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肯定说学者与怀疑-否定说集大成者伍德的第三回合讨论，更为激烈和精彩。

弗兰西丝·伍德博士又名吴芳思，长期担任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是擅长四合院等建筑研究的“中国通”。她于1995年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该书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所引参考书97种，除导言、结语之外，正文包括十五章，洋洋大观，集怀疑-否定说之大成。其观点依然基本承袭怀疑说，即依然重点质疑“记载失误”“记载遗漏”“汉文文献无正面记述”三个基本方面。之所以称其为集大成，又在于该书不仅使以往一些较为笼统、模糊的提法更为明确、更为系统，而且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又取多种前人说法为其所用，使其论说较为充分，趋于成熟。还将怀疑说更深入一步，由怀疑走向否定。该书被译为法、日、德、中等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议论。

为澄清是非和端正视听，杨志玖先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1999年又撰写《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与伍德等展开新的一轮论辩。该书驳论分为五部分：1.“旧话重提”，回顾怀疑论者的论题及失误与缺陷。2.以“否认确据”为题，指出伍德一书对“站赤”所载马可·波罗离华史料不能全面认识；兼述“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在《游记》、《史集》、《元史》中记载的异同及价值，并指出伍德的理解偏差。3.重点谈《游记》的“版本问题”，认为用版本不同来否定马可·波罗书真实性的方式，并没有什么说服力。4.“漏载释疑”，对伍德指摘《游记》漏载的瓷器、印刷、汉字、茶叶、缠足、长城等物，逐条予以阐明论证。5.“结语评析”，澄清伍德对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资料来源等误解，并强调两条为《游记》所独有而未见于西方同期的关键史料：元朝法律笞刑数目和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活动。“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用反证法证实伍德观点的不可靠性，明确回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在此前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依果1998年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评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针对其马可有关蒙古公主到波斯嫁给伊利汗阿鲁浑的故事是“从其他材料中借来的”的说法，直接引用伯希和和罗沙比的论说予以反驳：伯希和已说过“波罗关于阿鲁浑派遣的使团的详细描述是完全可信的”；罗沙比在《剑桥中国史》中也评述：“诸如此类的怀疑都已被杨志玖永久地否定了。他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还指出，伍德所云“马可应用波斯语地名说明他可能是根据波斯语来源写的”，是没有根据的。同年，黄时鉴、龚缨晏发表《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针对伍德着重抨击的漏记长城问题，明确指出：秦汉长城时至元代时绝大部分已荒芜残破为遗址，仅出现在元人诗文咏唱及地理文献中。是时可以看到的是与长城不同的“金界壕”。而作为中外普遍重视的主要景物或中国象征的明长城，是晚至百年之后才修筑的。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合乎情理，也很正常。此外，还有黄时鉴撰《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1993）和《元代缠足新考与马可·波罗未记缠足问题》（2011），大卫摩根《马可波罗在中国与否》（1996），陈得芝撰《马可波罗补注数则》（1995）和《从亦黑迷失身份看马可·波罗》（2009），等等。这些文章也不约而同地反驳了伍德等的怀疑-否定说。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夏，杨志玖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起并主持了“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意延请伍德博士等前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并登坛阐述主旨观点。与会中外学者从广度与深度上提供了不少雄辩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推动了马可·波罗来华研究的纵深发展。譬如克罗地亚的安东尼奥·西蒙内帝《百万：马可波罗绰号的交互影响——数量单位及其著作》，瑞士米歇尔·汉斯《重建马克波罗的旅行——传说与真实》，意大利保罗·利贝拉里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元上都》，等等。伍德博士则向会议提交了当年公开发表的《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坦言并非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只是提出一些疑问，希望学界关注马可·波罗抄本的复杂性及累积增添。这一轮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论争的主要代表人物莅临会议，各陈己见，互相交流，使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在论辩中逐渐清晰明了。

焦点、真相与展望

通观国内外学界百余年来的马可·波罗研究与争论，肯定说与怀疑-否定说论战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游记》若干漏记或误记，其基本记载真实与否？二是马可·波罗在华的身份究竟为何？三是如何看待中国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他是否真正来过中国？

争鸣是学术繁荣兴盛的永恒动力，真理愈辩愈明。经诸多学者的反复辩驳乃至据理论争，马可·波罗来华问题达到越来越多的共识，真相也逐渐大白于天下。

《游记》确实存在对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人工孵卵等漏记或误记，甚至有夸张吹嘘之处，但多半有尚能解通的缘由背景。毕竟《游记》是旅行记而非史书，无须过度苛责。况且《游记》还提供了大量颇为翔实甚至是独家记录的可贵资料，故称得上记述基本属实。

至于马可·波罗在华17年间的身份问题，他大抵是色目商人，亦即斡脱商，兼做奉使随员及宫廷随从。其难以进入中国文献，也合情合理。

杨志玖、伯希和、鲍埃勒三学者业已利用汉文《经世大典·站赤》和波斯文《史集》等考订并找出马可·波罗离华的确定行踪，其来华随之确有其事。中国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确实是一个遗憾，但因其记述较多翔实或属“第一手”，大醇小疵，不足以妨碍马可来过中国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世纪论争”中，马可·波罗来华史实得以厘清，学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应感谢怀疑-否定说的拥护者，因为正是他们的论说，“逼迫”蒙元史和中外交通史专家，高度重视一切对《游记》的疑问，最终把马可·波罗来华研究搞得更深刻更透彻。

因此，我们也要呼吁诸位专家学者，进一步做好马可·波罗研究的“科普”，更多地运用通俗方式，向大众传媒宣传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与真相所以然，以便让更多关注此事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进一步理解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

展望今后的马可·波罗研究，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团队正积极翻译《伯希和游记注》，值得期待。令人欣喜的还有，德国傅汉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盐和税收方面的新证据》（2013）和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2018）两部力作，相继面世。他们能够运用多种语言史料，能够在英美法德意俄日等国范围内开展直接对话和交流合作，能够打通马可·波罗的汉学研究与文献学研究两大学术圈，颇具新时代前沿学人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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