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史家众多，但是具有思想家地位的人很少。很多以思想家著称的人，不见得在历史方面有什么重要的著作或建树。孔子是思想家，这当然没问题。据说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是经过孔子加工和删订的，但是《春秋》这部书分量太小了，而且孔子和《春秋》是不是肯定有关系，现在也还有争论。再如司马迁，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家，但他的思想散落在《史记》当中，很零散，不容易归纳。司马光也算是思想家，只是他的思想比较简单，或者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特点。再到后面，像朱熹，毫无疑问是有思想家地位的。朱熹有一部《资治通鉴纲目》，影响非常大，但是这部书主要是采取《春秋》笔法来表达他的观点，正面、系统的论述很少。比较而言，有思想家地位，又对中国古代历史发表过系统和正面论述的，首推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或者可以说是哲学家，王夫之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和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值得我们关注。《读通鉴论》是他的一部史论名著，在此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读这部书的心得体会。

一

首先讲一下王夫之的生平和著述概况。他是明末清初一个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他的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619年—1641年），这是他的早年，主要在家受教育，读书。王夫之的家族是一个军人世家，原居山东。他的祖先在明朝前期被派到湖南衡阳镇守，就在那个地方落户了。到王夫之这一代，兄弟三人，都是读书准备考科举的。王夫之大概是个神童，他的传记里面写，从四岁开始，父亲、哥哥就教他读书，到七岁已经读完《十三经》。他14岁考中了秀才，然后考举人，考了几次，一直到24岁的这一年，也就是1642年，考中了举人。

第二阶段（1642年—1651年），主要经历包括：中举、动荡的生活，还有抗清。考中举人之后，他本来应该继续考进士，但是1642年明朝已经形势大乱，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把王夫之北上应考的交通线切断了。那年，明朝政府下令推迟会试，因为很多外地考生都去不了京城，所以王夫之也就没有机会去考进士了。两年之后，明朝灭亡。后面形势变化非常快，清兵很快占领中原，渡过长江，打到了湖南。王夫之的生活随之进入一个跌宕起伏的阶段，家里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经过一段曲折之后，他加入了南明永历政权。有举人身份的王夫之被委任了一个叫“行人”的官职，负责传达命令和信息。不过，当官当了没几天，王夫之就卷入了党争。受晚明政局影响，永历政权内部矛盾斗争激烈，多数派打压少数派。王夫之打抱不平，觉得国难当头不应该相互倾轧，仗义执言替少数派说话，结果把几个大人物得罪了。后来，他受到诬告，说他写了一首反诗，差点被杀，幸亏被农民军出身的高一功保下来了。经过这次斗争，王夫之很受打击，本来想为国出力，结果卷入党争又险些丢掉性命。

就在这个时候，王夫之母亲病重，他就回家去探望。以后永历政权又找过他，但他不想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永历政权后来被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所控制，而王夫之对农民起义很抵触，认为这帮人不能代表明朝，就不愿意去了。再往后永历政权灭亡了，王夫之对它是有感情的，写了一本《永历实录》。而且，王夫之在他有些诗文里对当年的选择表示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离开永历政权，应该和它共存亡。

第三阶段（1652年—去世），王夫之在老家过着隐居生活，基本上脱离了政治这个圈子。去世之前，他为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头两句话说“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橫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前半句的“刘越石”指晋朝的刘琨，他在西晋被少数民族灭亡前后坚持抵抗，立过大功。意思就是在政治上王夫之很想为明朝效力，挽救明朝的危亡，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他在政治上没能有什么作为。“希张橫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是说在思想上他最推崇的人是张载，想做成张载那样的学问，但是可能也没做到。这是他自谦之词，一般认为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超过张载。总的来说，王夫之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很高。

二

大概从清朝后期开始，就有人拿王夫之和顾炎武、黄宗羲相提并论，说他们是同一级别的学者。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各种教材，经常把这三个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这三个人其实很不一样，顾炎武、黄宗羲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大牌学者，而王夫之在当时知名度不高，不被一般人了解。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被人抬起来，说可以和顾、黄并称，而当时他没有这个地位。他之所以在死后还能被抬起来，因为他后半生不停地写书。据统计，他一辈子写了大约100种书，其中很多失传了。他传世的著作有800多万字，74种。据他儿子说，王夫之写书，有时候条件很困难，不要说没有什么参考书，就连纸和笔都没有，需要找人赞助纸和笔，才能写书。作为答谢，他就把写好的书送给那些赞助人。所以，他的书失传的很多。不过今天能留下来大部分，也还比较幸运。到了清朝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他的后人就挑出几种纯经学、没有任何现实指向、不会犯禁的著作，献给了四库馆。四库馆是一批汉学家把持的机构，比较注重考证功夫。王夫之应该也有考证功夫，四库馆的人认为他的几种经学著作不错，就列入了《四库全书》，还予以比较好的评价，以至于清朝官修国史时，也把他列入了《儒林传》。到此为止，王夫之也就被看作一个普通学者。

