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坤，又名徐行之，1893年出生于萧山新街镇富家塔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于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名工人出身的党员，是中共杭州党组织的创始人，又是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的第一任负责人，还是绍兴党组织活动的开创者。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为党的事业、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功绩。1927年 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因失去组织关系而脱党，但未动摇变节。1935年因病保释出狱后，仍为党及进步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建国后，担任了国务院参事，并于1954年重新入党。1997年1月，以104岁的高寿去世。

童年印刷工

幼年的徐梅坤为生活所迫，6岁起就在钱塘江边打柴割草，补贴家用。10岁到戴村镇的一家酱园当学徒，14岁转到杭州郭记订书坊做学徒， 16岁正式开始学习印刷手艺，先后在杭州、绍兴、宁波、无锡、上海的印书馆、报社做工，结识了许多印刷工人，为他以后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同时，由于印刷行业的特殊性，使他有机会接触新文化和新思想。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主张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风起云涌的工人罢工斗争，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建立浙江省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

1920年，他在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工作，开始自发地搞工人运动，建立了“浙江印刷公司互助会”，这是浙江省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在进步学 生的帮助下，这个组织发表了《浙江印刷公司互助会章程》，使工人开始从自发斗争转向有组织有纲领的斗争。这年12月，他又与工友倪忧天一起创办了进步刊物《曲江工潮》半月刊，共出了14期。这个刊物是浙江最早的工人刊物，也是全国最早出现的工人刊物之一。在此期间，公司总经理的一个亲戚，无故打骂一位排字学徒，引起了工友们的愤慨，他就站出来要那位亲戚赔礼道歉。对方不接受，徐梅坤就号召工人罢工。结果，因经验不足，罢工坚持了 40多天，印刷公司就关闭了，罢工失败。后，他进浙江贫民习艺所工作，见到厂长有两只狗，每天喂牛肉、米饭，工人的生活还不如狗，非常气愤，一方面联络工友开展罢工斗争，要求改善待遇；同时他还想杀掉厂长，结果未能实现，就杀掉了那两只狗，并离开了习艺所，回到家乡，参加了衙前农民运动的斗争。至1921年12月，衙前农民运动遭到军阀镇压，他就来到了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上海，渴望在这里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经人介绍他进了上海《民国日报》社，当了一名排字工人，因工作关系，经报社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介绍认识了常到报社的陈独秀。陈独秀在与他交谈中知道他曾参与工人运动和衙前农民运动，很为赏识，加之当时党组织急需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情况，因此，在1921年底徐梅坤就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党内第一名工人出身的党员。

创建中共沪、浙地方党组织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徐梅坤更积极地投身于革命事业。1922年经组织安排，他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这年五一节，他与早期党员张秋人、董锄平等一起，召集商务印书馆30余个团体的工人，在北四川路怀恩堂召开纪念五一群众大会，宣传“三八主义”，要为达到教育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而奋斗。会后在华界进行游行经闸北天通庵路、宝山 路、到北火车站散会。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成立，由中央指派，他担任了第一任书记，沈雁冰和王振一为委员。接着，为扩大组织，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于9月初来到杭州，经组织发动，建立了浙江省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同时还发展了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党组织。后又到绍兴发展党员，帮助建立中共绍兴地方组织，为浙江省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3年，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徐梅坤以正式代表身份赴广州出席大会，并当选为第三届中央候补执委（即委员）。会后，他与陈独秀、毛泽东等一起两次拜访廖仲恺，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回上海后，又为当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的印刷发行事宜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徐梅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光明印刷所的排字工，借此机会贿买了光明印刷所的老板，操纵了实际的印刷权，并亲自将成捆的《向导》交付“民信局”运往各地，越过了反动派的邮政检查，使《向导》杂志能在全国传播。当时 《向导》主编由陈独秀和蔡和森负责，撰稿人有李大钊、张太雷、高君 宇、张国焘、刘仁静等。后来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岸英避居上海，也参加《向导》撰稿，他们寄寓在蔡和森、向警予家，于是徐梅坤每次去蔡家取稿件，也到毛家去。并且，因为杨开慧在小沙渡路工人夜校授课，由于路径不熟，晚间又走冷僻的路，徐梅坤受毛泽东之托，承诺每晚伴送和迎归；有时时间太晚，毛泽东就留徐梅坤过夜聊天，主要是了解浙江一带的农民运动情况。

