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室有限，年来很少买书，阅读的冲动却随性萌蘖，而且时而跨越我的专业领域，看一眼路旁的野景。

最离谱的野眼，要数金庸去世那段日子。微信里多是对他的盖棺之论，与你似乎相干，但又无关，起兴找点与金大侠有关的书看，却不想重读他的小说，便检出几年前买而未看的《挑灯看剑话金庸》（中华书局，2008年）。作者戈革已去世，他独力翻译了12大卷的《尼耳斯·玻尔集》，堪称译界奇迹。尽管玻尔属于爱因斯坦同一级别的大物理学家，但能读完并读懂全部汉译《玻尔集》的中国读者绝对不超过100人。这样一位理科佬（他自称“小老儿”），不仅传统的诗词书画篆刻样样本色当行，而且遍读新旧两大派武侠小说，毫不自谦地说能指导这一领域的研究生。他年岁比金庸还稍大，却是铁杆的拥趸，但对台湾“远景”版“金学研究丛书”颇不以为然，尤不待见盛名之下的倪匡，直斥其论金庸小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乃一“伟大的空话”。

《话金庸》从政治伦理层面总结侠义的五大准则，在美学范畴力主武侠小说不应以悲剧结局，以比较文学方法钩隐金庸小说的文本来源，从文学评论角度归纳了金庸小说的八大特点与十大模式，颇有点学理味，行文却绝无学究气。对十五部金庸小说，戈革效法倪匡，却自有主张，既有一个总排行榜，也将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相应列入“上上”到“下下”九个品级。他挑灯看剑话金庸时已八十来岁，却一点不道学气，还设专节探讨“谁是理想的爱侣”，且绅士风十足地先代女士立言，主张张无忌是理想丈夫，段誉可为铁哥；至于谁是作为男性的戈革心目中理想的妻子兼情人，有兴趣者不妨去看原书。而他以女人设譬，用“绝代佳人”“农村少妇”与“异族疯女”分别评点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金庸、梁羽生与古龙，也颇有心会处。最有雅趣的是，他擅篆刻，便据“远景”版《金庸作品集》，对每册扉页上古人印作的作者与作年，印文出典与篆刻优劣，逐一考证与品鉴，自称大放厥词，也执着入迷。他也明白武侠小说不必处处符合科学道理，但在“眼睛里揉沙子”一节里，仍列数金庸小说许多细节“超出物理学与生理学的科学可能性之外”，毕竟未脱尽理科佬的根性。

唐门弟子牟发松兄寄赠其师《唐长孺诗词集》（王素箋注，中华书局，2016年），一气读完，兴味盎然。相对而言，现当代作家文人的旧体诗已引起中外学界的普遍关注，但大陆学者多聚焦于陈寅恪与钱锺书，把文人群体的旧体诗绾结时代加以考察的，则有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遗憾的是，这类书却让日本学者占了先手。著有《寒柳堂诗集》的陈寅恪，实际上兼具史家与文人的双重身份。而其他现当代史家的旧体诗作仍有待于全面搜辑与深度整理，这对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乃至社会政治史都极有意义。据笔者所知，现当代史家中，不仅唐长孺与缪钺，王仲荦、熊德基与业师程应镠先生等也都有旧体诗集存世。正如陈寅恪所说，中国旧体诗“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现当代史家自觉借助这一载体，述学、抒怀、议政乃至记史，其意义不容小觑。

唐长孺诗词存世仅65首，以1949年为界，后半期唯有22首，在同代史家中并不算多。唐门高足王素为乃师诗词作笺注时，既不为尊者讳，尤能抉隐发微，最为难能可贵。系于1983年的《冬夜偶成》，唐长孺曾书赠老友吴于廑，诗有“狂流”“噩梦”“天暧昧”“夜嵯峨”之语，末句感慨“衰年但作酣眠计，可奈穿墙雀鼠多”云云，若无笺注，殊难理解。笺注者点明：“先生所作诗词，例以干支纪年。此诗未系干支，盖欲有所隐也”，再举史事印证为何“揆之时政，似唯本年相当”，令读者豁然开悟。唐长孺另有《辛未秋日感事》也呈稿吴于廑，笺注者以春秋之笔为其师发皇“褒贬他年托至公”的心曲，笺疏之功可谓大矣！笔者企望现当代史家的旧体诗集，都能有王素那样的及门弟子为之诠释古典与今典，使之成为现代史学研究的开山之铜。

