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南宋皇城的营建格局是在宋高宗赵构时定下的基调。而德寿宫若不是后来经历了一场大火,其格局也当是最初的模样。新建的南宋皇城虽然因为所在特有山水地理条件的缘故,使得它不同于以往汉唐和北宋等一般建于北方平原的皇城,而有了自己的全新面貌,但它仍然有很明显的北宋皇城的“基因”,尤其是服务帝后生活的后苑区的山水造园,体现了高宗对徽宗的一些艺术旨趣的继承。
后苑建设能够更多体现帝后的个人癖好,以宫苑栽植名花来说,高宗从自己的爱好出发,较为偏好于梅花,“南大内”皇城和“北大内”德寿宫中,均有不少以梅命名的建筑,像南大内后苑的“梅岗亭”以及德寿宫主楼“聚远楼”(即梅堂)可见一斑。淳熙五年(1178)二月初一日,孝宗到德寿宫看望太上皇赵构,两人一起观赏园内苍藓满树、苔须垂枝的古梅时,高宗说:“苔梅有二种,宜兴张公洞者苔藓甚厚,花极香。一种出越上,苔如绿丝,长尺余。今岁二种同时着花,不可不少留一观。”(周密:《武林旧事》卷七《德寿宫起居注》)可见高宗对梅花喜好已经到了“专业”水准,对老梅的“行情”如数家珍。 大内中的芙蓉花也屡屡引人瞩目,这应当就是高宗对徽宗的一种文化继承。徽宗传世名画有《芙蓉锦鸡图》,而南宋皇城在馒头山上建有芙蓉阁,这是大内中的一处重要建筑(元代初年杨连真伽在其基址上建尊胜寺和尊胜塔,此塔又名镇南塔,可见其建筑位置的重要)。除了建筑,皇城宫苑中多处种植芙蓉花,如陈世崇《南渡行宫记》记载的“入门,垂杨夹道,间芙蓉,环朱栏”,“万卉中出秋千,对阳春亭、清霁亭,前芙蓉,后木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八引)等。德寿宫里更有芙蓉冈(可与梅岗亭媲美),“松菊三径”也种有芙蓉花,园中太湖石取名“芙蓉石”(至今尚存于世)。高宗常去的另一个御园富景园(也称东花园),临池也载有大片芙蓉花。 徽宗名作《听琴图》中,古松之下的三人均坐在铺有软垫的假山石上,中央有一坐小巧玲珑、犹如出岫轻云的自然山石,上置一小古鼎,中插一束花枝,形成一道极为古雅清丽的盆景。徽宗的《祥龙石图卷》更是把一块石头当成笔下具有祥瑞灵气的主角。徽宗的爱石癖好生出“花石纲”,曾引得天下民怨沸腾。高宗也继承了这种爱石的“基因”,在德寿宫构造了一个微缩版的“飞来峰”。德寿宫还有一丛色泽苍润的假山石,玲珑剔透,如团如抱,恰似一朵朵盛开的木芙蓉,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芙蓉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徽宗的那幅杰作《芙蓉锦鸡图》,也使人恍然大悟,原来德寿宫东区的“芙蓉冈”和“松竹三径”(其中一径即以芙蓉为景),乃是继承了徽宗花鸟画的一些艺术审美倾向。 徽宗在《芙蓉锦鸡图》上以其特有瘦金体自题画作:“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芙蓉花花形硕大,淡雅清丽,盛开于秋季,故别号“拒霜”,具有一种无畏风霜侵袭的品格,是历代文人喜好的名花。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鸡有“德禽”之称,《韩诗外传》引春秋时田饶的见解称:“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这种文武兼备、仁勇俱存、信守专一的品格为世人所激赏。徽宗赞美锦鸡“五德”,实为对臣下道德品性的一种期许,也体现了中国花鸟画的人文寓意。高宗曾在《徽宗文集序》中自称是“缅怀恩育”,这并非虚言套话,他非常明白徽宗给自己取字“德基”的意义,并将他退位所居命名为“德寿”,而在园林构思之中也显然受到了徽宗艺术创作的熏陶。虽然高宗并未直白地去饲养一群锦鸡,却充分利用了杭州所在的自然条件,一冈一径广植芙蓉,一石之像也如芙蓉,在艺术趣味的传承中不无饱含那种缅怀的意象。