实际上，王夫之真正的影响不在考证，而在于思想。到了晚清，王夫之的著作不断受到表彰，曾国藩首先主持刊刻了他的全集。此后直到民国，王夫之的著作一再被修订和重印。可以说，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大约一百年里，他突然就火起来了。火起来的原因是，他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受到世人追捧。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人表彰王夫之，是因为王夫之总体来说属于传统正宗的“程朱理学”派学者，反对“陆王心学”。而曾国藩本人也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觉得王夫之理学水平比较高，写了那么多书，对很多问题探讨深入，就开始推崇他。到19、20世纪之交，当时革命党反清，他们发现王夫之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思想，讲“华夷之辨”，而且相当激烈和严格，值得表扬。再到20世纪前期，一批左派思想家，包括受中共影响的很多学者、思想家，都表扬王夫之，是因为王夫之被认为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总之，王夫之的思想很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所以连续几代不同的人都表彰他，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的名气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大了。

归结起来，我认为王夫之研究历史有三个方面的特长。第一、深厚的经学和子学功底。他对儒家经书下过功夫，而且不光研究一种经书，研究过好多种经书，相关研究著作也得到了清朝四库馆臣的肯定。在子学方面，他对于先秦诸子也下过功夫，尤其是老子和庄子。尽管他在本质上坚决反对老庄，但都写了研究专著。像他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做过深入研究的人，再来研究历史，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大有帮助，和很多人会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长处。第二、思辨能力。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擅长讨论抽象问题，譬如对古代哲学范畴“理”、“气”、“道”、“势”等等有很多精辟论述，哲学界对这些论述都比较推崇，认为他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读他的史学著作，也能看出来他这种哲学思维和素养。这种思辨能力对他讨论历史很有帮助，和没思想的人讨论历史是不一样的。第三、坎坷的生活经历。他一生颠沛流离，吃过很多苦头，还卷入过政治斗争，差一点丢掉性命。晚年写《读通鉴论》的时候，就把他的人生经历和一辈子思考的问题大都融汇进去了，有广度又有深度。如果是早年写，就不见得水平这么高了。总之，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王夫之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值得我们关注，不管对不对，至少他思考的深度会比较深。

三

《读通鉴论》一书有什么价值和特点呢？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而不是一本书——台湾学者杜维运的长文《王夫之与中国史学》（收录于《清代史学与史家》），对王夫之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总结比较全面。这篇文章分几个方面来讨论王夫之的史学成就。其中第二节《王氏之历史解释艺术》列出王夫之的五大历史解释艺术，“一曰渊源之追溯也，二曰原因之阐释也，三曰背景之分析也，四曰变迁之缕述也，五曰影响之探究也”。简单来说，杜维运认为王夫之擅长阐述历史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也就是前因后果，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果关系的认定、评估和解释也是历史学要处理的重要问题。杜文第五节《王氏解释历史之基本思想》又归纳出王夫之四大思想：经世思想、民族思想、演进思想、人道思想。经世思想是指王夫之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他认为历史与现实存在着切不断的关联，历史学家应该以史为鉴，注意总结和归纳，不能只做死问题、小问题。在民族思想方面，王夫之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讲“华夷之辨”，超越了他以前的一些思想家。演进思想，是说他有进化论思想，和古代大部分学者不同。古代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历史是退化的，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三皇五帝”时期，或者是夏商周三代，其次是离古代比较近的汉代，往后则是一代不如一代。王夫之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国历史是进步的。虽然所处的时代很糟糕，有很多问题，但是他认为不管怎样，文明的程度总体上比古代高，所谓的“三皇五帝”时代不过相当于少数民族原始部落的水平。这种认识现在的人很容易得出来，但他那个时代的人得出这个认识来不容易。他的人道思想，也就是人本主义思想，对人的重视和普通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关注。相应地，评价历史不是只看业绩，看辉煌成果，也要看到让当时的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以及采取了怎样的手段。这表明他不是完全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充分关注到人的价值。杜文第六节又总结出王夫之的三种方法论：第一，就史事之作者以批评史事之真伪；第二，就情理之当然者以批评史事之是否可信；第三，逆知古人之心，设身易地以洞烛史实之真相。这三种方法论，我将其概括为一个总的优点：就是批判能力。

