创办、主持这众多慈善机关开展各类慈善救济活动的是为数众多的善士群体。在晚清义赈中，从上海协赈公所到丝业会馆筹赈公所、上海舆昌丝栈筹赈公所、高易公馆协赈公所、仁济善堂协赈公所、慎裕号协赈公所等，上海形成了经元善、屠云峰、郑观应、葛纯孝、施善昌、陈熙元、盛宣怀、唐廷桂、王松森、谢家福、杨廷杲、叶澄衷、朱葆三、严信厚、施则敬等慈善家群体。20世纪初中国红十字会创立后，上海又形成了沈敦和、施子英、严信厚，朱葆三、周金箴、陈润夫、曾少卿等慈善家群体。民初随着中国救济妇孺总会、新普育堂、闸北慈善团、普善山庄、中国济生会、上海联益善会、沪南慈善会、华洋义赈会的创立，上海形成由多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人员交叉、联系紧密的善士群体组成的庞大的慈善家群体，包括沈敦和、朱葆三、王一亭、黄涵之、盛竹书、张謇、唐露园、孙仲英、余日章、盛泽臣、冯熙、杨信之、朱志尧、王晓籁、徐乾麟、宋汉章、虞洽卿、李平书、陆伯鸿、顾馨一、施子英、庄得之、聂云台、周金箴、钱新之、陈光甫、史量才、沈田莘、陆维镛、秦润卿、朱吟江、贝润生、方椒伯、徐冠南、荣宗敬、穆藕初、姚慕莲、周扶九、祝兰舫、陈炳谦、郭子彬、沈联芳、莫子经、姚紫若等。其中，沈敦和、朱葆三、王一亭是清末民初全国慈善领袖。沈敦和创设中国红十字会，实际主持会务16年，“集三万会员，募二兆善款，国内国外天灾人祸，无役不从”。朱葆三创办或董理其事的慈善机构无以计数，所为公益慈善教育事业，若堂、若局、若医院、若学校、若山庄、若公会公所，或为其首创，或他人所主办，必推其董理其事。王一亭创办或主持的慈善机关之多更胜于朱葆三，凡上海慈善事业，无不有其名。他经手募集的赈款赈品价值达一万万元，被称为中国慈善“支柱人物”。

　　晚清，我国赈灾主体由官方为主向官、民二元主体转化，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显示了民间力量在灾荒救济中的重要作用。内忧外患中的政府，因财政拮据对于灾赈益显力不从心，越来越依赖于民间灾赈，以至到北洋时期，每遇水旱偏灾，各级官厅总是函电纷驰“为民请命”，乞赈于绅商团体。1922年9月《申报》的一篇时评就说：“救灾之举……官厅之责最为重要，然而今日之官厅，每于大灾起后，或开一会议乞助于地方团体，或发一急电求援于慈善团体，此外则绝鲜表示。”所以，杨端六在1920年华北旱灾时呼吁：“政府既无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之努力！”

　　上海是杨端六所说“商民”队伍最大的城市，也是善团众多、善士荟萃之地，成了遇灾时官厅和社会各界求赈之所，“无役不予”。仅从1918至1920年的灾赈情况看，上海参与全国灾赈就有如下特点：

　　其一，上海是全国各地受灾信息汇聚中心。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慈善机构、同乡组织、工商同业团体最健全的城市，也是全国交通、通讯、新闻媒体最发达的城市。全国各地每遇灾荒，告灾信息都会通过总会设在上海的全国性慈善团体的分支机构网络、同乡组织网络、工商团体网络等渠道，迅速汇聚上海，并向上海慈善团体和慈善家乞赈。

　　其二，上海参与全国灾赈规模大、范围广。全国各地每遇水旱偏灾，上海的慈善救济机关除单独参与筹赈外，往往汇集多个实力团体组建专门筹赈机关，统一办赈。如1920年6月，因湖南水灾、兵灾交织，上海慈善界中国义赈会、中国济生会、仁济善堂、普善山庄、联义善会、慈善救济会、佛教慈悲会联合组建“中华慈善团临时筹赈处”，统一筹赈。同年六七月间，陕西、福建雹灾洪灾告灾函电又纷至沪上，上述慈善团体又决议成立“中华慈善团合办湘陕闽筹赈处”。几天之后，浙江地区又狂风暴雨成灾，上海各慈善团体又公议增加浙赈，把“湘陕闽筹赈处”改为“湘陕闽浙筹赈处”，在中华慈善团联合会设总办事处，并在中国义赈会、仁济善堂、中国济生会、联义善会、上海联益施材会、沪南慈善会、普善山庄、佛教慈悲会、广益善堂设立分办事处。该年夏秋间，华北旱荒已异常严重，乞赈函电纷至上沪上，上海慈善界施子英、陆伯鸿、朱葆三、王一亭、唐少川、孙仲英、余日章、宋汉章、庄得之、徐乾麟、朱志尧等公议把上述四省筹赈处改名“中华七省义赈会”，集中上海各慈善团体的力量，统一筹赈中国南北方水旱各灾。这样集诸多著名慈善机关而成的专门灾赈机关，其规模和实力，是全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当时上海慈善组织的筹赈区域，已涵盖河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赈灾类型包括水灾、旱灾、兵灾、风灾、雹灾、战地救护等。

　　其三，上海的筹赈能力强，其筹赈力度是其他省市难以想象的。赈灾依赖赈款，筹赈本质上就是筹款。由于地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民间财富最集中之地，上海具有全国最强的筹赈能力。当时上海各慈善团对湖南各种灾害的赈济就“款逾百万”。在1920年9月16日上海华洋义赈会关于华北旱灾的紧急赈济会上，宋汉章、秦润卿、陆伯鸿、朱葆三、傅筱庵即时认垫达50万元。为筹赈华北旱灾，1920年12月，上海几个重要慈善救济组织筹款即达200万元。《大公报》评论：“就上海一隅而论，华洋义赈会已近百万，北方工赈协会四十万，广仁堂三十万，中华慈善团十万，商界筹赈协会二十万，即此数团，已募集二百余万，现仍继续进行，不遗余力。”1921年3月11日，上海慈善界为赈济华北旱灾举行“联合急募赈款大会”，募得72万元。（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