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文文献中的杭州的关注，始于早年阅读了恩师黄时鉴教授的一篇文章《飞马尾上的杭州》。而这篇文章曾作为《序》收录在龚缨晏教授的《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一书中。后来又研读了意大利学者路易吉•布雷桑（Luigi Bressan）编著的《从马可•波罗到卫匡国：西方人眼里的杭州》， 更加激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于是便有了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究的想法，遂形成此文。

历史上，杭州建制始于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其地名及行政区划随着历代更迭而不断改变，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杭州。与此相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是：在西方人的笔下从最早的《马可•波罗游记》起，西文文献中的杭州，因不同人的所见所闻所记，也呈现出不一样的形象。这一过程，既体现了杭州历史沿革的演变，同时也反映了西人在不同历史时段对杭州不同程度的认知。

纵观早期西文文献对杭州的记载，可大致勾勒出西人对杭州认知的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中世纪游记和古地图中的“行在”；二是大航海时代初期西班牙葡萄牙人文献和古地图中的“行在、杭州与浙江”；三是明末清初西文文献及地图中的“浙江之杭州”。

一、中世纪游记和古地图中的“行在”

据现存已知文献，欧洲中世纪游记中开始记述杭州，最早可上溯至《马 可•波罗游记》。众所周知，《马可•波罗游记》是蒙元时代曾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一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留下的一部游记作品。该书对杭州的着墨颇多，大约占了全书十五分之一的篇幅。根据对《马可•波罗游记》各种抄本及印本的研究，书中所载的“杭州”，其罗马字母的拼写不太一致，有“Quinsai”、“Quinsay”、“Quiensay”、 “Quisay”、“Quisai”、“Kinsay”、“Cansay”、“Chisai”、“Chesai”等等。如16世纪意大利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1485—1557）《航海 和旅行》丛书所收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杭州的罗马字母拼写即 为“Quinsai”。同样的拼写也出现在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1873—1957）与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38年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该书被学界公认为最好的译注本。尽管有如此繁多的拼写，但经学者们长期研讨后，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上述罗马字母拼写皆指称杭州。不过，这些拼写对应哪个汉语名称？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仍有分歧，较为通常的一个观点认为其对音与“行在”勘同。而杭州之所以有 “行在”的别称，缘起于南宋开国皇帝赵构以临安（现今杭州）为“行在所”，承首都之功能。书中，马可•波罗对“Quinsai”有颇多的细节记述，譬如“行在城甚大，周围广有百哩。内有一万二千石桥，桥甚高，一舟可行其下”；“城中有一湖，周围广有三十哩”等。此后，随着这部游记在欧洲的广泛传播，杭州开始引起西方人的关注。这部游记对于西方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发深远。

元代西域来华西人中，还有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Odoric，约1286—1331）。他于1322年至1328年间，经海路抵广州，由陆路过杭州等地到北京，最后出河西走廊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回国。鄂多立克去世前，口述其在东方见闻，经他人笔录著成《鄂多立克东游录》。 书中，鄂多立克对中国充满赞誉，也为杭州这座城市所倾倒。他写道：“我来到杭州城（Cansay），这个名字义为‘天堂之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这个城市位于一片湖上，与威尼斯相同。城内有一万二千多座桥，每桥都驻有卫士，替大汗防守该城。城市的一侧流淌着一条河。” 鄂多立克离开中国后不久，又有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马黎诺里（Marignolli，Giovanni de，约1290—1359）造访杭州。他作为罗马教皇1338年派往中国使团的一员，于1342年抵达北京，三年后南下广州，途经杭州。这座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在其主持修订的波西米亚编年史所收录的游记中，特别写道，“蛮子是一个有无数城市和民族的国家……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叫行在（Campsay，杭州的别名），这是最好、最大、最富饶、人口最多，总之是最绝妙的城市……一些作者断言，这个城里有一万座石桥，上面刻有各种全副武装的王子们的雕像。”

