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日，杭州宋史论坛举行2019年第1期，由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主讲，主题围绕《蓝田吕氏家族墓园》考古报告展开，主要讨论三个问题：蓝田吕氏家族和墓地的形成、墓地的布局及其成因、夫妻合葬的行为模式。

一、蓝田吕氏家族和墓地形成

      郑嘉励首先介绍了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考古研究工作。自2006年发现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经过多年发掘，至2018年出版考古报告书《蓝田吕氏家族墓园》（以下称《报告》），材料全面披露。墓地从北宋熙宁七年（1074）延续至政和七年（1117），延续四十多年，共葬有五代人，其中，少数第五代成员，均为夭殇者或未出嫁的女子，其实，主要是从吕通、吕英和吕蕡，至大字辈、山字辈成员四代人，总计29座墓。

      该墓地最重要的价值，是其独特的墓地布局和丰富的随葬品，为同期士大夫家族墓地所仅见。

      因为有大量墓志，其家族世系和墓地形成过程，非常清晰。墓地以吕通（墓葬编号M8）为祖坟，共有两大房派组成，长房吕英（M9）——大圭(M12)、大雅(M1)、大章(M16，夭殇)——山字辈成员；二房吕蕡（M17）——大忠（M20）、大防（M3）、大钧（M22）、大受（M14，无子而卒）、大临（M2）、大观（M28）——山字辈成员

      其中，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号称“蓝田四吕”，最负盛名。吕大忠为神宗、哲宗两朝的重臣；吕大防，元祐年间长期任宰相，宋哲宗亲政后，贬死岭南；吕大钧，是关学代表人物张载最忠实的门生，撰有《吕氏乡约》，以古礼教化乡人；吕大临，学术成就最高，先师从张载，后改游程颐门下。吕氏兄弟，勤于著述，稽古考订礼文制度，并在婚丧祭礼中，恪守礼法，“一切本于古礼，不用流俗”，推行至家族和乡里之间。张载曾经自豪地对程颐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程颐表示认同：“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

      据出土墓志可知，吕英一支长期居住于郏城（今河南中牟县），而吕蕡徙居京兆府蓝田县，遂为蓝田吕氏，至吕大忠、吕大防仕宦显贵，家业始大。在熙宁七年（1074）以前，在“蓝田县玉山乡李村之原”已经形成家族墓地，葬有吕通、吕英、大受诸人。

      熙宁七年七月，吕蕡卒，葬于“蓝田县白鹿乡太尉原”，“其治命曰：吾葬兵部府君（吕通）之墓，骊山西原道险非计，当迁于平易地，使世世不以葬劳人，且慎毋惑术家五姓言语及浮屠氏之斋荐者，故今并以兵部之丧改窆于新兆云。” （《吕通墓志》）吕大忠、大防等人遵嘱将把李村家族墓地废弃，已有墓葬全部改迁至“太尉原”今址。两大房派成员，不论生前居于郏城或蓝田，均葬此处。

      吕大忠、吕大钧诸兄弟治父丧，当然“一切本于古礼”，墓地的规划原则，也确立于熙宁七年。

二、墓地布局及其成因

      吕氏家族的太尉原墓地，共29座墓（成人墓20座，未成年人9座）；家庙遗址1处（《报告》将其命名为“家庙”，但未说明依据）。郑嘉励认为，其性质应该是“墓祠”，据清《蓝田县志》收录明戴珊《吕氏祠堂记》，明成化年间“知县刘振复其墓，即废址作祠堂”，以供奉四吕陵位，性质显然是墓前的祠堂。而吕氏即便有家庙，也应位于居址，而非墓地；墓祠后神道，神道对应墓地的中轴线；四周缭以墓域（域沟）。

      墓地呈西南—东北走向，南低北高，地形逐渐抬升，神道两侧原来共用有一套石像生。

      郑嘉励指出，吕氏墓地共分成四排，纵横分明，规律明确，《报告》对墓地规划有精彩的分析：墓地格局如同家族世系表一般纵横有序，横向确立昭穆，竖向确立嫡庶：第一排，以吕通辈分最高，东侧吕大章、大受墓，系吕通早夭的孙辈；第二排，自东向西共8座墓，为第二代成员吕英、吕蕡墓，及他们夭殇的孙辈；第三排，凡12座墓，为第三代“大”字辈家族成员，另有早夭男孙或未出嫁的女儿；第四排，共6座墓，为第四代“山”字辈家族成员。横向体现昭穆：父子昭穆不同，则不同排；祖父与夭殇孙辈，昭昭或穆穆，则可同排。

