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是历朝历代决策的依据，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如此。对于信息的搜集、处理、掌控、传布，统治者从来不曾掉以轻心。在历代史料中，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制度化举措，以及君臣之间长期持续的若干“热点”议题。其中，有关防范壅蔽、穷尽实情、言路通塞等话题，始终处于聚焦的中心。

所谓“言路”，广义上是指传统社会实现下情上达的制度化渠道，狭义则特指官员上呈消息、意见的途径。就宋代朝廷而言，获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决策，进而下达、反馈，是一复杂系统；牵涉到整体的层叠式布局、内外机构的设置、相关人员的选用、政务文书的运行、多途消息的汇总核验、文牍邸报的散发、上下之间的互动沟通，等等。种种表象背后，关系到施政者的意图、官僚体系运转的内在机制；制度运作的实态，也让观察者注意到当时的“制度文化”氛围。

宋人将制度视为“纲纪”。应该说，在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安排下，宋代对于信息的搜集汇聚方式有其独特之处。例如百司官员的“转对”、“轮对”，对地方官员在任表现的巡视“按察”，强调实地调查的“察访”闻奏，鼓励多方询访体问的“访闻”，专人专项覆实事由的“体量”，比对核验信息的“会问”、“照勘”，等等。此外，君主御用的渠道及伺察手段愈益广泛，诸如扼守信息沟通要路的通进司与閤门司，亲从近臣掌控、在京师侦伺讥察的皇城司，宦官任职、传递内廷信息的御药院，作为“廉访使者”、按刺物情的走马承受，博访外事的军校、密探，登闻鼓检院的设置；亦有帝王出行时偶然兴起与民庶的接触……诸如此类，无不反映出帝王面对政事民情的渴求与焦虑。

对于上述内容，学界已经有所研究。[1]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1）作为重要信息通进渠道的宋代“言路”建设，（2）“言路”上的活动与滞碍，（3）“言路”通塞与制度文化的关联。

一、信息与言路：防范壅蔽的努力

（一）中古时期的“信息”

中古时期的“信息沟通”，发生于当时各类人际交往活动中，包括君臣之间、朝廷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敌对势力之间、各类关系网络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往复传达，消息探访、递送与交换。可以说，信息是时人思考的依据和产物，也是一切政务决策的基础。

说到“信息”，需要注意的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音信，指命令、消息、数据、符号等传递的内容与包含的知识；其次，信息大多具有时效性、流动性，凡提及“信息”，大多与“通”“塞”、“传递”“隔绝”相关联，显示出其沟通传播的本性及渠道途径的重要。[2]

在中古时期，“信息”一词作为音信、消息的概括语，至少在唐代已经频频出现。类似的说法，宋代则更为常见。臣僚章奏、官府文书、私人信函诗作中，常有“信息浓”、“信息稀”、“信息疏”、“无信息”一类表述。[3]当时人对于信息的渴盼，予人以深刻印象。信息承载的既是音讯，也是周边畅通与隔绝的表征；信息的沟通对于民情抚慰具有重要意义，而渠道的封闭阻断，则是人身禁锢或环境动荡的体现。学界通常讨论的社会网络，正是由有形的人群、观察可见的人际关系和无形的信息流动脉络组合而成。网络中的活动，既有物品人情的往来，也有大量消息、言论、品评的交流；网络中心，往往就是信息漩涡议论场。

对于国家政治而言，信息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历代朝廷对于军政信息、社情民意动向都十分关注。[4]熙宁十年（1077）五月，宋神宗亲笔批示，令前线指挥战事的李宪“候董毡有信息，及措置鬼章见得次第，发来赴阙”。[5]元丰七年（1084）正月辛亥，神宗手诏李宪，再度流露出对于前方“信息不通”的深切担忧。[6]靖康年间，东京“信息不通”，内外困敝，人心惶惑。[7]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军政活动中信息通塞关系攸重。

