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编辑是不是会比较头疼退稿，您是怎么处理的？

荣新江：我们的稿子基本上都是单向匿名评审，对审稿人不保密稿件的作者。如果是推荐来的稿件，推荐人必须写一份学术的评审意见。有些情况下推荐的是学生或者关系户，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些则是推荐人真的发现了好作者、好文章。退稿的情况肯定会发生，也的确会得罪人。我想想，编《唐研究》，团结了百分之九十的同志，得罪了百分之十，这里面有百分之二三就成了仇敌。我是个广结善缘的人（用施萍婷先生话），最不想得罪人，但是碰到审稿人认为论文不能够发表标准的时候，我必须听专家的意见。一般情况下，我会把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合成一份，然后以《唐研究》编委会代表的名义发给作者。退稿的原因很多种，有的是质量问题，有的是不符合专号的主题，有些大牌教授的稿子也得照退。被退稿的作者心里肯定会不高兴，但也很少有来理论的。

我很感激这么多年来请的审稿人都是非常负责的学者，他们的审稿意见非常具体，有理有据，一般来说，发给作者以后，作者大多只有感激，没有意见。最近翻检《唐研究》编辑过程中的一些往来信件，早期还有不少纸本的书信和审稿意见书留存，其中包括黄永年、徐萍芳、吴其昱、傅璇琮、白化文、陈允吉、高明士、徐文堪、陈尚君、葛兆光等等很多人的手迹，有推荐文章，有审稿意见。随手检出一篇徐俊先生1996年4月写的审稿意见，三百字的稿纸写了八页，工工整整，对作者的看法，一条条分析，指出其问题，结论是：“此稿如刊于一般丛刊，似可。《唐研究》似不宜刊用。供参考。”这样的文字，只可惜无法发表，也不能告诉作者。所以我邀请的审稿人，个个都是无名英雄，他们在幕后，保证了《唐研究》的质量，也让我退稿时有充分的把握。

但这么长时间办刊，总会遇到个别不服退稿意见，反复纠缠的人。而我只能相信专家，坚持退稿，由此必然得罪一些朋友，有的相信会嫉恨一辈子，有的过若干年后，又是朋友了。

您怎么看核心期刊制度？

荣新江：西方的核心期刊叫leading journal，很多都经营了百来年了，每篇文章都会找全球该领域最顶尖的学者来审，所以在学术界，这些期刊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也受邀审过一些稿，基本上会给半年时间，要看得很仔细，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我也看过别人审我的文稿的意见，有时候写的意见书跟被审的文章差不多长，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中国的核心期刊制度历史都不长，大多数核心期刊是社科院系统的杂志，包括院级的《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以及所一级的《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等等，当然都是面向全国的杂志，现在这些期刊都采用匿名评审制，逐渐走上正轨，慢慢成为一个领域的核心期刊。过去由于经费的原因，其他机构创办的历史学期刊往往没能生存下来。等到九十年代以后经济情况好转，国际交流频繁，一些机构、学会、学术团体、个人开始创办学术专刊，但这些刊物往往没有刊号，也就无法成为核心期刊，有的进入核心集刊范围，但许多学术机构是不承认核心集刊的。虽然我认为学术水平是看文章，不看刊物的。但核心刊物办的好，把关严，那么多年下来，一个刊物发表的的确都是好文章，当然就是核心刊物。所以核心期刊不是看有无刊号，而是看有无持续不断的高水平论文。

一个学术共同体里面应该各种类型的刊物都有。《唐研究》多年来被南京大学评价系统评为核心集刊，也被一些高校列为核心期刊，某些学校认定在《唐研究》上发过文章是可以拿去评教授的。台湾“国科会”经过专家评审，也把《唐研究》列为核心期刊，所以台湾学者经常投稿。但罗杰伟创办唐研究基金会的最重要动机，是想资助中国大陆的唐研究，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发表大陆学人的文章。

