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8年，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从州府一跃上升为国都，进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城市，对杭州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南宋定都临安880周年之际，杭州市政协举办了2018年杭州文史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省社科院、杭州市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专家学者，就南宋史和南宋都城临安历史文化进行了交流研讨，涌现出不少新观点。现摘登部分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杭州市政协主席潘家玮致辞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

南宋上承北宋，下启元明，是中华文明高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南宋史的研究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圆满的回应。加强这段时期的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取得关键议题的突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宋代诸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也可以从宏观角度更为准确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演变的特征。

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黄宽重：

近年来，在各方的推动下，南宋史研究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仍有不少值得再开展的新议题，如：荐举制度与人际关系，文化政策与文化交流，边界与边界人，士人的家国情怀，社会力的形塑———士人与基层社会，信息传递与军政管理、君臣关系，社会形态与知识构建，道、术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要超越旧的框架，借助其他学科的观念来帮助扩张、思考、检讨研究的单一面向，还要看到这些学科的局限性；要跨越历史时段，开拓新史料新议题，但要慎用新工具和新方法。继续推进南宋史研究，学界除了要进行长期的耕耘，还应当组成学术社群，开发研究议题；精读一手史料，深耕议题内涵；强化国际交流，拓展研究视野。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

两宋文明是中国历史长期缓慢演进曲线中一个明显突起的高峰，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了转折的意味，奠定了后续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格局。元明以降，中华文明无疑进一步发展，两宋时期的意义，更主要是体现在其对后世深远的影响方面。宋朝文明之所以能够“造就”今日中国，是因为它是农业文明精熟化的产物。近800百年来，中国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农业文明的格局之中，发展程度虽有差异，但本质未改。所以，一般而言，理解传统历史对当今中国的影响，当以宋朝文明为起点。

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吉军：

南宋都城临安，在杭州、在中国、在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杭州而言，这一时期是杭州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也是城市地位最高的时期，积淀了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孕育了大气、开放、精致、和谐的城市精神。就中国而言，南宋都城临安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最大的转捩点，不仅人口最为繁盛，而且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城市管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突出地位。就世界而言，南宋临安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在中世纪城市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虞云国：

日本学者寺地遵曾将宋高宗与秦桧联手确立的体制概括为“绍兴和议体制”或“绍兴十二年体制”。实际上，这一体制固然包含着致力于达成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但当时与其后的实际内涵已泛化到整个政治思想领域，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所以不妨径称为“绍兴体制”。既然称之为“绍兴体制”，而体制一经确立，则势必对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都具有全局性的覆盖功能。对绍兴体制及其相关联的南宋史诸问题，却仍有待于宋史学界的深层思考与总体阐述。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教授黄纯艳：

宋代存在着点状模糊疆界、片状模糊疆界、带状清晰疆界和线状清晰疆界等多样性的疆界形态，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形态，特别是关系的可控和对抗，疆界清晰程度与关系对抗性呈正比。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的安全应对，而非申张华夷观念或天下秩序，其核心是分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中国”即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了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实用主义面向。宋朝与境外辽、金、夏和交趾逐步形成了“国”界意识和相应机制，但这是局部时空中发展出的对抗性关系形态和疆界意识，在前代亦有出现，并非宋朝所特有，不意味着具有变革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王申：

南宋财赋调拨体系以临安为中心，分两个部分：一是供应临安开支使用；二是使中央得以控制地方。南宋与北宋的财赋体系不同：北宋的首都开封在帝国的中央，可以接受东南六路的“上供粮”，并成为国家南北财赋调拨的中心；南宋则不同，为了直接供应沿长江布防的大军的开支，南宋在东南地区设置了湖广、淮东、淮西总领所，分别掌管所辖各路上的财赋上供、督办诸军钱粮。他的首都临安（名义上称“行在”）仅主要依靠两浙地区的粮食供应，尤其浙西路更是重点。由于财赋来源减少，中央政府的财赋调节回旋余地很小，只好设置大量仓库储备粮食。国家税赋流转因此形成了临安（中央）与总领所（地方）分掌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朝廷垄断了纸币（时称“东南会子”）的发行权，并在榷货专卖、和籴、军费等多种国家财政收支渠道中强制使用。临安因此成为了全国金融中心，总领所也重新被拉回以临安为中心的财赋调拨体系中来。

南宋王朝利用纸币这一工具，实现了中央对地方财赋的灵活调拨，并将国家财政中互相独立、互不统属的诸多层面整合到一起，加强了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

日本爱媛大学教授高桥弘臣：

向临安输送上供米的体制，与南宋建国、营建都城、确立补给体制的过程密切相关。高宗驻跸临安时期，两浙路由于米产量高，且距临安较近、漕运方便，成为输送临安上供米的主要来源地。在此过程中，南宋不仅完善了从两浙路到临安的漕运制度，而且临安收纳上供米的制度以及省仓制度也得到相应完善，重建或新设了管理机构。同时，为了应对战事、供应前线粮米，南宋还规定了运往边境地区上供米的输送地、输送路线以及输送额。以临安为粮食供应中心，南宋由此确立了整个输送上供米的制度。

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志兴：

杭州是宋代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同时在城内也形成了繁荣的书籍流通市场。北宋时期，杭州刻书即享有盛名，学者叶梦得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就连国子监奉命刊刻的国家重要史书、政书、医药书等也发往杭州刻印。南宋国子监在临安恢复之初，就着手刻书事宜，在此后100多年时间里主持刻梓了大批书籍。除国子监外，当时两浙西路、临安府等政府机构的部分官刻书和其他坊刻书、私刻书一起流通销售，在御街一带形成了繁荣的图书市场。这对形成南宋灿烂的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奠定了南宋以后杭州书籍市场长盛不衰的基础。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征宇：

跨入新世纪，杭州的临安城考古工作屡有重大发现。2000年在荷花池头发现的南宋临安府治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古代衙署遗址，为宋代建筑史及衙署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成功入围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是临安城考古工作的丰收年，在该年度的全国十大新发现评选中，老虎洞南宋窑址和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榜上有名。老虎洞窑址的发掘，揭开了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神秘面纱。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清理出的各种建筑遗迹，是杭州乃至全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南宋园林，为研究南宋时期的园林布局和营造法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近年来，南宋皇城遗址的进一步勘探工作又取得重要收获。对望江地块的两次发掘，使南宋德寿宫遗址的范围日渐明朗。在严官巷和中山中路发现的南宋御街遗址，明确了临安城的中轴线。以上发现都为南宋临安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变迁也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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