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昆曲“草台班”

古老的昆曲，作为江南艺苑一朵芳香飘逸的奇葩，从元末明初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过了600多年兴起、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被艺坛誉为“百戏之师”、“戏剧之父”，唱红了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一带，声播远方。可是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集词、曲、唱、演之大成的高雅艺术渐渐衰落，到了解放前夕己濒临湮没。只有周传瑛、朱国梁勉强支撑着硕果仅存的“国风昆苏剧团”，在江浙一带农村的桥头、路边、茶馆演出。人家叫他们“讨饭戏班”，确实同要饭的没啥两样。每到一地，挨家挨户求爹爹告奶奶:“请看看我伲的戏吧！”看过以后，人们都说：“戏还不错，演员老的老、小的小，不整齐。还有服装太差。”说是剧团，其实与家庭班子差不多。寒冬腊月，他们连御寒的棉衣都没有，戏服更置办不起，全靠女演员买零碎布料或旧衣改制。有“戏状元”之称的王传淞，虽有“五官移位”、“变脸”等绝技，也穷得买不起香烟，小徒弟就到马路上去捡香烟屁股，拾来给他过过瘾。 　　

在嘉兴演出时，为了配合抗美援朝，剧团新排了一出岳飞抗金兵的戏《光荣之家》，被当时杭州文化局干部丛树桂看到了，丛树桂觉得昆曲唱腔优美，演员技艺高超，就邀请他们到杭州演出。一向在农村跑码头的“草台班子”，现在到了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能否站得住脚？大家心中无数。 　　

市文化局帮助他们在杭州登记，成为一个民营公助剧团。开头，没有团部，更没有排练场地，临时在井亭桥西华大楼边的“解放”剧场既演戏又住宿。晚上散了戏，全团演职员就打地铺睡在四面通风的舞台上。经费困难，吃饭开不了伙，丛树桂出于同情，设法从公款中暂借他们几十元钱，为此还被说成“挪用公款”。 　　

后来，幸亏遇上一位热心的医生蔡同德，收留了这个流浪戏班。蔡同德的药栈当年就开设在今天的华侨饭店，除了堆放药材，天井里还养着好几头梅花鹿，制作鹿胎膏、鹿茸丸等中成药。这样，剧团排戏就在蔡同德药栈的天井里，晚上药店打烊，睡觉就在店堂里打地铺。一个大统间，中间睡未婚女演员，一头睡七对夫妻，另一头睡男演员。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晚上女同志洗下身，只是撑把伞遮挡一下，稀里哗啦抹几下也就了事。其中有一位崭露才华的女演员，是“世”字辈新一代，人长得漂亮，演技也好，很多观众来看戏就是为了看这位女演员。可她在结婚前夜，穿的还是一双破鞋子。足见当时剧团及演职员的经济困难到何等程度！

杭州是昆曲再生之地

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只有靠编演新戏。剧团没有好戏，如何能把观众吸引到剧场？于是，他们上演了新编的昆剧《十五贯》。 　　

这天晚上，这一出重新编排的传统剧目在西湖边的“大世界”（今天的东坡剧院）小剧场演出。观众虽只有一百多人，前排却坐着几位特殊的来宾。特别中间那位身材不高、头发微秃的小老头看得十分专注。当看到“见都”这一场“况钟击鼓”时，他忍不住激动地对旁边的人说：“好！这是一出好戏。”此公是谁？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黄源。这天晚上，他和上海著名导演张骏祥来“大世界”看戏。

建国初期，国家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开始抓文化建设。毛泽东主席代表党和国家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但新中国的文艺究竟如何搞？大家心中无数。原来在华东局宣传部的黄源，这时已调来担任浙江省文化局领导。这位30年代“左联”的骨干、鲁迅的战友，文艺观念与众不同。他收到田汉的信，说有个昆剧团在杭州，要他多加关照。他又听周建人先生说起“国风昆苏剧社”的情况。周老是听张宗祥先生介绍的，二三十年代，张宗祥曾在江苏昆剧传艺所讲过课，周传瑛是他的学生。张老是昆剧的热心倡导者。他常在思考：新中国成立了，昆曲新生有指望吗？ 　　

