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周宗法制度的原则，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自然是嫡长子，即已经去世的庄文太子（邓王赵愭）；如果嫡长子已有长子（嫡长孙），那么嫡长子去世后，嫡长孙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譬如建文帝直接继承爷爷明太祖朱元璋之位。这样一来，乾道元年那个跟恭王之子竞争“皇嫡孙”的邓王长子荣国公赵挻，也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但宋朝去古已远，北宋初期正是宋太宗继承了太祖之位，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殷商制度。到了南宋，嫡长孙的地位远不如嫡长子，嫡长子去世之后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次子。于是这位“皇嫡孙”荣国公赵挻的继承资格也就无人提起了。

乾道三年庄文太子去世后的三年时间内，孝宗心痛之余，绝口不提重立太子一事，更忌讳臣僚就此进言。而这段时间内，邓王遗孀、前太子妃钱氏带着荣国公赵挻仍然住在皇城内象征太子地位的“东宫”中。本来根据宋代制度，普通皇子成年就应该搬出皇宫，在外另赐府邸居住，邓王也是先搬出皇宫分府居住，被册立太子后才搬回大内，入主东宫的。现在正牌的太子已死，太子妃和皇嫡孙继续住在东宫， 于名分上诸多不便。特别是他的两个叔叔魏王、恭王心中不免嘀咕：莫非真要让“皇嫡孙”继承皇位？乾道六年（1170）正月，左谏议大夫陈良翰奏请再建储贰，孝宗表示首肯。再建储贰的障碍就是住在东宫的孤儿寡母，但是让他们母子搬出来的话谁都说不出口，孝宗看在长子的情分上，不好意思赶孙子出宫；大臣虽然腹诽甚多，但不敢公开奏请。直到乾道六年（1170）五月，虞允文独任宰相，仗着孝宗的宠信，他决心打破这种暧昧的局面。在他的建议下，“皇嫡孙”荣国公赵挻和生母钱妃从东宫搬出，临安城内的知枢密院府被改建为“庄文太子外第”，供他们母子居住。至此，在虞允文的帮助下，孝宗把有关庄文太子的沉重记忆打了个包，送出了皇城。赵挻于乾道九年（1173）二月就去世了，年仅9岁。

既然“皇嫡孙”的障碍已经排除，新的太子在哪里呢？此时，孝宗有魏王、恭王两个儿子，且都育有皇孙，恭王还有赵挺（早卒）、赵扩（后来的宁宗）两个儿子；如果按照长幼之序，自然应该先立魏王赵恺为太子。但是，恭王赵惇的运气不可思议地降临了，经过内心的斗争，以及与虞允文等少数重臣反复商议，孝宗越过魏王，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立恭王赵惇为太子，即所谓“越次建储”。

那么，魏王为什么落选了呢？淳熙七年（1180）二月魏王去世时，孝宗说：“朕向来越次建储者，正为此子福气差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折也。”“福气差薄”一语，似乎意味深长，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庄文太子24岁英年早逝警告了孝宗，继承人的健康状态和预期寿命对国家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孝宗可能看出魏王不是长寿之人，果然他35岁就去世了，他的儿子赵摅亦未及成年早卒。而孝宗本人享年68岁，继位的光宗（恭王赵惇）享年54岁，光宗之子宁宗（赵扩）享年57岁，都达到了正常的寿命长度，仅就寿命而言，孝宗选择赵惇没有看走眼。

文章原名《越次建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