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从来奢靡地，杭州古称销金锅，而西湖，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其实就是一张王朝奢靡的名片，这几乎为西湖招来了灭顶之灾。因为整个清代前期，节俭，一直是从上到下大力提倡的，其重视程度不次于我们今天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如果你不信，我们先来听听大才子袁枚讲过的一个故事：

明清画作中两峰插云观测地点都在湖上

话说康熙年间，江南有一个高官，因为要体察民情，于是微服私访，可还是一眼被老百姓认出来了，许多人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官，于是聚集在路边围观起来。

一对瓦匠夫妇也身处其中，大概人家刚结婚，瓦匠的老婆穿着大红上衣，头上还簪着一朵花，在人群中辨识度很高。高官一看见瓦匠老婆，立刻叫手下人把她给绑走了。

且说瓦匠当时就懵了，心想我老婆也没那么俊啊， 难道大人还好这口啊。一边哭一边尾随而行，等跟到了衙门前就被衙役挡住进不去了。瓦匠心里那个着急啊，后来没办法，把房子变卖了，贿赂了衙役，等衙役辗转去问高官，谁知那高官说你不问起我都不记得此事了，可见当时大街上抓人老婆的举动，纯粹是在老百姓面前的一场即兴表演，入戏快，戏散的也快。

但既然被重新提出来了，就得审理此“案”。

老百姓又再度围聚起来，看见瓦匠妻子全须全尾地被带到大堂，总觉得有些蹊跷，不知道这妇人所犯到底何罪。正自纳闷间，突然听见衙役们大喊一声：“有请夫人！”只见一个身穿粗布衣服、蓬头垢面、手持簸箕的女人出现在堂上，高官得意洋洋地说，各位请看，这就是我的夫人，穿着打扮何其朴素，再看看你，只是一个瓦匠的老婆，居然穿得这么艳丽，你可知罪啊。

瓦匠的老婆终于知道自己为啥被抓了，自然配合大人，再无狡辩，高官也不再追究，仁德治民，当堂释放了瓦匠老婆，心里想着，这么一件小事，既教育了当事人，也感染了围观的百姓，必能使当地民风淳朴，可谓一举两得。

手握大权的人眼中的一件小事，却是平头百姓家的惊天大事，等瓦匠的老婆回到家，发现老公为了救自己，把家底都掏光了，觉得活不下去，就寻了短见。思来想去，一个“衣着鲜艳罪”，却让一个新婚家庭家破人亡，呜呼哀哉。

其实这件事说来蹊跷，但也是事出有因，因为这位高官自京师南下途中，就四处标榜要以勤俭治理江南。瓦匠的老婆不过是刚好撞在了枪口上，她若不倒霉，可能就是一个铁匠的老婆，这便是命罢。

这个故事好比是一张照片，让我们从照片中找出对焦的焦点，那就是康熙时地方官要标榜以勤俭治理江南。但凡有这样的举动，八成是因为皇帝有这样的意思。若非如此，无法解释兴师动众抓了人却又忘了这茬事，很明显是要做给人看罢了。更何况，那高官夫人手中的簸箕作为道具，早就出卖了她的演技。

事实也是如此，康熙在南巡江南时多次提到江南风俗奢华，在质朴一方面不如北方，这一风向标无疑对历任地方官的江南治理策略大有影响。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此光景如果持续几十年，别说西湖十景，就是整个西湖，可能也都不复存在了。正在此时，康熙爷要南巡了。

康熙爷在公元1684年的首次南巡没有光顾到杭州，等到1689年才临幸杭州，光顾西湖。

曲院风荷御碑亭

当然，提倡节俭治国的皇帝南巡时肯定不能打着巡游赏玩的旗号，那肯定是观察民风世俗、警惕地方官吏。所以那次康熙在杭州一共待了六天，主要都在从事繁忙而官方的活动，如果那几天播新闻联播的话，光康熙的体察民情就能每天播十五分钟。他赦免罪犯以显示天恩浩荡，减免赋税以迎合当地官民。至于西湖，也就没有什么时间游玩，康熙爷也就只是临幸了西湖边附近的几处寺庙。

但皇帝既然要来视察，西湖怎么也得搞点点景工程，即便如此，这对西湖也起了速效救心的作用。

十年之后，康熙再次南巡，杭州和西湖又一次呈现在皇帝面前，而这个时候，发生了不少的事情，蒙古噶尔丹部和沙俄老毛子的被征服也让康熙信心满满，而武力征服之后，从很早时就开始汉族文学、艺术训练的皇帝自然不会放过对江南的“文化征服”。此次南巡，除了体察民情，皇帝似乎对地方官员铺张浪费的迎接并未谴责太甚，对杭州地方官为西湖美景的装扮也加以默许，对游山玩水的兴致和闲逸不再看得那么可怕和严重了。

