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hangchow.org/index.php/base/news_show/cid/4773

（接上文）

四、在之江大学演讲

离开了故居和天水堂，司徒雷登开始了他马不停蹄的第三站：驱车前往之江大学作演讲。

从之江大学的英文校名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来看，它的中文名称应是“杭州基督教学院”。在中国的13所教会大学中，有许多校名是中英文不统一的。如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英文名是Sochow University，直译是“苏州大学”；设在上海的沪江大学， 英文名是University of Shanghai，直译是“上海大学”；设在南 京的金陵大学，英文名是University of NanKing，直译是“南京大学”，等等。

之江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登陆宁波后办的崇信义塾，当时学生仅有30人。1867年，崇信义塾迁至杭州皮市巷，易名为育英义塾。又迁大塔儿巷，再易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传教士们准备扩大学校的规模，提议迁址创办新学堂。从1907年开始，在杭州江干六和塔之西购地600余亩（合约0.4平方公里）作为建校之址。1910年，美国南长老会正式加入办学，决定因江为名，将学校定名为之江学堂（后易名为之江大学）。1911年，校址初步建成。这个地方三面环山，面临钱江，景色秀丽。毕业于美国潘逊大学的神学博士、美国传教士王令赓（Elmer L. Mattox）是定名后的第一任校长。1916年，之江校董会推举司徒雷登的三弟沃伦•斯图尔特继任校长（1916—1922年在任）。他在主持校政期间回美国，为学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立案，获准施行了新学制。学校分文、理两科，四年制，毕业后授予学士学位；下设附属高中，三年制，毕业后直升大学。1931年，之江大学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所颁私立学校相关规程，改称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学校由原设立人美国南、北长老会托事部移交现设立人中华基督教总会执委会接管，并组织了新的董事会，孔祥熙为名誉董事长，院长为李培恩（BeanE. Lee）。1948年，之江文理学院复经教育部核准扩大为之江大学，校长仍为李培恩。

作为之江大学的创办提议人，时近中午，司徒雷登在之江大学受到师生千余人的夹道欢迎。之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李培恩陪同司徒雷登进入之大都克堂。李培恩是杭州人，之江大学的毕业生，后来留学美国，先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硕士、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上海中央大学教授、持志大学和沪江大学的商科主任，又担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编辑兼印书馆所属商业函授科科长。1930年任之江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

司徒雷登来之江大学时，恰逢之江大学101周年校庆。许多校友 从各地返回学校，毕业生中，林汉达、金仲华、褚圣麟、朱生豪等 都是佼佼者。因此，司徒雷登在之江大学会场作的演讲，虽然只有 二十来分钟，但颇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司徒雷登说：

我多年不说杭州话，今天我用杭州话来试试看。我回 到杭州十分高兴，我看到目前的中国青年有说不出的感 动。五四运动，是在民国八年，那年创办燕京大学，在中 国各地的学生抗日运动高潮，推广开去，进入整个社会。 全国学生热烈勇敢，和刻苦的精神，抵抗日本，抵制日 货，唤醒了全国工农商各界，有了觉悟。所以国家的存 亡、进退和兴衰都靠青年，有那时爱国思想的发展，才能 获得今日的胜利。我主张学生要预闻政治，现在外敌已 除，今后国内的革新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但是人民要用法 定的方式，推翻贪官污吏，这就是人民对民主所负的责任和权利。中国在国际上已有宝贵的自由独立，但中国国内必须要有集会、思想、言论、宗教、信仰等的自由。中国要有民主的政府，民主是以人民为主，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今日中国在实业、商业、交通等都需要建设，人民的心理更需要建设，中国今后的革新任务就是中国这一代青年的贡献。我希望诸位共同为中国努力，建立和平、统一、自由、独立、康乐的新中国。