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最为拘狭的；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程度，却是前朝所难于比拟的。宋人在颂扬本朝集权成就时，称道“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8]而连结这“身”—“臂”—“指”的脉络神经，显然包括流淌在其中的信息。朝廷对于实际权力的把握，对于地方官员的督覈，对于民间动态的掌控，都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9]

渠道通塞，包括上下双向甚至多向流通的顺畅或阻滞；本文关注的“言路”，主要指信息的向上汇聚渠道，尤其是官员的进言途径。

（二）戒惕壅蔽的“言路”

中国古代文献中，无论政书会要、编年史籍还是人物传记，对于臣僚“言事”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人向有“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10]之说。好谏纳言，历来被认为是君主政治开明的反映，而其背后的深层关切，则在于防范壅蔽。所谓“防范壅蔽”，不仅是防范基层信息收集不及时不畅通，更是戒备高层臣僚的选择性报告或揽权阻塞。唐初魏徵向唐太宗解释“兼听”意义时，明确地说：“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11]话语中所指的戒惕对象，应该说十分清楚。[12]

宋王朝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的沉重压力。从培根植本、防患未然的意义出发，宋人对于开广言路尤为重视。孝宗朝名臣罗点曾说：

祖宗立国以来，言兵不如前代之强，言财不如前代之富；惟有开广言路，涵养士气，人物议论足以折奸枉于未萌，建基本于不拔，则非前代所及。[13]

南宋后期，张端义曾比较历代治政特点，称“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华，本朝尚法令议论”。[14]相对而言，宽容议论、鼓励进言，确实是宋代治国特点之一。欧阳修在其《镇阳读书》诗作中，自称“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15]“言路之通塞，系乎人材之消长”,[16]这样的意见成为朝野共识。尽管后世有“（宋之）儒者论议多于事功”之讥，[17]而在当时，这既是士大夫报效社稷、建树风采的途径，也是君主宣导下情、补益聪明的方式。

吕中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中说：

祖宗纪纲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总之，给舍正之，台谏察内，监司察外。[18]

这种纪纲，很大程度上是靠言责来维持的。从执政臣僚、给舍、台谏到各路监司，对于朝政得失、官员臧否、内外物情，无疑都负有言责，这具有监察意义，也是朝廷信息来源所在。[19]民意的把握、政策的制订、制度的调整，正应以此为据。

尽管历代都强调官员言责，但“言路”一说的集中出现，是在宋代。宋代的进言渠道应该说是多层多途的，也有各类临时性加急性的特别处置。南宋后期魏了翁曾回顾说：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20]

这段话常被学者用来证明宋代君臣沟通的途径，所列举的方式，在历史上确实都能寻得例证。诸如御前会议、近臣宣召、官员入对、书疏章奏、经筵咨询、私下访谈，都提供了君主了解外情的机会，也都曾行之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魏了翁这一说法，即便在宋人引以为傲的“祖宗朝”，也是“非常”的现象；他出于对下情不通的忧虑，才以集萃的方式将“祖宗旧典”合并托出。

进言渠道中，首当其冲的言事者，应该是宰辅、侍从等，也就是吕中所说“大臣”。正因为如此，真宗朝的“圣相”李沆，才因其寡言而被批评为“无口匏”。[21]一般来说，宰辅进言、与皇帝对话，会有当时的记录；像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曾布的《遗录》、李纲的《建炎时政记》、史浩所记《圣语》、周必大的《思陵录》《奉诏录》等，都是宰辅近臣对于政务对话情境、往复进言及皇帝旨意的笔录。“论思献纳，侍从之职”，[22]侍从臣僚亦“于事无不可言”。[23]我们在宋代史册中看到，每逢重要的人、事调整，政策变更之际，往往有这些大臣的若干章疏及连篇累牍的君臣对谈。

