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二）“玉音”与“玉色”

谈及信息的“壅蔽”，不能只将问题归咎于逐级官僚。“防范壅蔽”说法的潜在前提，显然预设君主和朝廷是真正希望了解各类实情的———无论“信息”带来的是喜是忧。但事实上，君主与朝廷的执政倾向，可能助成或者说导致了某些实情的滞碍乃至隐瞒。宋人文集、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君主言谈（“玉音”、“圣语”）、神情（“玉色”）的细致描述，反映出臣僚的小心观望。

早在建隆三年（962）二月，太祖就曾表示“渴听谠言，庶臻治道”，要求百官“无以逆鳞为惧”。[99]真宗天禧元年二月的诏书中，也明确表示，谏官奏论、宪臣弹举时，“虽言有过当，必示曲全”；并且安抚群僚说：“是为不讳之朝，岂有犯颜之虑。”[100]这样的说法，被包拯、刘随、陈次升等人多次征引，称颂的同时，是希望“圣朝广开言路，激昂士气，不以人言失当为虑，而患在人之不言也”。[101]

“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102]多数情况下，君主出于对信息的关注、对舆论风向的在意，会表示容受意见的姿态；但对臣僚影响更为直接的，显然是姿态背后君主对于进言的实际态度。征诸史实，即便勤政如太宗者，当田锡任职谏垣时，也在其章奏《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中批评说，今来谏官寂无声影，御史不敢弹奏，给事中不敢封还，“给谏既不敢违上旨，遗补又不敢贡直言”；中书舍人于起居之日，“但见其随班而进，拜舞而回，未尝见陛下召之与言，未尝闻陛下访之以事”。[103]仁宗朝的谏官也曾批评“陛下虽喜闻谏争，然考其施用，其实无几”。[104]

君主初政或是政策调整之际，常有“诏求直言”之举。元符末年，徽宗即位，

下诏求言，而“时上书及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105]政治取向逆转导致的高层态度翻覆，不仅在当时直接阻塞了言路，而且示后来者以忌讳。

军政情势紧张时，君王对于信息的焦虑更为突出。但这种渴求并不等于对进言内容、通进渠道的真正重视。靖康年间，金军围困开封，钦宗“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复沮抑言者。故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谚”。[106]一“开”一“闭”的状态，活脱勾勒出君王面对言路的复杂抉择。

孝宗朝是政治相对清明的阶段。乾道初，针对中书舍人洪适的缴奏，孝宗明确表示：“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缴来。”[107]而时至淳熙，罗点还是痛切地指出：

国无尽心瘁力之臣则事不济，今皆悦夫背公营私者矣；国无危言极论之臣则德不进，今皆悦夫偷合苟容者矣；国无仗节死义之臣则势不强，今皆悦夫全身远害者矣。[108]

光宗朝，秘书省著作郎卫泾批评“言路尚壅”，“听纳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109]理宗时的殿中侍御史杜范批评皇帝“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110]表面崇奖台谏，实际阻抑直言。这正如刘子健先生在《南宋君主和言官》一文中指出的，南宋君主对于言官，除去控制之外，常用拖延敷衍的手段，或是调护、抑言奖身，虚伪应付；意欲利用言官名望，却不听从合理主张，结果是上下相蒙，人心涣散。[111]

帝制时期，尽管有对于信息渠道的建设，有对于纲纪制度的强调，但归根结底，纪纲“总于人主之威权”。[112]言路为人主所需，其“建设”必定要服从人主与官方的期待；言路既无法超越君主威权，“独立”言事、“开广”范围，必定有其限制。南宋后期，吕中在讨论台谏职任轻重时，指出差异的关键在于“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还是“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113]

统治者历来警惕言路批评“过度”，更不容其站到君王意志的对立面。台谏官员常有畏葸避事者，不敢“论天下第一事”，而“姑言其次”，藉以塞责。[114]言官“沽名”、“陵犯”，皆涉大忌。仁宗亲口告诫御史中丞王拱辰说：“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115]绍兴八年宋金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等人出面抗议，朝廷下诏严厉指责说：

初投匦而未出，已誊稿而四传。导倡陵犯之风，阴怀劫持之计。倘诚心于体国，但合输忠；惟专意于取名，故兹眩众。[116]