演讲完毕，已为正午。按照既定的安排，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浙江分会等浙江省和杭州市的28个民众团体及相关大中学校，在西湖边膺白路（今南山路）举行欢迎午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虽属民间 团体，影响却很大。协会于1938年1月在武汉成立，随着战局的发 展，于8月迁至陪都重庆。陈铭枢、陈立夫、陈公博、邵力子、方振武等为协会主席团成员，陈铭枢为常务主席。协会在国内及海外重 要城市均设有分部。其宗旨为：“本国民立场，联合一切反侵略之 民族与国家共同奋斗，以促进世界和平，保障正义，并发扬中国文化。”协会出版编辑了刊物《外交季刊》（后改名为《国民外交》 月刊）及丛书等。其他团体包括钱业公会、银业行公会、社会行政 协会、地方行政协会、社会教育研究会、社会事业协进会、会计师 公会、律师公会、力余学社、作者协会、总工会、船联会、农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记者公会、中学校长联谊会，以及国立浙 江大学、国立英士大学、私立之江大学等校的代表。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宴会主持人、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致欢 迎词后，司徒雷登即兴用杭州话致答词，轻松、幽默甚至带点诙 谐。他回忆起自己幼时在西湖南、北高峰及城隍山游览的情景，引得各界人士忍俊不禁。 对于司徒雷登的来杭，杭州市民表示了很大的热忱。在这次公宴上，1924年发起重建西湖钱王祠的外交界耆宿、钱镠第三十二世 孙钱士青宣读了呈司徒雷登的杭州市各人民团体六条《国是意见 书》，而《大同日报》上发表的散文诗或可说明一切：

司徒大使，在西子欢颜、吴山招手的秋尽江南草木稀的当儿，莅临了。

杭州是司徒大使的故乡，我们觉得他的来杭，不但要以欢迎中国的嘉宾，来尽外交上的礼节；另一面，我们要以欢迎杭州的同乡、浙江的先进的态度，来欢迎他。

我们不愿在司徒的私事期中打扰他，谨希望他老人家多在杭州住几天，休息休息。这里我们谨祝：司徒大使健康！

五、参加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复会典礼

在基督教的世界中，有一个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叫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青年会于1844年创立于英国，1851年传到美国。1854年，美国与加拿大联合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YMCA in USA and Canada）。1876年，即司徒雷登出生的这一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对中国青年会影响最大的就是北美协会。而司徒雷登对青年会也是很熟悉的，早在1894年，他就担任了汉普顿—悉尼学院的青年会会长，并且一干就是三年。也正是在那里，他接受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思想，成了一名传教士，并且重回其出生地——中国杭州。

青年会传入中国后，在不少城市建立了市会组织，最早的是天津青年会，成立于1895年。190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成。1902年，又在上海组建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是美国人巴乐满（Feltcher Sims Brcckman）。1911年春，全国协会派干事、美国人鲍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1888—1970）来杭筹备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筹备工作得到了司徒雷登的父亲老司徒牧师的热心帮助，并得到了浙江省民政长屈映光的赞助，杭州青年会于1914年元旦正式成立。后来又得到美国实业家兼慈善家葛士佩的巨款捐助，在青年路修建了新会所，并于1919年迁入新址。其间，鲍乃德功不可没。

鲍乃德作为美国传教士及杭州青年会的创始人，他和他的家人对杭州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的三子一女都出生并成长于中国。抗战期间，鲍乃德以青年会北美协会总干事的身份再次来华。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恩来，并与之比肩合影。鲍乃德的长子Robert WilliamBarnett（鲍华伦）和次子Arthur Doak Barnett（鲍大可）后来都成了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先驱人物，女儿鲍金美（EngeniaBarnett Schultheis）一直以“杭州人”自居，晚年，她写了一本名叫《杭州，我的家》（Hangzhou, My home）的书，透过一个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孩的经历，展示了20世纪初杭州及西湖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

杭州青年会在抗战爆发杭州沦陷以后，会务陷入停顿，会所也被日伪特务机关占用。战后，经过各方努力，1946年7月终于收回会所。9月，召开基本会员大会，选出董事15人，并选雷法章为会长，李培恩、徐佑青为副会长，聘王揆生为总干事。王揆生为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即致函司徒雷登，请莅杭参加青年会复会典礼，司徒雷登复函表示允诺。

1946年10月19日16时，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复会典礼在青年会四楼大礼堂举行。全体与会者在青年会会所一楼前合影留念。历经沧桑，原照片今日已不复得见，所幸的是青年会会刊《杭州青年》刊登了这张照片，题为《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复会典礼暨欢迎司徒大使莅会摄影纪念》，虽然比原照清晰度要差，但是总算为历史保存了珍贵的影像记录。从照片上看，有100多人出现在照片之中，身着黑色西服的司徒雷登坐在第一排居中的位置。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原照片还会现身于世。

