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炳文，1942年1月生，河北省广宗县人。196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南开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和故宫博物院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被学界公认的唯物史观视角下写成的明史巨著《明史》上下册，还著有《南明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明清史蠡测》《明清考史录》《清代苗民起义》《清史》《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史》(明朝卷)《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第8册)《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明史研究备览》等(其中部分为合著)。

　　在南开园，年逾古稀的南炳文先生依然保持着每日朝八晚七的研究生活。钻研了半个多世纪的明史，他从壮志少年到华发先生，不变的是治学的刻苦和对学术的痴迷。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他对工作的要求丝毫没有降低，一年365日几乎天天不休息，甚至骑车上下班的路上也在思考学问。书斋之中，他坚持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关于治学，他甘为人梯，坚持作有永恒价值的史籍整理。近日，在历史学院一间满是古籍的研究室里，记者采访了南炳文先生。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的明史研究之路。

　　南炳文：1961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南开培养了我，让我明确了研究方向。在入南开以前，我对历史的认识就是记时、记人、记事。入学以后，南开历史系的郑天挺、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著名学者，通过言传身教让我渐渐明白，历史研究要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把没有研究的问题弄清楚，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现实。历史是需要研究的学问，我就是这样走上了研究的道路。

　　当时我们历史系只有一个研究单位，就是郑天挺先生1956年创立的明清史研究室，其他都是教研室。郑先生当时是全国明清史领域的头号专家，南开明清史专业也被看作是全国最好的。入学后我们与教明清史的老师接触比较多，了解到从中国古代史方面来看，明史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当时主要有孟森撰写的约10万字的《明史讲义》，还有李洵的《明清史》，其中明代部分也只是几万字。大学二年级，我阅读了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受此启发产生了撰写大部头明代史专著的想法。

　　从1962年开始，只要有时间，我就专注于明史，一直没有放下。1971年至1973年，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主持中国通史陈列明史部分的内容设计。这项工作，促使我对明史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1979年，我与汤纲先生合写《明史》。其中，明初、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由汤先生负责，明中期、后期的政治、经济和南明时期由我撰写，文化部分则由我们两人联合撰写，全书最后由我统稿。经过多年努力，1985年、1991年分别出版了《明史》上下册，上册40多万字，下册60多万字。由于我撰写的南明部分篇幅过大，《明史》出版时，只得将南明部分改为简述。1992年又单独出版了《南明史》一书。2003年，《明史》一书又被纳入“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得以再版。2014年又出了第三版。

　　记者：近年来您比较关注史籍的点校整理，为什么会有学术兴趣的转移？已经完成了哪些点校整理工作？

　　南炳文：撰写完《明史》以后，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的科研该怎么作。像孟森先生这么资深的大家，做的学问都有一些局限性，我们这部《明史》肯定也有。这就像河里的浪花，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如果不往前发展，就会陈旧。但事情做到一定阶段，总得暂时放一放，等到条件重新成熟时，才可以重操旧业。而在这暂时放一放的阶段中，不能闲着，应当干点其他工作。

　　明代历史有一点和其他朝代历史不太一样，就是中国印刷术真正发达起来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从而使明朝留下大量历史资料。因此尽管清朝官修《明史》修得很好，但是书中的错误也很容易通过查阅其他资料找到。

1978年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大量古代文献得以影印出版，有的还实现了数字化，这为整理历史古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历史研究者离不开基本的史籍，因此我和汤纲先生共同撰写的那部《明史》完成后，我选择作基本的史籍整理，对一些常用的大部头文献、基础性文献进行整理、校勘修订。

　　比如《万历起居注》有价值的版本原先国内和日本各只保存着一部，且皆残缺而互有交叉。从2000年开始，我分别辑录出其共有和独有的内容，并详加校勘和补正，同时与明朝奏疏等文献进行比对，基本上“复活”了这部书。2010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辑校万历起居注》(共6册)。此外，《泰昌起居注》《天启起居注》两书仅存于日本，国内学界关注较少，我也对之进行了引进、校勘和整理，201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题名《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共3册)。

　　2007年以来，我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的修订工作，这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一部分。我们主要对学术前辈的此书初校成果进行复核，在尊重前人成果的前提下，作必要的取舍和修订；搜集前人除初校本之外的相关成果，复核后作出取舍；仔细阅读《明史》全文，并比对相关资料，尽可能发现《明史》记载的错误而予以纠正，现已接近完成。此外，在2013年底，我又与学术伙伴开始了《明实录》的校勘工作，它已被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记者：民国时期傅斯年曾经主持过《明实录》整理，您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何推进？

　　南炳文：《明实录》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朝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就把他执政期间的大事按时间整理出来，像大事记一样。其中保存了明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量的原始资料，总字数超过1600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的最基本史籍。

　　1930年，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曾经提出要整理《明实录》。由于《明实录》只有若干抄本，没有印本，抄本也多是偷着抄的，里面错误很多。傅斯年成立了专门的团队来作《明实录》的整理，先后有傅斯年、王崇武、黄彰健等专家参加，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从1930年一直做到1961年才算告一段落。他们整理《明实录》，以红格本为底本，用73种本子为对校本作校勘，最后出版了《明实录校勘记》。其学术意义相当重要，促进了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他们的校勘只校了现存《明实录》抄本中的一部分，大陆还有100多种抄本没有被他们使用。