德寿宫建筑后毁于南宋的一次火灾,南宋晚期以原址的一半之地新建宗阳宫。宗阳宫入元后,德寿宫园中的花木山石、园林建筑还有些许遗存,常被文人凭吊酬唱,元人杨载《宗阳宫望月》犹云:“老君台上凉如水,坐看冰轮转二更。”(《元诗选》初集卷二七)明代永乐时,宗阳宫花园改成市舶司,嘉靖中又改为南关公署,原来在此的梅石成为公署后花园的一景,因而又有梅花厅,匾题“梅石双清”。明代时芙蓉石旁的宋梅,枝干茂密,据称花繁叶茂时冠盖可荫及三亩之地,被誉为“德寿梅”。明末时浙派画家蓝瑛、孙杕同游此地,看到老梅古石尚在原处,便合作而成一幅梅石图,并依图刻成梅石碑,立碑于此。由此,杭州此地以“梅花碑”成名。 入清以后,古梅终于先碑石而香消玉殒。乾隆十六年(1751),又一名“高宗”到访德寿宫故地,他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到杭州时,慕“梅花碑”之名,特意去宗阳宫寻访蓝瑛遗迹,却见梅已枯槁多时,唯有“芙蓉石”依然完好。乾隆帝在石上抚摩良久,不舍而去。那陪伴皇帝的地方大员见皇上在“芙蓉石”上摸了好长一段时间,知道他心里特别喜欢,于是,第二年乾隆帝回京不久,这个“马屁精”官员就把“芙蓉石”作为一件“贡品”,用船运至北京。乾隆帝表面上也客气了一下,但心里着实高兴,赐“芙蓉石”新名为“青莲朵”(芙蓉花别名木莲,锦葵科木槿属,而青莲多指莲科莲属的荷花,不知乾隆帝何以名之),御笔题字刻于石上。还即兴写下了五首诗,抒怀写意。其中前两首云:“化石玲珑佛钵花,雅宜旁置绿蕉芽。皇山峭透房山壮,兼美端堪傲米家。”“傍峰不见旧梅英,石道无情亦怆情。此日荒凉德寿月,只余碑版照蓝瑛。”据清代雍正《浙江通志》记载,当时的芙蓉石“出土高丈许,岩窦玲珑,苍润欲滴。篆曰‘铁云’。”可能“芙蓉石”实在出类拔萃,所以乾隆时《南巡盛典》所绘“宗阳宫”一图中,芙蓉石被称作“一丈峰”。当然,事实上“芙蓉石”近于花朵状的圆形,现在即使算上用以搁置的基座,大致也只有一人高,远不及一丈(约3米)之数。 乾隆帝将“青莲朵”置于圆明园太虚室前,成为园中的“蒨园八景”之一。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再次南巡杭州,故地重游再到梅花碑访古。这次他看到的梅石碑非常糟糕,石身断裂,碑面剥蚀,漫漶难辨。惋惜之余,乾隆帝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错误,原本他根据《浙江通志》记载,一直以为梅花碑上的梅石图像只是蓝瑛所绘,而现在发现,碑上那棵梅花其实是孙杕所作,湖石才是蓝瑛的手笔。于是他命人依据断碑上蓝、孙原来墨迹,重新摹刻了一块梅石碑,置于旧碑原处。 隔了两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帝游圆明园看到“青莲朵”,触景生情,想为这块来自杭州的奇石重结梅石之缘,便命高手依照杭州“梅花碑”拓本,再刻一碑,置于“青莲朵”旁。碑上少不了要镌上皇帝题写的刻碑始末和吟咏诗歌。如有诗云:“春仲携来梅石碑,模经冬孟始成之。不宁十日一水就,惟以万几余暇为。孙杕那须留石缺,蓝瑛实未写梅姿。为怜漫漶临新本,笑有人看漫漶时。”这首诗也说明了北京这块“梅花碑”是摹刻于杭州的“新本”。 北京这块“梅花碑”,在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和“芙蓉石”一起幸免于难。1914-1915年间,时任段祺瑞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朱启铃先生,在故宫旁的社稷坛建“中山公园”时,在圆明园的废墟中找到了梅石碑和“青莲朵”。于是梅石碑被移至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至今,“青莲朵”则被移至中山公园。 杭州文史专家丁云川少年时曾在他父亲的带领下见过杭州这块梅石碑。凭借儿时记忆,他于1991年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发现并确认了乾隆时刻的那块梅石碑。