我认为《读通鉴论》有三大优点。第一，宏观视野。就是说王夫之研究问题不拘泥于局部或断代，往往把眼光放得很长，做长时段的分析，就事论事的状况很少。第二，问题意识。王夫之问题意识很强，感觉敏锐，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问题，议论之处常常出人意料。第三，批判能力。王夫之不迷信史书，经常持怀疑态度看待历史记载，甚至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意识。看到一些记载，他会首先考虑作者的身份、地位和环境对记载的影响，强调剥离作者的主观因素才能作出评判。其次，他还会考虑逻辑和情理，指出记载热闹之处的不合逻辑、不靠谱、不近情理。当然，他经常有怀疑过头的地方，但这也无可厚非，谁也不能做到那么精确。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种“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怀疑精神和批判能力相当必要。譬如，我们都说司马迁很伟大，但王夫之对司马迁评价并不高，认为司马迁过于感性，评论人物经常受到自己个人经历的影响。拿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里对李广的描述来说，确实倾注了自己很深的感情，对李广怀才不遇、没有机会建功立业以至于最后自杀，怀有深切的同情心。像李广这样的一个人，司马迁予以相当的赞美，一般人读了以后都会被司马迁牵着走，受他的影响。王夫之却说，李广不值得同情，他能力就是不行。你可能很难接受王夫之的观点，但不能否认他有他的道理。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王夫之对古代史书的批判是很值得发掘的。

《读通鉴论》是一部史论著作。所谓史论，就是对各种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发表评论。中国古代并不缺史论，最简单的像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有“论曰”、“赞曰”，另外还有好多人写单篇史论。包括史论著作，在古代也多得很。但是，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史论有一大缺点：感性的东西太多了，对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比方说，看了几个英雄人物的事迹以后很感动，就说“壮哉”，意思就是“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看到了一个悲剧事件，就说“痛哉”、“哀哉”。大多是发表这样一些感慨。这种感慨型的史论对于历史研究一点帮助都没有。王夫之的史论不是这样，他是分析型的，会解释这件事情，分析这件事情，而不是仅仅感慨说“太好了”、“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此外，古代很多史论重视价值判断，要下结论是好是坏，比如判断“忠臣”或“奸臣”。王夫之也进行评价，但他不会泛泛而发，而是会根据事实讲出道理。这就是他超越古代其他史论的地方。其他史论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但是总体来说，在思考深度上不如王夫之做得到位。应当说《读通鉴论》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史论著作。

尽管有上述优点，这部书也有很多问题或不足。分六点来讲。

第一，演绎为主、归纳不足。不像《廿二史札记》是采用归纳法，王夫之的史论基本上靠演绎。归纳法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一开始就要掌握的技能，但王夫之很少用归纳法，因为他不是搞考证的，他没有那么多的参考书，没有条件做那些具体微观的研究，主要根据少量资料加上逻辑分析来做推断。严格说来这不算缺点，作为研究来说也属于正常。不过总体来说，这部书归纳的成分确实较少。

第二，引经据典、语句晦涩。这是该书的一大问题，严重影响了它的可读性，读起来比较吃力。首先，王夫之大量引用典故，其中大部分来自儒家的《五经》，还有《老子》、《庄子》、《楚辞》等先秦古籍。明明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说明问题，但他偏要用古书里面的句子来讲，那些文句都很不好懂。现代人对古书没那么熟，读起来就要不停地查出处和含义，会浪费好多时间。这也是王夫之的风格，他对经、子等古书下的功夫很深，可以信手拈来，随意取用。其次，王夫之的文字表达不是特别流畅，整体上有点“涩”，还爱用怪字、古字，读着让人有些吃力。

第三，过度发挥、浮议离题。王夫之的优点是宏观思维，以跨时代的眼光对比不同的人物事件，不拘泥于一点。但是，有时候他一发挥起来，往往偏离主题，或者是借题发挥。我读这本书，是为了看你对某件事的认识，结果你基本不谈这件事，直接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比方说，在汉武帝的时候，准备对匈奴发动战争，一开始先搞了一个诱敌深入之计，准备将匈奴的单于诱到西汉边境加以歼灭。打仗之前，西汉的朝廷展开争论，要不要打这一仗，要不要跟匈奴翻脸。当时有一个主战派说我们要打这一仗，理由是在战国那样的分裂时期，一个赵国、一个代国都打得过匈奴，何况现在全国统一了，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匈奴呢？王夫之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评论。按照逻辑，王夫之应该发表意见：汉朝当时对匈奴开战，条件成熟不成熟，时机是不是合适。可他一下就扯到很远，先是说分裂时期打得过匈奴是因为赵国也好、代国也好，这个地方没有太大油水，匈奴也不会用全力来打你，当然防范也就比较容易。后来中央集权，资源统一调配，财富集中在哪些地方，游牧民族就专打哪些地方。比方说集中力量进攻首都，那你就很难防范。而且他一旦打赢了，你就很惨；他打败了，跑得快，也损失不了太多。王夫之又说，有些朝代天子不放心边防军，怕他们造反，就亲自守边，皇帝亲自跑到边境附近来建立都城，最后引来少数民族重点进攻，就会败得很惨。实际上最后完全就讲到明朝去了，讲明朝不应该在北京建都。这个题目本是西汉的题目，可关于西汉他就讲了两句，后面和西汉没有关系。王夫之有时就是这样，一高兴一发挥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找到一个出口就开始发议论，至于那个出口是什么，最后都忘掉了。

