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宋笔记》第一编由大象出版社出版。2018年，《全宋笔记》第十编出版，至此，这套大型文献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全宋笔记》的点校、编纂工作由上海师范大学戴建国教授主持，经上师大古籍所学术团队的不懈努力，以及大象出版社的精诚合作，前后历经三任所长、四任社长，耗时十九年。点校本《全宋笔记》共收入宋人笔记477种，汇编成10辑102册，总计2266万字，与《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并为宋代文献整理“四大全”。

2018年6月30日上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全宋笔记》新书发布暨座谈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术中心举行。会上“高朋满座”，来自全国的著名专家学者都对这一文献整理成果表示祝贺和感谢。

这次会议分四个环节。首先是开幕式，由上海师大社科处处长马英娟主持，上师大副校长陈恒、上海哲学社科规划办主任李安方、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分别致辞。接着是新书发布会，大象出版社社长董中山致辞，项目首席专家戴建国报告《全宋笔记》编纂整理情况，上师大工作人员宣读贺信、题词（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及其主任安平秋、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大象出版社原社长周常林致信祝贺，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题词）。随后，上师大古籍所向上海图书馆和上师大图书馆赠书。 

合影、茶歇之后是专家座谈会。因与会学者甚多，此处仅择要报道。座谈会由上海师大古籍所所长张剑光教授主持。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宋代文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主要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了他对《全宋笔记》的“特殊的感受”，他认为在诗、词、文之外，两宋笔记应纳入宋代文学研究的视野。面对洋洋十编《全宋笔记》，上海师大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朱瑞熙先生不禁回忆起他2004年在《中华读书报》为《全宋笔记》第一编撰写的评介文章。陕西师大教授李裕民先生表示，这项工作持续了十九年，相当于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引起大家会心一笑。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陈尚君早在2003年参加过《全宋笔记》第一编的出版座谈会，对此他感慨尤深：上师大古籍所长期坚持，大象出版社坚持出版，真是非常不容易。陈教授指出，诗、文两种文体之间的“四至”比较分明，尽管也有模糊的地段，而“笔记”模糊的地方可能更开阔，因此在取舍判别上有相当的难度，《全宋笔记》达到了通融的境界，既有限定，同时也有弹性。他表示，《全宋笔记》全十编是完成了，但对于“笔记”这一体裁还可以采取开放的态度，以利于后续的增补和修订。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学者做过宋人笔记的辑佚工作，陆续刊登在台湾的《大陆杂志》上，其中大部分尚未得到大陆学者的重视。同时，陈教授深切地指出，文献整理是一项十分繁难的工作，不亲历其事，恐怕很难有真切的体会。《全宋笔记》的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不免存在水平参差的现象和其他瑕疵，这都有待将来的修订。

南开大学教授查洪德同时兼任辽金文学学会和元代文学学会的副会长，他已接受大象出版社的邀请，准备整理辽金元的笔记，所以主要谈了他对《全宋笔记》编纂工作的“学习体会”。

袁行霈先生为《全宋笔记》的题词是：“取笔记之精华，补正史之缺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华瑞则认为，如果仅从“补正史之缺”的角度衡量《全宋笔记》，未免低估了这套书的价值和意义。李教授指出，正史大体反映的是国家的、官方的立场，笔记虽然同样出自士大夫之手，但基本上可以算作半官方、反官方的书写，假如从社会角度观察宋代历史，今人对两宋会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而这正是《全宋笔记》对学界的一大贡献。华东师大终身教授严佐之、华东师大古籍所所长顾宏义表示，华师大古籍所与上师大古籍所同根同源，作为兄弟单位，《全宋笔记》的立项、结项对华师大申报和投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朱子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日本学习院大学王瑞来教授曾参与《全宋笔记》的点校工作，他指出日本学界比较重视正史资料，而疏于运用笔记类文献，《全宋笔记》的出版也许会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他还表示，《全宋笔记》的编纂与出版，对以后整理宋代医书、农书等专书会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此外，浙江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宋史研究重镇的著名教授也在会上发言。 

作为这项学术工程的主持人，戴建国教授对团队的努力，对学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还特别提到傅璇琮先生和陈新先生，感念傅先生对《全宋笔记》项目的推助之功，感念陈先生的严谨求实与不慕名利。他表示，会汲取包括陈尚君教授在内的各位专家恳切的意见，推动《全宋笔记》的增订再版。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