西湖由此翻身，成为此次康熙南巡过程中被吟咏最多的景点，而能把文学、书法等手段集中体现的展示，自然是御题西湖十景了。

康熙三十八年，即公元1699年，康熙南巡杭州，御题“西湖十景”，这一举动，对改变清朝初期以来西湖的残破局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皇帝的御题，对于西湖十景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景观上的美化提升，还是景点的地址固定化、意境具体化。

南宋时期所谓的西湖十景之中，有很多并不是具体的景点，而只是画家的艺术想象与表现，有些甚至是先有画作再有景名和景点的，所以它们之中有不少与当时西湖的景观只有比较模糊的方位对应而已。

康熙以帝王之尊来题名西湖十景，不但立刻引发了西湖点景工程的深度美化，同时也有必要把皇帝的题名与景点的联系具体化。因为皇帝题了碑刻，你总得给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吧，不然的话也太不把皇帝的字当一回事了。

让谁来办这件事呢？高士奇。高士奇是杭州人，后被康熙赏识，成为康熙帝南书房侍从，也特别擅长揣摩康熙的心思。既懂西湖，又懂康熙，让他成为办这件事的最佳人选。高士奇与 浙江巡抚张泰精诚合作，做了这样一件我们今天看起来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的事：给皇帝的碑刻找到对应的景点。

首先就是苏堤春晓，作为西湖十景之首，自然要谨慎选点，可原来的景色自然是囊罗整条苏堤，所以御题的碑刻放在哪里就是一个问题，很快，他们找到了，建亭于望山桥之南，安放了皇帝的题名。

再比如平湖秋月，原意就是中秋节时湖上赏月，西湖之上有何处不能赏月呢？从南宋人画作和诗文中可以看出当时人赏月时更喜欢爬上宝石山从高处俯瞰湖中明月，王洧的《西湖十景诗》中《平湖秋月》一首就印证了这点，到了明末，观月地点又逐渐挪到孤山。可张泰和高士奇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找到了白堤旁的一座寺庙，觉得这才是赏看秋月最佳的地点，于是他们把寺院迁走，建造了一个观月平台，以配合皇帝的御题碑刻。

再比如柳浪闻莺，原来也是一个不知所在的景点，堤旁何处无柳树，湖上何时无莺啼。南宋时皇家在临湖处建聚景园，五里堤岸栽植垂柳，随风成浪，所以在宋代即有柳浪桥等名称，可也很难看出具体哪一个地方是柳浪闻莺的所在。后来众所周知，这些柳树都给八旗子弟砍光了，于是张泰和高士奇吩咐手下人特地在西湖东南岸清波门附近找了一处空地，密集种植了几百棵柳树，成了西湖东线最著名的标志性景点。

再比如双峰插云，南宋时也是从湖上看山，取若隐若现的感觉，可是皇帝的碑刻也不能漂在湖上啊。于是他们选中了今天植物园侧门邻洪春桥一带的一个地方，觉得在这里观看南北双峰是最适宜的。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原来湖上观山的绝妙意境，二来，笔者曾实地去双峰插云碑亭处看过，很难在那个位置体会所谓的双峰插云的美妙。

当然，这一过程也不是全部始于康熙此次南巡，就民众的具体接受而言，可能具体的景点比泛化模糊的景点是更适宜的，所以之前就有了类似的尝试。

比如三潭印月，苏东坡疏浚西湖时，为了西湖的长治久安，就在湖水最深处修建三塔，下令三塔之内不许侵占为菱荡，以防湖泥再次淤积，三塔以外，雇人种菱，收取本息，作为修湖的资金。

但我们翻一下南宋的原始记载，却发现三塔的原址，一在望山桥左，二在压堤桥左，一在东浦桥右，左右之分是以南望北的角度来看的，分居苏堤两侧，所以三塔是无法构成独立景观的，因而也只能是一个地址模糊的景点。

后来三塔内不准种植菱藕的“禁令”很快就被突破了，而三塔，也在明朝弘治年间为杭州地方官所毁坏。

明朝万历三十五年（1607），钱塘县令聂心汤突发奇想，想在西湖里面建造一个放生池，于是就仿东坡募民浚湖的故事，取葑泥在湖中堆放一个小岛，又在岛外筑一条环行堤埂，使其成为“湖中之湖”，作为放生之所，这就是小瀛洲。又14年后，聂心汤重建三塔，三塔位置相连，可以构成独立景观，但这已经不复南宋原来的模样了。所以这么一想，历史上很多事情，也就是积非成是那么回事了，计较那么多干吗呢，别让较真的心情影响了赏湖才好。

文章原名《康熙御题西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