黄源回到浙江，马上参加文化战线的肃反运动，运动进入定案前，毛主席发下选自《聊斋志异》中几篇解决疑难案件的文章，提醒定案要慎重。因此，黄源今晚看到《十五贯》，不觉怦然心动，兴奋不已。凭他的直觉：这是一出难得的好戏！再好好加工，一定能在全国打响。 　　

第二天，他就向省委文教部宣传《十五贯》，希望大家全去看看戏。他特地同文艺处长郑伯永打招呼，要他具体关心与参与这个戏的有关事宜。黄源亲自领导《十五贯》的加工，成立一个剧本改编小组，由戏剧家陈静执笔，决心搞出一个面目全新的《十五贯》来。

上海滩一炮打响

《十五贯》在黄源领导下，经过集体反复修改，与原来的《双熊梦》比有很大提高。始终围绕《十五贯》这一案件，刻画了三个官员的鲜明性格：况钟的为民伸冤；过于执的主观武断；周忱的官僚主义。不少精彩的对白，全是执笔者和演员不断琢磨出来的。 　　

《十五贯》加工成功，经过分管文教的省长沙文汉审看，得到赞许，决定首先在省党代会上演出。除了在杭州上演，下一步到哪儿去演出呢？目标一开始就定下：上北京，去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目标虽明确，但实现起来却不容易。按演艺界的惯例和规律，要想进北京，首先要到上海检验一下，看看这个戏能否站得住脚。因为上海观众多、欣赏水平高，又有不少文艺界著名人士。经过他们鉴定，戏好戏差大致有个眉目，十有八九不会错。 　　

经与上海方面联系，因正是春节前后演出旺季，每个剧场爆满，家家生意兴隆，实在无法安排。如果一定要赶在过年时候去上海演出，只能安排在永安公司的六楼小剧场。大家感到演出场所虽不理想，能去上海总比呆在家里好。于是在年底，全团赶赴上海。 　　

这个剧场确实小，座位也很少。观众虽不多，却来了几位重要客人：中共中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陪同他来看戏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陈丕显等人。他们在小剧场看了《十五贯》后，连声叫好。陆定一对旁边陪同人员说：“好戏！这是个好戏。要让首都观众也看看这个《十五贯》。”演出结束后，他还热情地对周传瑛说：“你们要到北京去！” 　　

这么一说，《十五贯》在上海轰动了，文艺界闻风而来，不少单位也组织包场。小小的永安公司六楼小剧场顿时门庭若市，人头济济。上海观众为周传瑛扮演的况钟、王传淞扮演的娄阿鼠所折服，连呼“老嗲！老嗲！”（“很好！很好！”）上海文艺界不少著名人士发现竟有这样一个演艺高超的民营昆曲团体存在！有的人还以为古老的昆曲早已消亡了、绝种了。 　　

陆定一同志回到北京，向中宣部和文化部打了招呼，说《十五贯》是一出好戏，可以调到北京来演出。此时文化部正为没有好的传统戏而发愁，一听说《十五贯》不错，马上通知浙江省文化局，赶紧调剧团赴北京演出《十五贯》。

浙江省文化局立马将“国风昆苏剧团”改为国营“浙江昆苏剧团”，指派副局长陈守川担任晋京演出的领队。还将当时在文化局搞人事、党团工作的钱法成派去当指导员。 　　

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颠簸，终于来到首都北京。在晨光初起时分，见到心目中神圣的天安门，浙江昆苏剧团每个同志从心底发出欢呼：啊！北京，我们终于来了。

文章来源《耆英影事》

作者简系国家一级作家

文章节选自《昆曲艺术家周传瑛、王传淞与<十五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