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宝石山下一弄登保俶塔，经坚匏别墅，在三叉道向右一拐，抬头便见一高大的南北朝向的水泥牌坊立在山道上。每天上下保俶塔的游人在这座牌坊下络绎不绝穿行，无论上山或下山，此处为一半脚程，路人总会歇一歇脚，仰望一番这牌坊上的刻字，可看来看去却总也弄不清这牌坊是何人所建，为何而建，以及它与山顶百步之遥的保俶塔有何联系，这恐怕也算是西湖边核心景区内一神秘之处吧。 被抹去建造者名字的牌坊
这座整体较为完好和结实的牌坊，正反面的刻字全都一样，正中最上方匾额上竖刻“关岳庙昭忠祠”，其下横匾上刻“中华民国十有五年五月榖旦，（）（）（）、（）（）（）建”，建造时间清清楚楚（1926年5月），而两位建造人的名字却被人用水泥抹平，无法辨认。四根立柱上分别刻有两副对联：“祀典重春秋湖山千古；威名齐汉宋日月同光”、“盛典许跻攀两庑弓刀森欲动；新祠今落止四时牲醴祝来（）”，最后一字及落款被凿。从文字上推敲，这附近应有一座建于1926年的祭祀关羽、岳飞的“关岳庙昭忠祠”，该牌坊为这座庙祠落成典礼的纪念物。
网上关于这座牌坊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为杜月笙所建，一为孙传芳所建，并倾向于杜月笙，系上海青红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为显帮会“兄弟义气”而建，此种说法完全是想当然了。
首先，讲讲“关岳庙”的由来。民国之前是没有“关岳庙”的。清朝及清以前，各地只有“关帝庙”或“岳王庙”，而没有将关羽、岳飞共祀的。到了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形成了南北两大派政治势力，北为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阀，南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力量。南方的孙中山在几次依靠军阀的军事行动失败或被利用后，决心组建黄埔军校，培养国民党自己的军事力量，并提出“三民主义”为军队的精神信仰，以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北方的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点，即只为军饷而打仗的军队是不行的，也必须树立一种精神信仰。于是在1914年11月21日，袁世凯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以大元帅名义颁令，“以关(羽)岳(飞)为武圣”由全国军人供奉，随即将北京地安门外西皇城根之白马关帝庙改建为全国第一座“关岳庙”，目的为信奉“忠义”、“激发其爱民卫国之真诚”。此后各地军阀纷纷仿建，如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等地的关帝庙均先后改为“关岳庙”，而且这些“关岳庙”与其他庙宇有一本质区别，即都参照各“先哲、先烈祠”管理方式，由官方出资建造和维护，为官方资产，而非宗教或民间资产。
其次，谈谈当时浙江的历史风云。1924年前控制浙江与上海的是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江苏的是直系军阀齐燮元。按理说，上海原属江苏省，可当时由皖系首领段祺瑞执政，而上海是一块肥肉，军阀混战时期，上海光是鸦片经营的收入，就可以足足养活三个师，因此由浙江督军卢永祥管理。齐燮元对上海觊觎已久，一直想吃掉这块本属于自己的肥肉。1924年9月3日，争夺上海的“齐卢之战”终于爆发。此时，盘踞在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以“援齐讨卢”为名，乘机操了卢永祥的后路，一举攻占浙江。 “五省联帅”孙传芳
1924年9月24日，孙传芳率军进入杭州，次日，杭州便发生了一件诡异的大事件，即西湖边屹立近千年的雷峰塔轰然倒塌。当时杭州人对孙传芳军队是不欢迎的，因其部队都是直鲁豫一带的，所以称其为“北佬儿”。“北佬儿”一进城，雷峰塔就倒掉，认为是大大的不吉利。孙传芳虽然相当封建迷信，但与其他大老粗军阀不同的是，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不像蒋介石那样只是去打了回酱油，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还加入过同盟会，属于“有思想、有文化的军阀”。 孙传芳入浙后，为了安抚军民，做了一系列的事情。他首先笼络地方耆绅，聘请江浙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有张謇、吴士鉴等人，又聘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在此插一句，日本人对侵略中国，其实早有谋划。他们为什么会敞开大门，让中国军人到日本军校进修，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都是将会在中国大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与其建立关系，然后趁中国内斗时混入其中，进而掌握一切有关军事、地理、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情报，为以后的入侵打好基础。其次，孙传芳为讨好浙人，特地对其军队制定了《入浙手册》，强调军纪。