译者姚建根寄来《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18年），书名直译应是《蒙古帝国：成吉思汗、他的继任者们与现代中国的肇基》，也更准确凸显了全书的论旨。著者约翰·曼是英国历史学家与旅行作家，写过多部关于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蒙元史著作。这部仍以这对祖孙为叙事重心，呈现的却是从大蒙古国崛起到元朝立国的历史全进程。作者巧妙拿捏了历史大势与叙事细节之间的张力，大势主线清晰，细节描述生动，有序展开了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13世纪蒙元史长卷，中文也译得信达雅驯，值得推荐给希望了解这段蒙元史的一般读者。著者精通蒙古语，对蒙古与中国的古今关系有着痴迷般的兴趣，在相关段落适时穿插着亲历的旅行采访，把读者带到历史叙事的实地现场，让阅读平添一种田野考古的作业感。

约翰·曼认为，正是忽必烈将成吉思汗开创的帝国拓展至极限：“他创造出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更多地带有中国色彩，但也独具复杂的世界主义性质。”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的关系上，著者堪称旗帜鲜明：成吉思汗“是大元的太祖，他代表着中国的统一、帝国的庄严、民族的骄傲。中国人有铁定的历史根据说，蒙古和中国曾经统一在忽必烈元朝之下，后来，从1691年—1911年，又统一在清朝之下”。然而，近来“厓山之后无中国”论再度网红，引发了如何评价成吉思汗与大蒙古国、忽必烈与元朝之于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笔者提请读者注意元史名家姚大力在译本序中的提澌：“作为一个跨越多国边界的世界性帝国的大蒙古国，与属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元帝国之间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同时建议，不妨将该书与中国元史学家杨讷的《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读。杨讷写的也是这段蒙元史，其末章《千秋功过》对成吉思汗是否“中国”的汗，大蒙古国是否“我们”中国最阔气的时代，都有入理的辨析。读竟该书，再覆案姚、杨的论述，对13世纪蒙元史也许既能有史实的鸟瞰，又能有理性的认知。

王家范先生惠赐《明清江南史丛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这是他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结集。全书略分四辑。在“专论”中，既有对明清江南消费风气、结构、性质与效果的论述与解析，也有对明清江南市镇构成模式与历史价值的探索，还有对明清以降江南代表性城市苏州与上海的城市经济功能与区域整体视域的研讨，绵密的实证，穿透的史论，集中体现了著者的开拓性贡献。《丛稿》所论既不尽是明清史，也不尽是江南史，其“散论”“讲谈”与“序跋”诸辑，论题不拘一格，行文摇曳生姿，亮点珠玉纷呈，随时发抒对江南史、明清史、中国经济史乃至整个中国通史的闪光思想，令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著者有着浓浓的江南情结，或与他以典型江南人而久治江南史有关。他以“昆山三徐”说事，意在勾画康熙朝乡绅的某一侧面；他重提1860年那场突然降临故乡小镇的动乱，为了烛照人性之恶在秩序失范下怎样被激活的；他发掘“陈墓二朱”几近湮没的往迹，旨在探索“新文化运动”造成新旧文化断裂在江南小镇的具体表现；他对乡贤顾炎武思想三覆其案式的深度解读，寄寓着做好改革“当下作业”的学人情怀。

著者属于思想型史家，其境界与立意不妨借《丛稿》中两题来概括：“感受与体验万年史的心境”，“寻求历史通感”。他主张变换视角，对明清史与江南史反思再反思；他呼吁学界改变过于专注上层与高层的偏颇，充分重视地方史志的“脑补”功能；他强调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藉以对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作出辩证的再认识；他提示整合长时段、总体史与社会变迁理路，将有助于全面把脉中国从前现代转向现代的艰辛不易。相比具体论断，《丛稿》在思想方法上给学界的启迪也许更值得咀嚼品味。

诚如其代序所说，著者始终“以平常的心走自己的路”，对学问之道、变革之路与一己肆力之事，都有一以贯之的通透感悟：“不必苛求变革，也不必苛求自己”，“以平常心肆力于学问之道，不求闻达，自甘清苦，亦是一功”，“一代人做不到的后一代人一定会去做”。我们都应反躬自问，能否以这种心态与定力去读书、治学与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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