他随即赶到海淀区文保所,向工作人员提出拓一纸梅石碑的想法,但被对方一口拒绝:梅石碑是文物,不能随便拓的,个人要拓则更不可能。 次年春上丁云川又到北京,公干之余无心他事,想到的还是那块梅石碑。于是再次踏进了海淀区文保所。这次他见到的是王宁所长。说明来意后,王宁也是婉言相拒,说是梅石碑不能拓,确实有特殊情况要拓的话,也一定要经有关部门同意。丁云川一听“有关部门”这几个字,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 他去找了一些在京的校友学长,他们中有的是教授,有一定知名度,有的在国家机关工作,有的在北京政府部门任职。谈及梅石碑之事,这些校友都认为他是在为杭州做一件好事,愿尽力相助。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几路关系的疏通下(其中包括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襄助),海淀区文保所同意了拓碑一事。但他们也郑重与丁云川约法三章:“梅石碑拓本只能作为藏品保存、不得进行买卖……” 丁云川回杭后,生怕夜长梦多,又几次与文保所通电话询问拓碑事宜。这年国庆节后,他终于收到了王宁所长寄来的一封挂号大邮件。打开一看,一幅精心拓就的梅石碑拓本展现在眼前。拓片高180厘米,宽103厘米,图画题字用笔遒劲,摹刻勒石手法精湛,堪称大碑杰作。原碑右下方无字无图处缺一角,虽无伤大雅,但现在拓碑人于缺角处钤上了“岳升阳拓”一印,压住虚空,使得整体画面格局保持了平衡,可谓得宜。丁云川年逾古稀的老父亲见此感慨万千,叹道:“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梅石碑!”
面对这份来之不易的拓本,丁云川认为应该发挥它的最大价值,珍藏家中,并非其最好归宿。于是,2005年西湖博物馆建成后,他将拓本捐献了出来。“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在现在的梅石园里,按拓本原貌恢复梅石碑”,丁云川说。2006年,在杭州的一次文物工作会议上,丁云川再次提出恢复梅石碑的设想。这次得到了上城区建设局的积极响应,他们找到西湖博物馆,得到了梅石碑的拓片资料。几经努力,2009年7月13日,根据丁云川捐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梅石碑,终于重现于南宋德寿宫后圃遗址——佑圣观路梅石园,绝迹杭城近半个世纪的一大胜迹得以复原。虽是明人作品的一再翻版,终显宋宫园林的天人之作。新碑身高179厘米,宽81.5厘米,同时出现的还有落款为上城区人民政府的《重建梅石碑记》碑石。
至于被乾隆帝改名叫“青莲朵”的那块“芙蓉石”,2013年5月再次被“动迁”,迁到了北京新建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并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从室外搬迁到室内,在酸雨十分严重的当下对这个南宋德寿宫的存世遗物是非常好的一种保护,“芙蓉石”总算是得其所哉。
然而,对于杭州来说,“梅花碑”虽已复归原地,但“芙蓉石”仍“分居”他乡。如果我们也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3D打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丝毫不损伤原石的基础上,将“芙蓉石”1︰1原大原样复制回杭州。 “芙蓉石”重归故地,与“梅花碑”再结梅石缘,会有这一天吗? 作者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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