1925年11月，孙传芳在北上击败奉系军阀张宗昌后，回南京成立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号称“五省联帅”，此时，孙传芳达到了其人生的最高峰，同时宣布“五省门罗主义”，又称“东南门罗主义”，以“保境安民”为口号，“认定五省保境安民宗旨”，宣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意识形态上，针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传芳还编撰了一本名为《反三民主义》的书，提出“三爱主义”，即“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他对“人民公仆”之说嗤之以鼻，说：“现在当官的都自称是人民的公仆，欺世谎言以此为最无耻。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心狠手辣的做梦都想把主人连骨头带皮吞进肚里。我不是公仆，我是民之父母。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我爱人民如爱赤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
虽然与其他军阀相比较，孙传芳算是“有文化”的了，但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还是闹了不少笑话。如他听说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在学校里用“模特儿”教学，就问上海知县危道丰：“什么叫模特儿？”危道丰回答得通俗易懂：“回大帅，就是光屁股的姑娘。”孙传芳一听大怒，这简直是斯文扫地，奇耻大辱，即令危道丰对刘海粟严加查禁。对于妇女穿旗袍，孙大帅也是意见满腹，认为女人露胳膊大腿，实在不堪入目，有伤风化，便在杭州下令女人“禁穿旗袍”，一时杭州街上的“旗袍女”顷刻绝迹。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孙大帅的小老婆周佩馨去灵隐寺烧香，就大模大样地穿着旗袍，春风满面地露着胳膊大腿进庙拜佛，可把孙大帅气得够呛，又无可奈何，最后这条“禁袍令”也不了了之了。 孙大帅宝石山上建关岳庙
如此封建的孙大帅，一进杭州城，就遇上了雷峰塔倒塌，这“不祥之兆”一直使他耿耿于怀。西湖边两座塔，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老衲已倒，只剩美人，于是孙传芳就决定在保俶塔下建造一座关岳庙昭忠祠，一来模仿当年袁世凯的做法，加强军队精神信仰和安抚军心，二来借关、岳二“武圣”之威以镇“风水”。其中，“关岳庙”祀奉关羽、岳飞，“昭忠祠”祭奠战斗中阵亡的官兵，两者合二为一。
1926年4月6日的《申报》上登载了一则《杭州快信》，内容为：“今晨（4月5日清明节），卢总司令赴西湖宝叔塔（保俶塔）昭忠祠致祭诸先烈并至积庆寺月桂峰（灵隐寺旁）举行植树典礼，十一时返辕。”这里的“卢总司令”便是孙传芳的手下大将卢香亭，当时孙传芳为“五省联帅”，并对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分别任命了五个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保俶塔旁确有昭忠祠（关岳庙），但具体位置在哪里，如今不得而知了。
从西湖老照片上可以看到，以前保俶塔旁有不少建筑物，其中最显眼的是位于塔西一幢白色二层建筑物，即当年英国宣教士梅滕更所建的广济医院肺病分院。十九世纪末，梅滕更向保俶寺（保俶塔旁原有保俶寺）租用宝石山上这块地后，将保俶塔与周边名胜都圈围在内，并开山断路，大兴土木，这引起钱王后人（保俶寺原为钱氏宗祠）和杭州士绅的不满，强烈要求收回，由此引发了一场清末民初杭州非常著名的地产官司。最终该建筑由杭州官府收回，1915年改为陆军卫戍病院，1929年由经济学家马寅初提议，此处又改为经济图书馆和中国经济学社杭州分社。保俶塔东侧一较小建筑原为医院配套设施，后改为康复疗养所。此外，保俶塔北面为山崖，因此孙传芳所建之关岳庙很有可能在塔之南面，大致应该位于现在“纯真年代书吧”这个位置。
至于建在山腰的这个关岳庙昭忠祠牌坊，1942年的《黄河月刊》第2卷第10期上，刊登了一篇李朴园先生名为《保俶塔》的回忆文章，文中明确提到了这个牌坊。李朴园是西湖国立艺专的教授，1929年杭州召开首届西湖博览会时，他是艺术馆的主持人，馆址就在北山街，因此在那里住过一年多时间，这期间李朴园先生经常登保俶塔，每次都会路过一个牌坊，杭州人称之为“孙传芳牌楼”。文中写道：“保俶塔下，有一座关帝庙（关岳庙），孙联帅为这个庙，建了那个青红两色水泥的牌楼（当初牌坊的立柱与横匾分别为青红两色，现在隐约还可分辨），杭州人便用孙的名字叫它了。”由此，这座牌坊上被水泥抹平的两位神秘建造人的名字，据我推断，应为“孙传芳”和“卢香亭”，一位是当时的“五省联帅”，一位是“浙江总司令”。 杜月笙捐款维修保俶塔