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建党初期，徐梅坤担任了上海印刷工会委员长、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在当时的革命年代，党内的职务升迁变化很快，但他不论是升是降，一直是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1923年初他是上海地方兼区委的委员长，到这年7月换届选举，他只被选为秘书兼会计。1924年1月再次改选，他只当选为候补委员，负责劳工运动。因形势变化异常，改选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委员和委员长。上海印刷总工会的成立，他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他曾与周恩来一起任南市区指挥，因形势的变化，周恩来去闸北，而徐梅坤又从指挥的岗位上调下来，只担任各方面的联络工作。在此期间他还担任过军事委员会委员、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委员会委员等。

在1924年5月26日，由于他的广泛深入的工作，成立了以印刷工人为主的“浙江旅沪同乡会”。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不久就建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会员发展到2000余人，在上海“五卅”运动中，这支队伍起了很大作用。1927年初，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曾一度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三人团的指挥员，指挥南市区工人占领了南市区警察署、 电话局，攻下了江南造船厂、高昌庙兵工厂，占领了南市火车站。胜利后，又派出一支较强的工人纠察队和铁路工人帮助运输，支援闸北的战斗。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他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委员会委员。当时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趁火打劫，也组织了2000余人的纠察队和300人的武装纠察，准备暗杀共产党人。总工会纠察队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左派青年，发起组织锄奸队，铲除右派。在武装斗争中，徐梅坤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特别是第三次武装起义，他曾对组织起来的工人进行短期的武器使用训练。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工人们从敌人手里夺得了大量武器武装自己。徐梅坤等领导的南市区纠察队夺取了600 多支步枪、3挺重机枪和7挺轻机枪。3月23日，在汪寿华、徐梅坤等领导下，上海千余个团体50万群众，在闸北青云路空场召开庆祝胜利和迎接北伐军市民大会。

身陷囹圄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由于陈独秀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徐梅坤一直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在血和火中经受住了考验。其后，他保护周恩来等领导人撤离上海，他也被迫离沪到了武汉，并被任命为全国印刷工会委员长。后受组织派遣回浙江调查反革命事变后党组织的情况，8月间的一天他从宁波回上海途经萧山时，被背叛革命的沈定一逮捕，先后关押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和浙江反省院。

自从被捕入狱后，徐梅坤就抱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在长达8年的牢狱生活中，尽管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但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气节。他积极参加狱中和政治斗争，严守党的秘密，经受了长期镣铐加身等酷刑虐待，受到难友们的尊重。

1935年9月，他因病重被保释出狱。翌年，他回到上海，再次投入了中共领导的进步活动和工人运动。他开办了新生印刷所和新文化书房，因印刷和收藏《解放周报》、《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两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封。1939年至1942年初，他先后在昆明创办民生印书馆和南方印书馆。在重庆期间，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会面，并接受周恩来的提议，继续留在党外从事进步活动。

1942年至1949年，他先后担任上海中央化学玻璃厂办事处主任、经理、厂长。在解放上海的斗争中，他为阻止上海警备司令部宣铁吾迫害革命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为策动宣铁吾于我军渡江时起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组织了18个中小工厂工人纠察队进行护厂斗争，劝阻正泰橡胶厂迁台，掩护和营救了一批被捕的革命同志脱险。特别是他利用私人关系，为阻止浙江省保安司令周岩炸毁杭州军火库以及其他城市建筑，起了重要作用。

重新入党

建国后，由周恩来提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1956年2月任国务院参事。他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尽心竭力地工作，为新中国和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他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满腔热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渴望早日回到党的旗帜下的心情越来越强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54年11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徐梅坤晚年体弱多病，行动不便，但他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地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还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向有关方面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党史资料。他一生艰苦朴素，淡泊名利；对党忠诚，严于律已；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因自己的困难向组织提出要求、要待遇。他关心群众疾苦，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他留下遗瞩，要家人对自己和丧事从简，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