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眼里，江南自古就是山明水秀、文教发达的富庶之地。《忆江南》中，更是用“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来极尽渲染江南的美景和生机。历史中的江南，究竟有着怎样的风景？千百年来，江南文化独树一帜的秘诀是什么？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时代进程中，我们要怎样用好用足江南文化资源?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江，苏州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余同元，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景遐东，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复旦大学教授冯贤亮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既是地理概念 也是历史文化概念

　　解放周一：1200多年前，诗人杜甫他乡重逢旧友，不禁吟诵“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里的“江南”，明确指向今天湖南长沙一带，与现今人们的通常印象有很大不同。请问，江南究竟有多大？

　　张剑光：秦汉以来，江南早期特指长江中游以南地区，主要是今天的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而长江下游的皖南、苏南一带，因为这一段的长江大体呈南北走向，常被称为“江东”。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其中，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南昌）。

　　中唐以后，江南西道一分为三，由西往东依次为湖南道、江南西道、宣州道；江南东道也一分为三，分别是浙江西道、浙江东道和福建道。杜甫的这首诗《江南逢李龟年》，作于唐代从盛转衰的天宝前后。这一时期，湖南道仍在江南西道范畴之中，称之为江南合乎时情。

　　景遐东：明清时期开始，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段以南区域，尤其是环太湖区域。它相当于今天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是狭义的、典型的江南。

　　“江南”同时也是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所谓历史概念，是说江南区域范围从大到小、从广义到狭义、从泛指到专称，大约2000多年的变化。所谓文化概念，是指大约从南北朝开始，江南就成为风景秀美、气候温暖、安定富庶、文教兴盛的区域代名词，甚至常被用来形容有类似特征的北方地区。

　　余同元：江南自古就有“三江五湖之利”。有人统计，太湖流域行政区划分属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其中，江苏占52.6%，浙江占32.8%，上海占14%，安徽占0.6%。这里面，皖南与浙江还有新安江、钱塘江一脉相连；皖南与苏南在明代同属南直隶、清初同属江南行省。

　　总的来看，“明清江南”与“禹贡扬州”、“汉志三江”、“魏晋江东”和“唐宋江左”一脉相承，皆因水而兴，后渐形成皖南、苏南、浙江水网体系。这样的江南地缘结构和范围，具备历史地理关联性和区域文化整体性特征。由此，可以把江南归结为大（文化江南）、中（经济江南）和小（核心江南）三型。

　　解放周一：物产上，江南以富甲天下著称，但“天府之国”亦不逊色；人文荟萃上，江南地区才子佳人辈出，但齐鲁大地也有“雄厚家底”。那么，江南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景遐东：巴蜀文化古老久远，因为特殊的三面高山、一面长江的地理环境，长期相对安定、物产丰富，民风多尚享乐。齐鲁为孔孟故里，儒学影响深远，崇礼乐、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又有重义轻利、重农轻商之传统。相对于齐鲁文化的“厚重”与巴蜀文化的“悍勇”，江南文化细腻而活跃、清丽而雅致。

　　同时，江南地处东南、通江达海，远古以来就不断吸收中原、荆楚等多种外来优秀文化的营养，体现出革故鼎新、融合创先的特点。这种与生俱来的开放、包容和学习个性，使得江南文化充满活力生机。

　　陈江：自南京、杭州成为多个王朝的都城后，江南逐渐成为南北交汇、五方杂处之地。各地商贾多喜好至江南开店设铺，南北行商也把江南作为中转集散之地。同时，江南民众勤劳能干，不仅将土地利用率提升到极致，而且积极从事副业、手工业。很大程度上，江南地区的持续繁荣，与劳力的加倍投入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的发展，江南进一步成为“文化高地”。晚明时期，2/3以上的知名书画家、学者居住或主要活动在江南。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文化更接近于市民大众。这种平民风度，一方面孕育和壮大了市民文化，另一方面使江南文化兼具精致“外衣”与简朴“内在”。

　　解放周一：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是不是也经历了从尚武到崇文的转变？

　　张剑光：确实，吴越之地最早以勇猛善战而著称。但到了唐代，江南人已被认为“俗好儒术，罕尚武艺”。这种转变，应该说与北方士人迁入、官学私学兴起等有内在联系。

　　陈江：人们常常谈及北地的阳刚与江南的阴柔。可种种充满主观意趣的“江南印象”，并不能涵盖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江南。事实上，江南文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殉难人数之众多、抗清壮举之惨烈，实为史册中极为凝重的一页。就连柳如是那样的柔弱女子，亦不乏侠肝义胆。