回首学术界创办了很多学术专刊，与历史学有关的，如《学人》《原学》《华林》《学术集林》《国学研究》《燕京学报》《华学》《北大史学》等等，有很多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不是核心刊物，稿源有问题。坚持下来的一些高水平的刊物，因为是专刊，所以也岌岌可危。这种核心期刊的体制，对于水平不低的学术专刊是很不公平的。

您倡导学术书评写作二十多年，感觉现在的学术书评风气有没有改善？

荣新江：首先要特别声明的是，我虽然一直倡导写书评，但正面论述是更加重要的学术建树。说到书评，我认为一个学术刊物，书评是不可或缺的。放大一步说，一个学术界，不能没有书评。《唐研究》上发了不少书评，这点上我还是颇有贡献的。刘后滨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说：“《唐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23辑，对于隋唐五代史甚至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其最初出版的几辑，由于书评所占分量很重，明显区别于国内一般学术刊物，显示出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重要特色。《唐研究》的书评强调史料的辨析和深度解读，给被评书以学术史定位，甚至对被评书代表的学术领域或整个学科的特点和意义及研究动向进行综合分析，彻底走出了‘瑕不掩瑜’体书评格套。这使其在规范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刻影响了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范式。”是中肯的话。

北大的《国学研究》创办时，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建议发书评，他们就一直不发，因为怕惹祸。但从现在的学术刊物来看，发正式书评的越来越多了。发书评的第一条原则，是从学术史上来评价一本书，而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你当然可以挑错，但其实许多烂书是不值得一评的。西方的书评制度是可评的书才能进入这个系统，所以不会是特别烂的书。而且必须是一个领域的专家才能写书评，如果某人是某个权威期刊某个领域的书评撰稿人，那说明他是这个领域最大的权威之一，这是很高的地位和荣誉。在中国可能办不到，所以我们更鼓励年轻人写书评。写学术书评，如果书不错，评者也不错，有对话，这样才能把学术往前推进。再厉害的人，写书也一定会有漏洞，但写书评不能用侮辱性或人身攻击的词汇，这样流毒太深。随着年轻一代学人成长起来，大家在书评氛围的熏陶下，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现在颇有些学术刊物借鉴了《唐研究》的论文和书评的体例，比如《艺术史研究》《中古中国研究》等等。

《唐研究》后来的书评有往字数多的方向发展，好像老担心表扬人表扬的不到家，这个我往往要删；最好的书评五千字，大部分篇幅都是批评，这样对学术才有好处。我那本《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里被引用最多的就是关于书评的那部分，能够体现我的书评理念。

编杂志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遗憾？

荣新江：说具体一点，刚才说到书评，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遗憾是我自己没有坚持写下来。这也表明自己没有时间细致地读书，因此也就写不出书评来。或者是时间不够，看完书就忙其他事去了，时过境迁，书评也就写不出来了。

我编杂志从来不管卖，有时候日本大学的图书馆要购买过刊，进出口公司联系我，非要从我这里买，我说我只编书，不卖书，也没有库存。其实现在刊物都数字化了，有一两家公司曾经找我，要把《唐研究》数字化，但我觉得占用时间多，无法保证数字化的文本是否正确，还有就是根深蒂固的版权意识，觉得一些公司的数字化，对于作者的著作权和出版社的版权考虑不够。但现在一个刊物如果不数字化，那影响力就要小得多。在我担任主编期间，没有能够让《唐研究》数字化，是一个遗憾。

还有一事没有完成，也很遗憾。2012年初，罗杰伟曾提议要编一本《唐研究》最有代表性论文的英译本，就像由他编译、罗新主编的《中国学者论内亚》（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该书列为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研究丛书》第174册，2012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样，暂定书名作《唐研究英文选集》（Chinese Scholars on the Tang，直译是“中国学者论唐朝”），由他和艾安迪（Andy Eisenberg）教授合作编译。经过反复讨论，我选择了下面四个方面十二篇文章：

礼制与宗教，思想

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 “祀典” 与 “淫祠” 概念的落实  (雷闻)

论九宫祭祀与道教崇拜(吴丽娱)

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与城市空间 (孙英刚)

政治，社会

 “关陇文化本位” 与 “南朝文化北传” ——关谷隋唐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 (何德章)