纵向的轴线上，有吕通、吕英、吕大圭三墓，为嫡长序列。其位次安排，以第三排“大”辈成员墓最见匠心——先以嫡系确定中心尊位，然后，以年齿为序，以左（东）为尊，依次分列左右。吕大圭居中，因为其为长房嫡孙；年齿最长的大忠，居左一位；年齿第二的大防，居右一位；大钧，居左二；大临，居右二；大观，左三；大雅，右三。如此如同家族世系表一般秩序井然的墓地，当然是蓝田吕氏刻意践行“古礼”的结果。

郑嘉励特别提到，尤其是吕氏家族因为支子（次子吕蕡一支）而显贵，墓地也由他们主持，而嫡长子吕英、嫡孙吕大圭远居河南，生前无论官位，还是学术地位，远不及“蓝田四吕”，而他们能够居于墓地中心，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宗子”身份。墓地规划呈现出明确的“大宗”墓地特征，为两宋士大夫家族墓地所仅见。

      关于蓝田吕氏的葬礼摈弃流俗，按照古礼施行，在出土墓志、《宋史》多有记载。四吕作为张载“以礼为教”主张的忠实信徒，一是主张复古，二是标榜践行，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也强调以“大宗之法”的实践（范立舟《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凡此种种，显然直接影响了蓝田吕氏墓地的规划。

      郑嘉励强调，吕氏家族墓地是高度理想化的、激进的“复古”墓地，但《报告·第四册》（第1111页），引用郭璞《葬书》解释墓地的地形特征，恐怕并非实情。其实，吕氏墓园并无太多世俗的风水因素，墓地的选址只是程颐《葬说》宅兆（墓地）“卜其地之美恶”，同时“惟五患者不得不慎：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犁耕所及”的标准，这只是阴宅卜址的朴素理性，与巫术的“堪舆”无关，《吕蕡墓志》明确说明墓地改址只是因为“骊山西原道险非计，当迁于平易地，使世世不以葬劳人”的原因，而非出于风水考虑。

       《报告》第1107页，甚至认为“吕氏墓园在选址方面应包含有五音姓利之说的某些因素，此条于宋陵有相近之处”。这个说法就更不对了，其实，吕氏墓地并无“五音”的因素，如果按照“五音墓地”的择址，是绝无可能形成前述纵横分明的“大宗之法”墓地的。

三、关于夫妻合葬的行为模式

      郑嘉励随后对吕氏家族的夫妻合葬模式进行了分析。墓地第4排为“山”字辈成员墓葬，位次紧跟在生父之后，如吕锡山妻侯氏和继室齐氏（M25），居于生父大忠墓后；吕义山，居于生父大钧后。以此类推。

      但是，《报告》可能对第四排墓主人身份可能发生了误判。比如，M4的墓主人应该不包括吕景山，M25墓主人应该只有两位女性，而不包括吕锡山。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吕锡山、景山等人，随宋室南渡，寓居四川，中原沦陷后，应该没有机会归葬祖茔。

吕錫山侯氏、齐氏合葬墓

      郑嘉励比较了蓝田吕氏家族墓地与江南地区宋墓的差异，指出由于合葬方式不同，北方河南、陕西、山西宋墓的墓主人判断会困难很多。这与南北方夫妻合葬不同的行为模式的差异直接相关。

      江南地区夫妻“异穴合葬”，流行长方形双穴并列的墓室，男左女右，以隔墙分开，夫妇墓志也随葬各自的墓室，绝不会混淆，苏轼《东坡志林》称该葬制为“同坟而异葬”或“同垅而异圹”，因为夫妇死有先后，葬后死之人时，如见先死之人尸首腐败，恐伤孝子之心。两圹之间留有通道则可以满足“彀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要求，苏轼称其“最为得礼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夫妻合葬形式。

      而中原地区流行土洞墓，或多边形的穹隆顶仿木结构墓室。如蓝田吕氏墓地，土洞墓的前、后室，前室一般为丈夫，后室为妻（但也有例外）；如果前后多妻，后室则分左右。墓室挖掘，一般始于丈夫卒后，若妻子先卒，则棺椁暂厝，待丈夫去世后一并下葬，所以两个或多个墓室，往往并非一次性开挖，墓室各自独立，墓底各有高差。但是，墓志并不置于墓室中，墓葬一经盗扰，不同墓室的墓主人判断就容易出现错误，甚至不能判断其有没有正式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