　　明代以来，市镇的勃兴又让昔日宁静悠闲的乡村气氛逐渐为工商喧嚣所打破，江南文化更加显现庞杂多样的特点。明人黄省曾《吴风录》等著作，曾对当时江南一带的风俗民情作了新的描绘：好标新立异，喜交际游乐，能善待四方来客，优容异地风习……可见，对江南一地风气的描述，不能一概而论。

　　区域文化竞争融合 形成争奇斗艳的局面

　　解放周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请问，这句话是怎样流传开的？

　　陈江：唐末五代，民间已将杭州称为“地上天宫”。南宋时，苏、杭的城市建设和景观营造有了大幅度提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范成大《吴郡志》记载：“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景遐东：类似民谣，在初唐时期就有出现，但不是专指苏杭。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加以诗文吟咏的是白居易。他认为，“杭土丽且康，苏民富且庶”。这用互文的手法突出了苏杭风景秀美、物阜民丰的共性，实际内涵已接近后来的通行表述。

　　解放周一：苏州、杭州靠什么赢得如此高的评价？

　　张剑光：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段，南临太湖，北可出海，沿长江可到内地，故得以“首冠江淮”。在唐后期一般城市人口下降的情况下，苏州不降反升，大历年间晋升为江南唯一的“雄州”。

　　杭州位于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处。很长一段时期里，福建、岭南、浙东过来的商人都得通过杭州沿运河前往北方。北宋初年，杭州已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景遐东：苏杭是最能代表江南传统精华的城市。就自然地理因素而言，江南代表与北国铁马秋风壮美特征并列的杏花春雨般秀美，苏杭风景的秀丽及西湖、虎丘等名胜是无可替代的。就历史人文因素而言，苏杭文艺兴盛、名家荟萃，堪称流光溢彩。二者相互作用，增添了“人间天堂”的魅力。

　　解放周一：在江南文化大家庭中，吴文化、越文化和徽文化等多个分支交相辉映。请问，它们是怎样分工合作的？

　　余同元：吴韵苏风、皖韵徽风和越韵浙风，共同构成江南历史文化的底蕴。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方面，江南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彼此竞争与融合，形成了流派纷呈的局面。例如，明清时期，新安理学、吴中实学、浙东史学、桐城文学、皖吴经学以及泰州学派、太谷学派等争奇斗艳，成为江南区域文化的重要标志。

　　景遐东：江南文化是吴越文化的新发展。吴越文化源于勾吴、于越等古老部族，语言相近、习俗相通，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至少在春秋时期，统一的吴越区域文化基本形成。

　　徽文化的兴起，相对来说迟一些。明代之前，徽州地域基本属吴国范围，唐宋时期属江南道、江南东路。徽州因商业发达崛起于明清时期，徽商横绝商界300余年，为江南地区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助力。

　　一定意义上，徽商还可视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引领者。徽商的经营范围、活动区域甚广，尤以江南地区和长江、大运河沿岸为最。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徽商是扬州盐商的主力军，浙江盐场亦几乎为徽商所垄断。徽商的崛起，给江南市镇带来巨大人气，又给皖南带来巨大财富，催生了文学、艺术人才的涌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徽派艺术。江南文化也因徽文化得到内涵丰富与气象提升。

　　解放周一：进一步来看，江南文化长盛不衰的关键是什么？

　　冯贤亮：江南地区经济上的富庶、人文底蕴的深厚，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经过三国以来不断的开发，江南低洼、潮湿的环境得到极大改良，很快奠定了全国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承平时代的延续，江南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追求变得多样化、雅俗共赏化。由此，江南真正成为令人向往的“天堂”。

　　江南地区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远离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生态维持力不像一些北方地区那么脆弱；　另一方面在于开发较早，国家化程度较高，地方精英在弥补国家和基层社会之间的薄弱环节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基于这些因素，江南地区的多种力量、多个主体可以实现较好的协调与合作。

　　景遐东：江南的繁华，还与文教兴盛、责任意识强有关联。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东林党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体现了江南文化的担当。

　　周武：太湖水系不仅将整个江南区域连成一体，而且能够江河海互通，可经由长江连通东西、借助运河沟通南北、远航大海连接中外。加之商品经济较其他区域远为发达，市镇密如星斗，进一步夯实了江南经济网络的基础。