引惹高宗、秦桧不满的原因，既是胡铨对和议的抵制，也是由于文稿四传，导致“陵犯之风”，触犯了朝廷忌讳。孝宗历来被认为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但他对于“议论群起”的警惕，与高宗如出一辙。隆兴元年，时任中书舍人的周必大、给事中金安节，因论列近臣龙大渊、曾觌等，被宰相呼召至都堂，

宣示御札，大略谓给舍论大渊等，并为人鼓惑，议论群起，在太上时岂敢如此。[117]

就统治者看来，即便需要“言路”，这进言的路径也只能是通向他们一端；若有溢出，则被认为是鼓惑眩众。这种戒惕，较之“壅蔽”，毋宁说更为切近肌肤，刻骨铭心。

言事禀承上司意图、人主风旨，本是台谏之戒忌。宋高宗曾经告诫张九成，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九成回答说：“以臣观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亦不可承人主风旨。”[118]而事实上，御史“承望要人风指，阴为之用”的情形十分普遍，[119]台谏往往“取旨言事”。[120]在宋代史料中，常会看到官员由于“领会”上意、“体恤”上情而刻意迎合，乃至隐瞒实情的做法。朱熹曾经说：

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121]

逢迎谄佞、畏缩不言之例皆非鲜见。更可喟叹的是，一些忠于职守的官员，也会出于避免朝廷困扰的立场，倾向于回避实情。哲宗元祐中地方财政吃紧，朝廷派员调查，范祖禹出面反对：

臣伏见近遣户部郎官往京西会计转运司财用出入之数。自来诸路每告乏，朝廷详酌应副，其余则责办于外计。今既遣郎官会计，必见阙少实数。若其数不多，则朝廷可以应副；若其数浩大，不知朝廷能尽应副邪？[122]

他主张让地方自行处理，朝廷不宜过问“实数”，以免面对实际窘困带来尴尬。乾道时江西水灾，孝宗全不知情，事后追问，参政蒋芾解释说：

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闻今陛下询访民间疾苦，焦劳形于玉色，谁敢隐匿！[123]

这就是说，在众多消息之中，地方官员选择“上传”的内容，取决于他们对君主“玉色”及朝廷态度的揣摩。这种对于“玉色”、“玉音”的小心观察与测度，记载中比比皆是。凡当奏闻之事引惹“上变色不悦”时，通常“同列皆止之”。[124]真德秀在《讲筵进读手记》中，曾经记录下他读“汉成帝荒淫一节”时，对于理宗态度的观察：“敷陈之间语颇峻切，仰瞻玉色略无少忤。”[125]而遇到皇帝“玉音峻厉”、“玉色怫然”[126]之际，则少有敢于坚持进言的官员。

这种情形不能简单归结于官员个人素质问题，而是由制度周边的整体氛围、由深入脊髓的“奉上”、“唯上”文化所导致。尽管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制度设计的核心、官员取舍的依据、冲突周旋的落脚，却是效忠君主，顺从上峰。这是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的选择倾向。

余论：信息通塞与“制度文化”

信息渠道的路向、制度的针对性及运作形式，显然受到政治局势左右。宋代日常治理体系下有百官转对轮对，有给舍台谏进言、监司郡守禀报，庆历熙宁等变法活动期间则会集中出现成规模的按察巡视，不同方式并存互补。而信息的通达与否，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相应的输送呈递渠道；即便渠道设置周全，亦不意味着信息沟通流畅。[127]

一般说来，高踞于臣民之上的“人君”，明白居高宅深的不利，开广言路是其延展视听的重要手段；当政宰辅亦须了解内外信息，以便施政。有关“直言朝廷阙失”的表态及相应规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但从现实中，我们看到，宋代既有“养臣下敢言之气”的呼吁，[128]也有对言者“沽名卖直”的反感；既有敢批逆鳞而得青睐的事例，也有言事忤旨谴谪贬斥的情形；既有“谏官御史为陛下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的说法，也有“言事者数与大臣异议去”的状况；[129]既有“明目张胆”的危言正论，也有专意迎合的欺瞒诞谩；帝王与朝廷，既为信息焦虑，又惧怕面对“不乐闻”的现实……凡此种种，构成了一幅幅盘根错节的万象图。

信息渠道本身无所谓“通”“塞”，造成通塞的是其中发挥作用的“人事”。渠道不畅、信息不实，当然与国家的实际能力有关，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例如交通条件差、讯息收集传递不便等；也有措置安排的原因，例如言者得知讯息的途径有限、处理人手数量资质不足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纵横交错的等级体制下，渠道层级的接卯处或曰权力枢纽处，都是信息的筛选流失处。