此外，现存《明实录》中除抄写讹误外，还有许多其它方面的缺陷，需要通过他校的方法加以补救。比如该书是一个按时间排列的大事记，但其时间记载并非十分明确。举例来说，一场战争，开战是一个时间，相关人员拟写上呈报告是一个时间，报告送达朝廷是一个时间，朝廷研究怎么办是一个时间，最后发出后续对策指令又是一个时间。时间一多就容易混淆，《明实录》里记录的好多此类事件的发生、演变时间都是稀里糊涂的。

　　再比如说，《明实录》中一个有地位的人去世了以后要写传记，写《明实录》的人一般就抄这人的墓志铭，而墓志铭除了生卒年是准确的，其它内容往往会有错误，因为墓志铭都是由其后代或友朋拟写的，而他的后代或友朋并不一定清楚他做的具体事情，这便会影响《明实录》的质量。由此必须用他校和上下文校的办法把错误找出来，这个工作量相当大，并且需要依靠学识作判断。

　　由上可知，傅斯年他们做的工作非常伟大，也非常具有战略眼光，但是从整理总量上来说还不够。现在的整理不能只在版本校的基础上，写个校勘记就完工了，而应该像《二十四史》校勘一样，除了版本校，还要作他校，还要加标点、加专名号、分段，这样后人用起来才方便。现在我牵头承担这个任务，请一些同事和学生参加校勘工作，最后再由我进行复核，我们有决心把它完成好。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未来一定会复兴，随着我国逐渐强大，外国也会越来越多地注意我们的历史及有关史籍，这首先就是要关注包括《明史》在内的《二十四史》。作为明代历史最基本的《明实录》，也会受到格外的重视。如果他们看了我们的《明史》和《明实录》，发现净是错误，或者给了他们错误的信息，我们自己脸上会觉得无光。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明史》和《明实录》修订得非常准确，就会大大便利外国读者从中得到很好的经验教训。这样看来，我们做的这些整理工作，虽然似是“冷门”，但从长远看来，实是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自己，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件有益之举。

　　记者：作为历史学家，您的研究延续了老辈学者踏实勤奋、坐“冷板凳”的风格，您如何看现代年轻学者的治学研究？您觉得当今时代，历史学者的价值应该如何体现？

　　南炳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格，现在是一个快餐时代，什么事情都变化得很快，年轻学者自然要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我对他们的做法既表示理解又有些建议。他们需要发论文、毕业、晋升职称，有时候就要求迅速地出成果。飞快发展的社会现实，也要求他们适应形势，加快研究的步伐。

年轻人喜欢作热门的研究，这是需要的，无可非议。但我建议应注意做学问要一步步地走，不能隔着梯子上房。有些人上网搜点材料就开始写论文，不了解材料、离开整个语境、不了解整本史书的倾向，就很难把握它的原意。有些年轻学者喜欢“打一枪换个地方”，研究领域转换过快，这就使得研究成果常常半生不熟，有很大缺陷。刚开始时，不妨先多作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虽然可能一时发表文章较少，但是基础打好了，以后再多写文章，就可以写出比较牢靠、实在、有深度的文章，能够永远立下去。这样会越做越熟练，越做越精细，才有可能超越前人。

　　我认为研究历史是要为现实服务的，要实实在在地写清楚历史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它对现实有什么应注意借鉴的内容，这是中国史学的好传统。在党的培养和南开学风的影响下，我们作的研究总是尽量争取踏踏实实地从资料出发，不虚浮，而且尽量向读者提出一些启示。

比如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总结出西方那种海盗式的掠夺是不可取的，中国古代厚往薄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朝贡贸易也是不可取的。当代国际间的交往应该是一种双赢的模式。这实现起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当代的政治家和学问家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总之，为人民为社会提供历史借鉴，从而产生积极的效益，这才是历史学者的追求目标和价值所在。在往昔是如此，在当代也是如此。

　　另外，我还要向年轻的同行朋友特别提出两点以共勉。一是治学中在独立钻研的同时，要充分注意发挥团队的作用，在进行重大研究时，尤其如此。团结起来力量大，只有团结成一支力量雄厚的共同体，才能攻克难度大、工作繁、影响重大的大型课题。比如《明史》修订工作，其所以进展顺利，即是多亏了众多学术朋友的通力合作，特别是以师生关系开始结缘、进而成为终身友人的朋友的精诚合作。后一类朋友有几十人之多，除从政者另有贡献外，其以学术为主业者由于不懈的努力，现在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在明代研究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企业文化等相关领域，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从需要出发，他们中的十几个人用数年的精力投入了《明史》修订工作之中，写出了有关论证不下五六百万字，这为作好《明史》的修订奠定了难得的坚实基础。没有团队的辛勤努力，《明史》的修订绝无现在取得的成就。

二是在今天得以安心治学的时候，不要忘记所在单位的培养、支持和恰逢其时的时代幸运。所在单位为我们治学提供了时间，也作出了后勤及其它必需的各种服务，有的甚至是使我们由青年学生成长为学者的母校。我们应该感恩而且知报。和平、安定、和谐、繁荣、发展和重视学术的时代，更是我们从事研究不可或缺的根本环境和起码条件。我们更应该感之而爱之。我们要从心底热爱我们所在的单位和时代，与之共处共舞。我们的所在单位和时代日益增美，我们的学术研究则会日益提高，共赢的局面必将使我们永远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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