不过，在宋代，“言路”一说有其特指。所谓“言路”，是指官员向皇帝进言的专有途径，也是指担负言职的机构及官员。时人通常会说，“言路，台谏给舍也”，[24]这可以说是狭义或曰严格意义上的言路官职。所谓“台谏”，是宋代监察部门御史台、谏诤部门谏院的合称。有关二者的职任区分与关联，学界已有许多研究，[25]今不赘。就其突出的“言事”功能来说，二者责任有所区分，谏官职在论奏谏正，而台官则是弹举纠正。[26]所谓“给舍”，则是指从属于宰相机构中书省、门下省，担当草拟诏旨与审覆封驳职责的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北宋元丰年间官制改革之后，二者分处两省，职事既有分工合作，亦有先后程序中相互防察处。中书舍人“掌行命令为制词……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27]给事中“掌读内外出纳之事。若政令有失当，则论奏而驳正之”。[28]给舍的缴驳通常伴随进言，“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29]给舍之言常被视为“公论之气”的代表。[30]

元丰后即常见给舍、台谏并提：

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设为给舍、台谏之官，以封驳、论列为职，所以弥缝其阙，纠正其非，归于至当也。[31]

也就是说，给舍掌管封驳，台谏职在论列。就时人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言，给舍、台谏在言路上发挥着前赴后继的接力递补作用：

政事归于庙堂，而言路通于天下。庙堂之有所失，给舍得言；给舍之有所不及，台谏得言；台谏之有所不能言，天下能言之矣。[32]

给舍与台谏，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官员；前者位于行政体制之中，后者则属于监察规谏体系。[33]二者得以并提，与宋代“言路”的运行机制相关，既反映出二者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职能互补，也凸显出这些部门共有的进言作用，强调在其位者针对朝政发表意见的权利。朝廷重大事务的运行链条，离不开出令—审覆—执行—监督的关键环节。中枢决策形成过程中，给舍若有不同意见，或封还词头，或封驳诏令，是其进言机会；颁出的政策内容失当或朝政措置疏舛，台谏可以规谏廷辩。这些做法，既是为减少决策过程失误，也对居于“庙堂”之高的君王宰执构成某种牵制。

我们经常看到官员“极言时政”、“极论阙失”之类说法，一般是指不惮风险竭力陈说。宋人常说，“任言责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34]事实上，位于言路之上的官员，有刚劲者，亦有猥懦者。[35]谏说之难，自古以然。[36]司马光曾经比较裴矩在隋炀帝、唐太宗时期的表现，评议说：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37]

总体上讲，宋代朝野风气相对开放，士人意识到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亦追求清誉，当时“虽庸庸琐琐之流，亦为挺挺敢言之气”，以致“失在谏垣，救在缙绅”。[38]即便不在言路的官员，像翰林学士、六曹长贰，也是“职在论思”，“虽非言责，亦未尝不因事献言也”；[39]其他官员也会利用朝廷求言、轮对等机会进言。士人间的清议评骘，亦是朝廷得知外情的途径。

为防范来自“在位者”之壅蔽，宋代帝王容忍甚至鼓励朝廷上“异论相搅”。[40]绍圣四年（1097）五月，枢密院奏事时，亲政数年却仍涉世不深的哲宗，询问知枢密院事曾布：“大臣所见，岂可不言？言之何害？”老于官场世故的曾布，顺势谈起“先帝”神宗皇帝的御臣之术：

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愿陛下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41]

按照这一逻辑，允许上下之人持有“异论”,是为避免“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

尽管如此，广开言路在宋代并非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政争中控制言路，封锁消息；灾伤时“递相蒙蔽，不以上闻”；[42]日常事务中大事化小，敷衍应对……利益驱动使得官员们瞒报虚报的动力从来不曾缺乏；君王态度的好恶，更成为群僚窥伺的焦点。围绕言路通塞问题，朝廷之上始终呈现着拉锯战般的状态。元符三年（1100），面对登极伊始的徽宗，目睹多年朝政翻覆的晁说之带有几分激愤地说：

言路之通塞，岂一夫独鸣之力哉！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其博古今、达治体、善议论者几人，其骨鲠谅直、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43]

南宋初建，被召为宰相的李纲，回顾北宋末年的情形，也指出：“靖康间虽号开言路，然议论鲠峭者皆远贬，其实塞之也。”[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