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申、丁丙兄弟是在同治元年（1862）二月间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然后将书护送至上海保管。

据慕骞《丁松生大事年表》（《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集》）所记：丁丙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廿十一日渡江至留下镇，与兄竹舟同收集四库书残本，暂妥乃父殡宫。三月由绍至甬，五月渡沪，七月往泰州省外舅疾，八月自如皋返沪编集书目”。在赴如皋至泰州途中在冷摊中亦曾购得零星库书。同表又记“同治二年（1862）正月移家沪上”，所以护送《四库全书》残编当在这两次上海之行中，由于所记简略无可考知。

关于丁氏兄弟护库书残编至上海的经过，王同所记《文澜阁补书记》最为具体：

事必豫定于几先，而后尽力为之，十可得其八九，若吾杭丁氏之于文澜阁补书是也。杭郡当辛酉再陷，出围城中者，救死扶伤之不暇，而竹舟主政、松生征君赒恤其亲故，更能不避艰险，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文澜阁残编运至西溪，亟思所以宝守之，若逆料赭逆之灭在旦夕者，是非其识定欤？及由西溪至歇浦，道出乌戍，经逆党踞要隘盘诘，见朱玺累累，知为官家物，虎视蜂拥，举白刃相向。同舟者咸心悸目瞪，而二君独从容剖辩，卒能保其所深藏者，出虎穴而达沪渎。又若逆知天未丧斯文而威武不屈、声色不动者，则其神定也。（《文澜阁志》卷下）

王同字同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官工部主事，后掌教紫阳书院，著有《三书院纪略》等。王同为丁丙同时代人，两人相熟稔，加之王同为文澜阁重建后第一任董事，曾掌阁事，所记可信。至于王同所记途经要隘，太平军见库书“朱玺累累，知为官家物，虎视蜂拥，举白刃相向”，而最终凭“二君从容剖辩”终于放行，其故事不明。据我揣测很可能太平军之下级军官中有通文墨而重视文化之人，经丁氏解释而不加为难。

近代杭州塘栖劳格丹铅精舍藏书，太平军据浙江时亦几乎尽毁，然一军官“诫其徒谓此读书人家，毋惊之。入室取架上卷帙观之曰：‘闻此家多藏秘籍，何此皆非善本，殆移匿他处耶！’徘徊良久不动一物而去”。此事系劳格所言，其友人吴廷琯记之。

当然，太平军所至，文物古迹毁损甚巨，危害性甚大，但有少数知书者亦有可能在职权允许范围内护书。惟此事据丁丙从弟丁午《文澜阁购补遗书议》（载《文澜阁志》卷下）称：“溯自西溪收觅，密运沪上，道经乌戍，复被攫去四五千册，其书半散嘉、湖两郡。上年曾有言及某处尚存若干者。”则与王同所说略异，录此备考。

丁氏兄弟将库书平安运抵上海后，对散佚的文澜阁本命运犹关心不已，“辗转托书贾周汇西间道返杭，假惜字名搜求阁书，于是得装钉成帙者十之一，余则束以巨絙，束各高二尺许，如是者八百数，悉输之沪”（张崟《丁松生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此事俞樾《丁君松生家传》所记略同。文中所言书贾周汇西，仅知名京，字汇西，杭州人。

清钱塘范祖述《杭俗遗风》（清同治三年刊本）书影

文中“假惜字名搜求阁书”需略加说明。清代杭州人有“惜字”之风俗，后发展成一种善事义举。所谓“惜字”，就是爱惜有字之纸，其起源可能与杭州人崇尚文化、爱惜书册有关。杭人以为有字之纸是不能亵渎的，即使手写之字纸无用亦不能揉成团掷于地上，亦不能生火做饭用之引火。凡有字之纸，必须平摊折叠，置于一定处所，待贮之较多，则用瓦缸或破脸盆放在天井里焚化。外出有事，见地上有字纸（废纸）亦必俯身拾之，或携之回家，或放置于路旁竹筐内，待积之一定数量，自有人前来焚化。其俗至民国后期尚存。

钟毓龙（1880-1970），字郁云，晚号庸翁。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世居杭州，对杭州文献、掌故等极熟稔。有《说杭州》遗稿约一百万言，未及付印而“文革”动乱起，手稿“非焚即佚”，后其哲嗣钟肇恒于上世纪80年代初整理劫余残稿，仅得十之三四，交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六章《说事》第三节《民国后创办之慈善救济事不属善堂者》有附录《惜字会》一目，然原稿已佚，仅存目而无文，但可证“惜字纸”在杭城确为一善举，且已形成风气。

这里还有个佐证。笔者儿时居杭州上城，距家门不远的闹市口（地名，今不存，原地在今西湖大道与延安路相交处）曾见有倚墙而搭建的砖砌小灶，上书“敬惜字纸”，即焚化字纸处所。我读小学时，初次练毛笔字，凡写得不好的，即随手一团，掷于地下。外婆、父亲一见必加呵责，连说“罪过”，捡起后展平收藏。我家也有一小缸，就是用来焚化字纸的。积久成习，我也养成见有字纸即捡回家的习惯，所以对“惜字”之风至今印象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