此时，一部题名为《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在14世纪中叶的欧洲成为名噪一时的畅销书。尽管在当时就有人怀疑《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并非是英国人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1372）一次真实经历的记录，而是其根据他人游记、信函等资料，加工、改写而成，里面掺杂了不少想象的成分。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影响这部书在欧洲的发行量。据统计，现存《曼德维尔爵士游记》版本、手稿有300余种之多，远远超过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作品。书中，曼德维尔列举了6个城市的名字，仅对包括杭州在内的三个城市有较为详细描写。关于杭州，他写道“离开广州，走上几天行程后，来到了另 一座城市。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人们称之为杭州（Cassay），意即 ‘天堂之城’。这座城市方圆五十英里，有十二座主要的城门。在每个门前 约莫三英里到四英里的地方又有一个大城镇或大城市。这座城坐落在一大湖 上，就像威尼斯。在城里有一万两千多座桥。每座桥上都建有坚固而美观的 塔楼，里面住着卫士，替大汗防守该城。城的一端有条大河，河水流经整座 城市”。这段内容显然跟鄂多立克有关杭州的描述有诸多相似之处。

进入15世纪，一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商人康蒂（Nicolo de Contia，1395—1469）于1419年至1444年间，曾在东北非、西亚、东南亚一带旅行和经商。后来，根据他的口述由布拉西奥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用拉丁文笔录完成了一部游记。康蒂称，自己曾经到过中国，其中包括杭州城（Quinsai）在内的一些城市。康蒂游记中关于印度洋东海岸以及南部中国沿海的描述，被15世纪中期欧洲制图家所采纳，成为他们最新、最可靠的资料，譬如《1457年热那亚世界地图》（Genoese World Map）。不过，《1457 年热那亚世界地图》中仅出现的三个与中国有关的地方并没有“Quinsai”， 它们分别是“Cathay”、“Sine”、“Macina”。事实上，大约从14世纪后期起，欧洲制图学家们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已开始有意识地吸纳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人游记中提到的一些中国地名，来呈现一个新的世界地理面貌，其中的代表即为《1375年卡塔兰地图》 （Catalan Atlas）。它被誉为中世纪最好、最丰富完备的一幅世界地图，上面标示了“Cathay”、“Khanbalik”和“Cansay”等地名。另据英国学者拉内尔（Jonh Patrick Larner，1930—2008）的研究，绘制于15世纪的世界地图中，有三副古地图标注有“Quinsai”。它们分别是：沃尔斯佩格（Andreas Walsperger）的《世界地图》（1448年），作“Quinsai”；《毛罗世界地图》（Fra Mauro Map，1457—1459年），作“Chansay”；马尔特鲁斯•日耳曼努斯（Henricus Martellus Germanus）的《世界地图》（一幅约1489年， 一幅为1489年前后或1492年以后），作“Quīsaij”。

从上可知，尽管在15世纪的西方古地图上标出“Quinsai”的还不多见，但显然始自《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行在”在欧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此外，在中世纪一些阿拉伯人的著述中也提到杭州。如几乎跟马可•波罗同时代的阿拉伯地理历史学家阿布尔•菲达（Abual Fidfi，1273—1331）在其《地理志》一书中写道：“不过，自彼处来的人提到一些城邑，其一作广府（Khânfû），读作Khânqû），现在称作翰萨（Khansa），此城北有一淡水湖，名作西湖（Sîkhû），方圆可行半日。”由此大致推断，Khansa即马可•波罗所说的Quinsai，也就是行在的另一种对音。被誉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也曾于1345年左右由海路抵达中国泉州，并在中国南部地区多个城市游览。他回到摩洛哥 后记述了自己东方见闻，即《伊本•白图泰游记》。在书中，他自称到过杭州，把杭州称为“Khansa”。伊本•白图泰没有细究这个城市名的来源，他说：“我不知道它是阿拉伯文名字，或是同音巧合呢？”“该城是我在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全城长达三日程，在该城旅行需要就餐投宿。”伊本•白图泰把杭州分成六个城区，并逐一进行了较详细地介绍。后来《伊本•白图泰游记》传入欧洲，也引起相当大反响。

概言之，在中世纪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视域中，“行在”成为了他们有关中国各种美好印象的缩影，而随着这些游记文学不断广布，西方人对中国、对杭州的向往也日益强烈。此外，我们还得知：在明朝郑和船队下西洋以前，中西交通以陆路交通为主，西方人所获取中国的信息大多传承自元代，因而依旧沿用契丹、汗八里、蛮子国、刺桐、行在等地名来进行罗马字拼写。直至欧洲人在哥伦布航海大发现以前，各种有关中国旅行的西文记载 也仍基本如此。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