这次有300余人到场的杭州青年会的复会典礼在青年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除了特邀嘉宾司徒雷登外，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博士及浙江省、杭州市主要官员全部到场。

六、被授予杭州市荣誉公民

浙江省及杭州市主要官员沈鸿烈、雷法章、张强、胡维藩、周象贤、张衡等出席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是有原因的，原来这里还要 举行一个授予司徒雷登“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的仪式。

“荣誉公民”的授予，在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比如某位 尊贵的客人访问某个城市，就由那个城市的市长主持举行欢迎仪 式，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并将象征该市的金钥匙赠给他。

司徒雷登此次来杭州，适值国民政府实行“宪政”时期，加上司徒雷登的“和平使者”形象，所以杭州市在市长周象贤的极力推动下，先前已由民意机构市参议会通过决议，决定授予司徒雷登“杭州市荣誉公民”的称号。在青年会四楼会场，杭州市市长周象贤首先将授予司徒雷登“荣誉公民”的理由告知来宾，继由浙江省参议会议长张强和杭州 市参议会议长张衡分别代表市民致辞，说明民意对授“荣誉公民” 称号给司徒雷登的支持和决议经过。

司徒雷登致了答词。他说，他参加青年会复会典礼，深感荣 幸。先父母本着耶稣基督爱人的精神，从美国来到杭州传教，最后 葬于西湖。而他本人生于杭州，杭州是他的故乡。“我爱中国，不亚于中国人。中国要完整，必须统一；要强大，必须建国；要统一 建国，必须民主。”

司徒雷登谈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使命。他说，世界上最伟大、最高超、最完美的思想是道义和人格，如基督教所提倡的爱人群与牺牲服务的精神，如青年会所倡导的德、智、体、群四育，就是以 道义和人格为基本目标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以创造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司徒雷登和与会者合唱圣经赞美诗。在美妙的音乐声中，周象贤将荣誉公民证书和金钥匙授给了司徒雷登。

金钥匙装在长10.5厘米、宽6厘米、厚2.5厘米的锦盒内，正面 用中文镌刻着“杭州市钥”四字，背景是西湖三潭印月的图案， 背面镌刻中文“杭州市荣誉公民司徒雷登先生”和“市长周象贤 赠”19字，下方镌“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11字。

在所有有关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他本人撰写的回忆录的译本中，都说司徒雷登被授予的是“杭州市荣誉市民”称号，而这把金 钥匙却清楚地镌着中文“杭州市荣誉公民”的字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笔者经查《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相关词语工具书，发现“市民”和“公民”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是指某个城市的居民；公民，则指具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一般而言，“荣誉公民”的授予主体是国家，而“荣誉市民”的授予主体是国家中的城市。近者，以色列政府授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救了2000多名犹太人生命的中国前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以色列国“荣誉公民”即为一例。

其实，在英文中，公民和市民两词的差别并不太大，均可以用citizen来表示。citizen的第一个释义是公民，第二个释义是市民（另有townsfolk也可作市民讲，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的英文版中，用的是honorary citizenship）。看来，留美出身的周象贤市长向市参议会推荐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似乎更具法律概念，可能也是该市在尝试进行“公民社会”教育的一种实践。

亲历授予仪式的汪坚心先生在其《杭州荣誉市民司徒雷登》 一文中称金钥匙系纯金所制，长7.9厘米，厚1.5厘米，重8钱6分。实际上，据笔者近距离观察实物并测量，该金钥匙应为镀金之物，随着时光流逝，一小部分镀金的表面已经脱落，露出了里面的底色，它的正确尺寸应为长8厘米，厚1.5毫米。当然，汪先生之大作是多年以后依据亲历、亲见、亲闻所写的回忆性史料，没有实物的依托，出现微小的失误（亦可能是笔误或排字错误），本不足为奇，他的这篇文章文笔流畅，仍是很好的研究司徒雷登其人其事的参考资料。