第四，种族中心、持论偏激。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强烈，甚至于可以称为种族主义思想。这一点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时代，他经历了亡国之痛，又颠沛流离，多次死里逃生。因此他对清朝非常仇恨，继而将这种仇恨推广到所有少数民族政权，对它们都极其厌恶、痛恨。他理想中的社会是：游牧民族就呆在你们那儿，我们汉族就呆在我们这儿，互相不要干涉。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打到我们这边来？他对这一点非常痛恨，不理解。王夫之也反对中原王朝对外开拓，不过反对的主要是往北开拓，不反对往南开拓。他认为在地理环境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南地区，和中原属于同一个单元，因此往南开拓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北边就不要过去了。对于张骞通西域，往西开拓，他也很不以为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汉族本位、汉族中心非常强烈，对少数民族的评价都很差。比方说，魏孝文帝搞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很多人都说好，王夫之却完全不予好评。对元朝也没有好感，提都不愿意提。他写完《读通鉴论》以后又写了一部《宋论》，按道理说还可以再写一部《元论》，结果他不写了，因为他不承认元这个政权。他的书里有个别地方会讲到元朝，涉及元朝的人和事，但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个好评，全都是负面评价。一些长期研究王夫之的学者，可能对他有些感情，想拔高他，就说王夫之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很强烈，但到晚年有进步，有民族融合的思想。我觉得不能那么理解。王夫之到晚年也只接受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融合，是因为南方已经被汉族征服了，当然他就能接受了。汉族被别人征服，他坚决不接受。所以他晚年其实没有什么民族融合主张，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思想。虽然说有点偏激，但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代就是逼着他这样去考虑问题。

第五，后见之明、苛责古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王夫之对别人的评价比较苛刻，说好话的时候少，说坏话的时候多，就是几乎谁也瞧不上，绝大多数人在他眼里都没什么思想。而且他经常以后见之明去要求古人，这是不对的。比方说，汉文帝时期著名政论家贾谊上《治安策》，重点讲诸侯王割据，说形势坏得不得了，大声疾呼汉朝中央政府要赶快解决诸侯王问题，再不解决将来就不可收拾了。《治安策》文笔很好，历代也受到很多人的吹捧。王夫之怎么评价呢？王夫之说贾谊你太年轻了，一看就没见过什么世面。根据历史发展来看，郡县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分封制早晚要消失、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没有必要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大惊小怪。这个批评其实就是典型的后见之明。清朝初年的王夫之当然知道分封制早晚退出历史舞台，西汉的贾谊怎么能知道呢？贾谊不可能有王夫之这样的认识，相反说不定还认为分封制马上就要全盘复活，可能退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站在后代的角度批评前人，要求太高了，这种问题在王夫之书里挺多的。看王夫之的书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看他骂人。他骂人的观点虽然你不见得同意，但他骂人的角度和方式经常出人意料，不无参考价值。王夫之是一个很苛刻的人，很多人认为好的、正面的人，在他这儿往往予以严厉批评。比如刚才说的李广，还有包拯、海瑞、范仲淹。王安石就不要说了，张居正更是一点都瞧不上。王夫之瞧得上的，是一些原来有人认为也不错，但是没有特别被关注的人。总的来说，王夫之对历史人物评价普遍偏低。再举个例子，所有搞文学的人都认为杜甫水平很高，而且不光文学成就高，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也一直广受好评。按说王夫之是经历过战乱和亡国之痛的人，对杜甫的东西应该能理解，应该推崇杜甫才对。他对杜甫有一些好感，在他编的唐诗选本里面选了不少杜甫的诗，甚至还曾模仿杜甫写诗。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杜甫作过很苛刻的批评。第一，他认为杜甫的文学观很奇怪，对于杜甫的“诗史”风格，通过诗歌抒发忠君爱国思想，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要扯得太远，扯这么多干什么？所以对于“三吏”、“三别”这样的名作，也未予好评。第二，他认为杜甫经常唉声叹气，抱怨自己混得太惨，生活太不顺，对杜甫这一点很不满意，认为杜甫境界太低。总之王夫之对古人的要求过于严格，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第六，记忆疏误、妄下断语。王夫之的书里有一些具体错误，比如张冠李戴这一类简单错误。这个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他没有那么多资料可以参考，不能动不动就查书，经常需要凭借记忆写作。这只是一个小问题。

最后要解释一下，我讲王夫之的书有这么多不足，但还是认为他的书很好。有这么多不足，也仍然是非常好的，而且那些不足大都是可以理解的。很多时候就算他说错了，这个错对读者也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