　　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四通八达和市场网络的无远弗届，使得财运和文脉得以生生不息，进一步赋予江南文化开放、兼容的禀赋。这是明清以来江南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也是江南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化先发区域的内在基因。

　　海派文化开新多样 与江南文化一脉相承

　　解放周一：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最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但结果并非如此，原因何在？

　　周武：阐释这个话题，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江南是中国的一个区域，其发展走向受制于整个帝国体制。历史上，江南赋税之重，就足以使得本地区无法累积“走向资本主义”的必要资本。第二，表面上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确实繁荣，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有显著提高，经济总量也有明显增长，但在没有技术突破的情况下，这种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

　　诚如王家范先生所指出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即使以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苏松嘉湖地区而言，一方面农民为应对政府强加的各种苛重负担，逼出了一种多种经营、商品化比例较高的农业经营的新路子；另一方面这种投入市场的商品多半是基于赋役、地租的原因而被动产生的，假性成分居多，穷于应付。农民与地主的经济状况虽比其他地区为好，但剩余率与储蓄率仍偏低，基础十分脆弱。因此，它向市场经济输送的能量就在这点可见的限度内。这是江南无法率先实现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症结所在。

　　解放周一：在江南发展史上，太平军和清军的11年对峙是一个大事件。有观点认为，在这一搏杀过程中，江南数百年来累积起来的精华遭到摧毁。但同时，它又直接促成上海的兴起。这样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不是存在矛盾？

　　景遐东：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从区域发展史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长江中下游，持续的战争对徽州、扬州、南京、镇江、苏州、湖州、杭州等造成严重破坏。其中，大运河扬州至杭州段的荒废，导致不得不改由上海进行海上贸易。这使上海的地利优势进一步显现。

　　冯贤亮：以苏州城阊门外繁华的七里山塘为例，随着战事的开展，清军退出苏州之际，举火一焚，将这个繁盛之区变为焦土。战后的山塘旧观不再、景象残破，竟让当地人错生“异乡”之感。战乱期间，上海是难得的“免受兵祸之地”。无论富豪还是流民，争先恐后聚集于此。有人感言：“省会苏州的繁华几乎都转移到了上海。”

　　周武：对江南人来讲，太平天国把战争带入江南，却没有去思考怎样融入江南。没有这样的连接，太平天国在江南就始终是“外来者”、“闯入者”。于是，江南精英可谓争先恐后地加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阵营，为他们出谋划策。

　　江南地区是一个传统的科甲之乡，明清时期拥有庞大的功名阶层。这个事实意味着，江南可能是分享帝国利益最多的区域。因为科甲的优势，江南地区成了政治大区；　因为分享庞大的帝国利益，江南士人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体制的捍卫者。这是太平天国在江南遇到的严峻挑战。

　　解放周一：一般认为，江南文化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典范，海派文化则是近代文明开放和交流的产物。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周武：江南文化以精致、优雅著称，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极致。海派文化主要是在高度商业化社会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依托于市场，又以开新和灵活多样拓展市场。就精髓而言，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一脉相承，可以说是江南文化的一种新样态。

　　陈江：地处江南核心区域的上海，是江南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深入探究海派文化，可以看到很多江南文化的基因，正所谓“江南底蕴，海派特色”。

　　景遐东：改革开放以来，海派文化焕发青春。在文化研究过程中，一度出现过将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相对立的现象，也出现过将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现象。前者忽视历史阶段的不同，后者则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而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事实上，海派文化并非单指上海一地的都市文化。

　　融汇和市场化 可谓江南繁盛的灵魂

　　解放周一：从扬州、苏州到上海，江南是否有从长江文明转向海洋文明的趋势？

　　冯贤亮：从早期江南地理环境来讲，扬州、镇江一线位于长江口，后来因江沙淤积与海潮顶托，长江口不断向东延伸，启东、上海等地才得以成陆。所以，这些地方从一开始就是江海沟通的前沿据点。

　　景遐东：扬州自古就是江南的重要城市，汉唐时期尤为繁盛。唐诗中“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名句，颇为形象地勾勒出扬州的历史地位。不过，由于地处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扬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加之京沪铁路的修建，扬州地位随之衰落。与此对照的是苏州、杭州、上海的崛起。仅从地理脉络来看，江南的发展重心确有向沿海、向东南转移的状况。

　　解放周一：江南地区城镇体系反复重组，但主要的大城市并未“后浪拍死前浪”。这对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打造有何启示？