与金钥匙匹配的杭州市“荣誉公民”证书纵39厘米，宽47.3厘米，纸本，隶书，装在咖啡色木盒内，外用隶体书“杭州市荣誉公 民证”8字，证书内容如下：

兹由杭州市参议会公推司徒雷登先生为杭州市荣誉公民，此证。

                        杭州市市长          周象贤

                        杭州市参议会议长    张  衡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钤“周象贤印”和“张衡”印，加盖方形“杭州市政府印”和长方形“浙江省杭州市参议会关防印”。司徒雷登是国民党政执时期杭州市授予的第一位荣誉公民，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的1947年与1948年，杭州又陆续授予 白崇禧（健生，时任国防部长）、李宗仁（德邻，时任副总统）、黄绍竑（季宽，时任立法委员）、张群（岳军，时任总统府资政） 为荣誉市民。此四人与杭州均结缘。广西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 竑均为北伐名将。白是东路军克复杭州的主将，受到杭垣民众箪食 壶浆的欢迎。黄二主浙政达十年之久，政绩颇著。对于这三位桂 系将领，杭人以“湖山并美，政绩长留；杭市广西，因人得缘”赞之。而四川人张群，则在民国初年浙江军政府成立之时，即以参谋 之职与杭州结缘。

七、传道与游湖

基督教传入杭州以后，传教士和信徒们建了很多教堂。与司徒 雷登有关的，除了天水堂外，还有湖山堂和思澄堂。

1946年10月20日是礼拜日，也是司徒雷登来杭的第三日上午。 他在下榻的招待所接待了一对信仰基督教的青年情侣，男的是之江 大学学生钱润寰，女的是圣玛利亚中学学生薛沛莹，这次慕司徒雷 登大名而来，是请司徒雷登作他们的证婚人。平时接触燕京大学众 多年轻人的司徒，面对这对恋爱中青年男女的请求，当即允诺，并与两人一同驱车前往湖山堂。 湖山堂位于法院路1号，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贝恩德为纪念其友司徒尔牧师捐款所造，于1920年建成开放，由属于美国基 督教南长老会的中华基督教浙江大会管理。在此举行的堂会活动甚 多，影响也日趋扩大，成为当时杭州基督教徒活动的中心。抗战爆 发后，湖山堂被日军占作健身房，堂会活动被迫中止。抗战胜利后 才恢复活动。

在湖山堂，司徒雷登登上圣坛讲道，他引用了孔子在《论 语》中所讲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拉近了和大家 的距离。

在与众信徒共进圣餐后，他为两位新人证婚，祝他们白头偕 老，幸福美满。13时30分，他又由青年会总干事王揆生陪同，来到 了迎紫路（今解放路）丰乐桥畔的思澄堂。

思澄堂是1924年为纪念基督教牧师张澄斋而修建的，张澄斋之 子张宝庆率先捐款一万银圆，募捐五万银圆，1927年建成。这是一 座三层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建筑外观具有中国特色的屋檐 翘角和门窗，而内部却呈西洋风格，从二楼、三楼任何角度都可看 见一楼的布道台，从高处俯看思澄堂，整体建筑平面呈一个巨大的 十字架，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思澄堂一度成为人们躲避日军迫 害的避难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思澄堂为日军所占，改作所 谓的“中日文化馆”。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归教会。司徒雷登在思澄堂与教友们进行了餐聚活动。

10月20日下午，司徒雷登在稍事休息后，与他的随员们从下榻 的外宾招待所步行到西湖昭庆寺码头，他要在这里上船游西湖。

昭庆寺的堤边停着三只游船，中间的那只船舱额上书有“逸庐”二字，司徒雷登即乘坐这只船。杭州市市长周象贤以东道主的 身份兼作导游，陪同司徒雷登一行泛舟湖上。同在一船舱内，陪同 的还有经他证婚的那位薛沛莹小姐等女宾。

有了年轻人在旁，船舱内顿时欢笑声不断，有人唱起了燕京大 学的校歌：“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 交孚，声誉满寰中……”

船离岸了，向着湖中的湖心亭与三潭印月（小瀛洲）驶去。 在“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司徒雷登信步来到“曲径通 幽”门洞前，指着这四个字用中国话对周象贤说道：“康有为写 的。”1898年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潘托 普斯学校任教，维新变法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康有为与他的弟子 梁启超立即成了公众人物。晚年，康有为曾隐居西湖丁家山，并筑 人天庐为居所。

游船在西湖的湖面上荡漾，此时已是夕阳西下，而司徒雷登少 年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塔影横空之景，已不复存现。面对雷峰 塔遗址，他说了一句:“缺了这塔，西湖也变了样！”