有趣的是，虽然网上有关宝石山关岳庙昭忠祠牌坊，为杜月笙所建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但杜月笙还的确与此有些关联，尤其是与保俶塔下那座关岳庙昭忠祠的变迁有联系，该联系缘于1933年对保俶塔的一次大规模维修。
保俶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元、明时几经毁建，1932年时的保俶塔还是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所建的，已屹立于宝石山顶三百多年，塔身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当时的杭州市长赵志游，是曾留学法国的土木工程专家，他派人对保俶塔进行了查勘，发现塔顶部倾斜，已向东抛出中心线四十公分，其铜顶抛出约九十公分，幸好塔基还算坚固，但再不维修，就会步雷峰塔后尘，有倾圮之虞。
赵志游马上组织了一个“保管委员会”，对保俶塔维修工程进行评估，预计整个工程约需大洋二万三千多元，而市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当时他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挪用之前为重建雷峰塔所募集的款项，约一万多元，反正这些钱要重建雷峰塔是远远不够的，不如先拿来保住保俶塔。二是向上海闻人杜月笙等求助。修杭州的保俶塔，为什么要向上海的杜月笙求助呢？这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开战不久，驻扎在杭州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奔赴上海增援十九路军抵抗日军侵略。在战斗最激烈的“庙行之战”中，八十八师英勇奋战，打出了震惊中外的“庙行大捷”，其自身也伤亡惨重，有一千四百多位英烈捐躯于上海战场。上海是杜月笙的发家之地，他所有的经济利益、社会关系及地位均在于此，所以无论是为国还是为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都积极筹款捐物、出钱出力，帮助中国军队抵御日寇。当停战后没多久，杭州市政府向杜月笙募款维修保俶塔时，杜月笙、张啸林立即捐款一万大洋。两年后（1934），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在湖滨筹建“一二八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时，杜月笙又捐款三千大洋。
保俶塔维修工程从1933年3月1日开始，用了4个多月时间，先将外层碎砖剥去，塔心直柱由水泥钢骨构筑，外层再用水泥和砖块砌就，分为八层，比旧塔多了一层。我们现在看到的塔身，就是当年所修。整个工程经费超了预算，为三万八千二百七十四元，由杜月笙、史量才、张啸林再捐一万元，共计捐款两万元，其余市政府补足。 塔顶纪念箱与塔下纪念堂
保俶塔顶的塔刹，当时没有更换，还是用了明代的铸铁塔刹，只是在水泥浇筑塔顶时，放入了一只纪念箱，内置征集来的与杭州市历史有关的文件器具，以示“藏之名山，传至千古”之意，其中有佛教信徒撰绘的佛经和佛像、古铜镜、古钱币、钱氏家谱、《听雨楼诗钞》、《时事新报新浙江建设号特刊》、《修建保俶塔工程说明和图样》和《淞沪御日血战画史》等。1997年文保单位在更换破损的明代塔刹时，发现当年水泥浇筑的塔顶还是坚固完好，就没有打开，所以该纪念箱至今还留在保俶塔的塔顶上。
1933年杭州市政府在维修保俶塔同时，将塔下孙传芳留下的关岳庙昭忠祠改建为“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堂”，此举一方面是纪念驻杭八十八师赴沪参战的阵亡将士（此时湖滨的八十八师纪念塔还未筹建），另一方面也是对杜月笙等人之捐款的一种回应。1933年第五期《友声旅行团月刊》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树立韩光弟将军像》的报道，内容为：拟在杭州宝石山，为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抗俄牺牲的韩光弟将军造一纪念塑像。其中写道：“嗣市府将宝石山孙传芳所建而未建成之关岳庙，收归改为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堂，纪念堂中，拟划出一部分，为韩将军刻像”，由此可见，当时孙传芳的关岳庙还未完全建好，就被北伐军赶出了杭州（时间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七年后，国民杭州市政府将其改为“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堂”，这也是杭州最早的“八十八师淞沪抗战”纪念场所。
近百年后，从一座隐于宝石山中的牌坊上，居然可以引出这些历史故事，此正是：一座山，一座塔，一座牌坊，一座庙，多少故事在其中；一个湖，一个城，一个传说，一个人，如今都付笑谈中。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