本文讨论的“言路”活动，涉及各层级官员对态势消息的解读、对政策方针的建议。其中传递的信息，通常经过筛选提炼加工，以供决策。构成这一路径的诸多环节上，少有原始消息，多是经由处理的信息；既有信息收集迟滞片面、缺漏模糊带来的影响，又是特定制度环境下官员主观抉择造成的结果。言路的阻滞、信息的扭曲，往往并非出于忽视，反而出于官员对其重要性的体认；不仅来自权相佞臣，也来自顾及仕宦前途的各层级官员。庸散不职者、作伪蒙蔽者、奉承逢迎者，无不在信息申报选择上下功夫。判断抉择与官员追求相关，仕途生涯的选拔任免虽有规矩准绳，而长官举荐、君相赏识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前程既然操控在上，规避个人风险自然要向上窥伺。

有关言路的规定，提供着施行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事态的走势；而施行的实态，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计者通常希望制度便于把控，而任何制度一经推出，其弹性空间，其内在罅隙，都会在施行过程中逐次显现，其溢出效应与潜在风险可能是制度推出者始料不及的。史籍记载所呈现的，往往是被当作“国家之典法”被记录的应然状态，希望以此“垂劝戒、示后世”。[130]我们不能仅依据条目规定及二三范例，就认为制度实施有效；同时，也不能因为制度变形扭曲，就以“具文”一语草率交代。制度实施的“万象图”，应该说与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直接相关。

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或可径称为“制度文化”。[131]笔者所谓“制度文化”，不是单纯指特定时代创制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影响制度实施的环境，指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观察制度文化，不能忽视制度设计者、执行者、干预者、漠视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朝廷意志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围绕言路有着不同的认知与多方实践。张力与转圜的结果，可能深化制度的影响力，可能消解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也可能导致制度的更新。从这一角度，或许能观察到影响制度走向的多种因素。一方面，特定制度的实施会影响到文化的趋向，制度上包容言者，台谏才会养成“元气”；另一方面，制度也为“制度文化”所包裹，例如对于进言利害的认知、进言者的声望、纳言者的公信力、以往进言的影响等因素，都左右着制度的预期和运行的结果。制度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弥漫性的政治生态环境，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纵观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按照其设计模式原样施行；调整修正甚至于变异走形，大致是其常态。或许可以说，制度面临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是否制订过相关的制度，而是被称作“制度”的那套规则和程序，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体系如何执行（或曰对待）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如何感知这套“制度”。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显然是与官场文化交叉迭合的。“官场”是制度相关者集中活动的场合，是官僚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基本空间。与官僚制度、官僚生存状态相关的惯例习俗、潜在规则，其特有的能量气息、风气的浸染与传播方式，都体现出官场作为“场”的辐射及感应特征。

信息制度的建设，无疑是政治权衡的结果；利害取舍、轻重缓急，取决于判断与抉择。制度注重程序，而许多背离流程的逆向措置，可能被包装在顺势的外表中。即便被认为成功的制度，其路径中亦可能有诸多变形，可能看上去端点与初衷形似，也可能勉强达致表面目标而伤及深层。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习用而不可或缺的运行方式。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其渠道不畅，当年的操控者在意这系统格套俱在，可供驱使。

官方“言路”的节点留有层级式的阀门，掌握开关者，既有不肯尽职甚至刻意壅蔽者，也有忠于体制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后者，对于节门启闭的方式程度无疑也需要斟酌，除去触逆鳞带来的风险之外，上下之间失察不报是风险，打破安宁平衡同样是风险。其间深层的考虑往往在于预期的“政治秩序”（尽管实际上可能带来民情不安甚至社会动荡）；而这些判断与抉择，正与抉择者身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

进言事，从来被认为是“朝政之大者”。[132]宋廷有关言路建设的意向不乏清晰表述，但作为加强专制皇权的手段，这“建设”的指向性十分明显。言路承载着言论开放与意见进呈的特定方式，是士大夫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但根本上讲，其运行从属于政权的需求。研究者会注意到，宋代官员的进言活动及其效应，有明显的运行曲线，其波峰高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133]当轴者关切的，主要是控御的维系及朝政的安宁；作为言路及其延展，如给舍台谏之封驳进言，轮对、经筵等君臣对话机会，按察、体量等信息搜讨途径，节门启闭、开放程度，都被制约在这一限度之内。有制有度，这正是“制度”一语的另一方面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