　　冯贤亮：江南地区很多城市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孕育发展起来的，城市选址比较稳定，在区域环境、行政建制和社会生活中皆具核心性。由此可以说，江南地区的城市、市镇、村落层次和区域划分相对合理。

　　周武：历史上，江南城市体系有过多次重组。大体而言，南宋以杭州为中心，明清以苏州为中心，开埠后上海成为新的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不断位移，可以说是江南地区的一个特点。这种位移各有因缘，对区域发展而言意义很不一样。

　　明清时期的苏州虽然具有某种输出和生产的功能，但仍以埠际贸易为主，带有明显的内向性；上海则靠外贸起家，由其引领塑造的近代江南呈现外向型转化的一面。这种转化又使江南卷入世界市场的循环之中。这是由市场主导的过程。实际上，任何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最根本的力量还得来自市场，长三角也不例外。

　　解放周一：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可以怎样更好地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景遐东：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好用足江南文化资源不是单纯的回归，而要基于现代意识与全球眼光，着力打造创新中国、幸福中国和美丽中国的样板。这里面，作为龙头的上海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可促成长三角三省一市达成更多共识，进一步把握传统江南文化资源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此外，在传统中国，江南地区大体上不是政治中心，却承担了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重责，其间的难度可想而知。在此情形下，江南人民不管是兴办实业、开展贸易，还是从事文化艺术创作，都十分重视发挥人的能动性。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吸纳人才，进一步发挥个体的聪明才智，可以从传统人文精神中汲取营养。

　　周武：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江南不仅是地理的、经济的，更是文化的；不仅是想象的、审美的，更是现实的。这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人文基础。

　　历史地看，江南文化之所以绵延不坠、日新又新，且一直赋予区域共同体以强大的生命力和认同感，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融汇，包括区域内部吴文化、越文化和徽文化的融汇，不同区域文化的融汇和中外文化的融汇。一部江南文化史，就是一部文化融汇的历史。二是市场化，唐宋以来江南文化的逐渐繁盛，市场化是一个重要推手。明清江南小说、戏曲，近代报刊、书籍、戏剧、书画、电影等，无不是因成熟活跃的市场而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融汇和市场化是江南繁盛的灵魂、精神。在新的历史阶段，这是应当予以深入发掘和弘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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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城市发展和个体的成长很相似，既要有艰苦努力和长期积累，也要有特殊机缘和环境。以宋代的青龙镇和上海镇为代表，上海完成了融入江南和中国框架的进程。上海在19世纪后期成为金融中心，上海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占到全国半壁江山，背后不仅是传统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而且与上海开放的性格和传统包袱少、交流阻力小密切相关。

　　当前，上海正在主动融入长三角协同发展。一要更加开放。要从一座“小富即安”的城市，发展到进一步为其他城市和整个国家着想的全球城市新境界。二要更好地融入本土。应以用好用足江南文化资源为抓手，真正培育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江苏

　　传统时代的江南文化发展大约经历四个重要阶段，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六朝唐宋时期、明清和近代。江苏是江南文化重要的创造者和引领者，是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长江以南地域及邻近的扬州等地，政区建制一直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又互为一体，是传统江南的核心区域。

　　以吴文化为主要代表的江南文化底蕴深厚，一方面构筑出书卷之气足、风雅之士多、科举竞争力强的文化型社会；另一方面助推开放的风气、促进经济的繁荣，兼有“财赋甲天下，词华并两京”的优势。当我们谈论江南文化时，这种文化的“风标性”与经济发展的“高原性”是合二为一的。

　　浙江

　　浙江的发展依托于水文化和山文化的融合、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融合。特别是，在古代吴文化和越文化的融合基础上应时而动，实现了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接。所以，浙江的历史文化风貌多姿多彩，但本质上体现了和合共生的精神。由此，浙江是江南文化重要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地。

　　浙江还承载着“平原的江南”、“沿海的江南”和“山区的江南”。文化的差异性，即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历史上所形成的这种“不同的江南”，是浙江文化开放包容且富有创造性的根源。

　　安徽

　　明代中叶以降，徽商在当时的江南中心造就了一个由坐贾、行商和海商而构成的巨大商业网络。这一网络使苏州和徽州、平原和山地的互动更加频繁和密切，以至于民间流传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种互动和互补是各区域保持自身特色的必要条件，成就了江南区域的整体繁华。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商给吴越文化、江南文化注入了一股多元的活力。由此，江南文化不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圈子”，而成为延续到今、雅俗共赏的重要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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