关于雷峰塔及其倒塌，时人均有记载。燕京大学毕业生凌叔 华1919年游西湖时，曾画过一幅雨后雷峰塔画作，胡适在塔倒 次年（1925）作有《题凌叔华女士画的雨后西湖》的白话诗：

“九百五十年的塔也坍了，八万四千卷的经也烂了。然而那苍凉 的塔影，引起来的许多诗意和画意，却永远在人间了。”胡适自 注：“塔倒时，砖中发现钱俶造的《陀罗尼经》，每卷首有题记， 经数为八万四千，年代为乙亥。乙亥年为西历975年，距塔倒之年（1924）凡950年。”

天时渐渐暗了，华灯初上。游船停靠在西湖楼外楼菜馆的码 头。楼外楼取自宋人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始建于清同治年 间，地处孤山之阳，白堤之尾，与俞楼及西泠印社比邻而居。楼 外楼又是周象贤最喜欢光临的地方，设宴招待宾客，他大多选在这里。楼外楼的名菜诸如西湖醋鱼、莼菜汤、东坡肉等都驰名中外。

司徒雷登三日行程中的最后一个晚上就是在这里赏美景、品肴馔中度过的。

八、离杭和感言

回到外宾招待所，司徒雷登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说要见他。

10月21日清晨，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来招待所话别，并邀请司徒雷登于次年元旦或农历春节再来杭。张衡（1889—1970），字佑时，杭州人。毕业于私立浙江法政学校，是阮毅成嗣父阮性存的学生。曾任公职，后在杭州执律师业。1946年4月，由浙江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推荐为杭州市临时参议会议员；9月，当选为市参议会议长。西湖孤山之万菊亭，即为张氏及其兄倡导并参与建设。

见过张衡后，司徒雷登即驱车赴笕桥机场。沈鸿烈等在机场欢送。利用登机前的时间，司徒雷登应邀参观了空军军官学校，并即席对师生作了关于空军的重要性及和平仍需努力两个问题的演讲。

10月22日，杭州的《东南日报》、《大同日报》等报纸于头版刊登了“司徒雷登启事”：

鄙人此次来杭扫墓，承各位机关法团首长暨教友、士绅、民众竭诚欢迎招待，隆情高谊，靡深心感。兹已匆匆离杭，未克遍辞，特登报以申谢忱。

对于这短短的三日而行程却丰富多彩的“盘桓杭州”，后来司徒雷登满怀感情地写道：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 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 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 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 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 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 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 号，使我深为感动。

司徒雷登是热爱杭州这座城市的。他在这次访问杭州以后，曾经计划在1949年春天中国的清明节之际再访杭州。但是，最终却未 能成为现实。为此，他在1949年4月8日这天的手记中说：

原本计划好上午离南京赴杭州，可是终于因为中共的 最后通牒而打消原意，显然通牒上的言词不克到达市长方 面（引者按：陈礼颂的案语谓市长指周象贤有误，据记 载，周已于1948年11月辞市长职，中经陈仪主浙时的杭州 市长任显群，时继任市长为周 主浙时的俞济民）。因为他 刚摇来电话告知傅泾波说，他们全体官员都已齐集机场候 机待发了。

九、余  论

1946年10月的杭州之行，是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后，继北平、上海等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后访问的第一个省会城市（第二个省会城市是台湾省台北市）。从行程上看，这是一次公私兼顾 的访问，在三天的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 人，出席过八场欢迎会，发表过七次演讲。而这一切，都是在抗战 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制宪和国共两大政党的和谈大背景下进行的。

同理，杭州市暨浙江省地方当局也出于制宪大背景的考量，利用举行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的契机，来昭示他们的 执政理念，而这同司徒雷登竭力主张的“美式民主”可谓是不谋而合。

当然，我们从这次访问相关媒体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到在经历 八年抗战后广大中国民众对战后和平生活的祈盼。尽管，杭城欢迎 司徒雷登的民众集会有不少是出于官方的组织，但其中的不少人特 别是知识分子是把司徒作为调停国共争持的最佳人选来寄予希望 的。事与愿违的是，历史的进程最终却是，随着国民党军攻克中共华社根据地的中心城市张家口，国共内战重开，而战端一启，隆隆的炮火声中也同时将和平的愿望彻底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