韩愈日常生活研究 (黄正建)

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 (孟宪实)

长安研究

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 (荣新江)

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 (王静)

论唐长安城的营修与城市居民的税赋 (牛来颖)

考古与艺术史

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 (沈睿文)

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碑》拓本为中心  (张总)

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 (张广达)

我应他的要求，联络所有作者，获得他们的同意后，准备好所有Word文本、图版、作者简介等，在2012年9月9日全部寄给他。10月4日，他就把我的文章的译稿寄过来，效率十分高。可惜之后就没有音信了，其实他的身体已经不行，直到2013年7月30日不幸去世。后来罗新从他的电脑里拷来有关《唐研究英文选集》文件夹，我翻阅了一遍，发现只有张广达、牛来颖、孙英刚的文章有译文草稿，其他都是通信和为翻阅所做的词汇表、年表等等。很遗憾，这件事没有完成。但我们要深深感谢罗杰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的是《唐研究》的翻译工作。

最后应当说，我对《唐研究》的最大遗憾，是不能再继续主编这样一本好的刊物了。罗杰伟的去世，没有影响《唐研究》的经费，他生前已经做好安排，要继续资助《唐研究》的出版。我感到我已经圆满完成了《唐研究》的使命。我作为一名教员，要教好书，带好学生，还有会议和杂务；作为一个学者，我要研究和写作。因此，我只好对自己心爱的《唐研究》说再见了。我卸任是很彻底的，解散编委会，一切交还唐研究基金会，由基金会决定继任人选和以下的所有事情。

不做《唐研究》主编以后，您最想干的是什么？

荣新江：我是一个学术人，辞掉《唐研究》主编，目的之一是更好地做学问。

作为一个学人，仍然要多方面对学界做出回报。我在编《唐研究》的时候，同时也主编不少其他领域的著作，比如《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向达先生敦煌遗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敦煌讲座书系》《黄文弻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等等。现在虽然我不编《唐研究》了，但我仍然会编其他一些学术专集，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马可波罗行记译注等。我从来不是只顾自己学问的人，我努力用各种方式推进学术，所以，集体的项目也是我想做并努力往好处做的事业。

我做学问比较杂，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域史，中外关系史，或者说现在时髦的丝绸之路，还有隋唐史，涉猎较广，也还有不少抱负。我的治学之路的顺序，大致上是先做敦煌，从敦煌到吐鲁番，到西域，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资料积累延伸到中外关系，而隋唐史这一块主要做的是长安研究。2002、2003年的时候我就想写一本关于长安的书，叫《从王府到寺观》，章节都列好了，打算运用一些理论，把长安作为一个大的场域，实现新史学研究。北大历史系主要是做政治史和制度史，这是看家本领，我最初也做制度，比如研究归义军节度使的升迁，用的就是制度史的基本功。现在数据库发达了，我希望更多的是能够解释材料，能够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想法。我把长安作为场域，组织读书班，让学生在里面研究性别史、医疗史、社会文化，做一种活的区域研究。我的着眼点是从中古到近代的城市转变，安史之乱是个分水岭，那之后的长安不像过去那么封闭了。我得承认受到了李欧梵研究上海跑马地等公共空间的影响，借用现在的公共空间概念，落实到长安就是寺院。大的寺院都是王府或公主宅邸改建的，比如高宗当皇帝以后，他的宅子没人敢住，要么变成宫，要么就变成一个大的寺庙。皇戚的宅邸之大，有的范围就是一个坊，有的半个坊，它们本来是私密空间，一旦变成寺院以后就向社会开放，白居易他们喝酒赏月一喝就是一宿，就是去寺院里闹腾。学生读书、青年男女谈恋爱都是在这个空间里，整个城市就从这里动起来。这是我目前最想写的一本书。此外，关于西域史、吐鲁番文书、丝绸之路，等等，我都有题目要写，只是没有时间动笔。

当然，不只是想写学术的，也想写一些随笔性质的，如早就构思的《三下和田》《海外访书记》……

不要说太多了，免得完不成。我现在需要的是激流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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