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过历史的文科生，我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事儿并不陌生。即便如此，在阅读李定一教授的《中华史纲》时，我仍感到异常新鲜、惊喜连连。
李定一在自序中说希望能撰写一部“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他做到了这一点。
二十岁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等名师，二十七岁在英国跟随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阅读西方史书，李定一对于西方史书深入浅出的撰写方式印象深刻，所以他准备三十余年，近七十岁提笔撰写《中华史纲》时，力求“人人易懂”。
他运用的语言很简洁，且有一种典雅的质感；叙述历史的方式颇似司马迁，精炼而犀利，常常只用几百字，便将一个王朝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择要勾勒，或将一个历史人物几十年的生平、多面复杂的个性传神道出。如此一来，即使是熟悉的历史，经由他的叙述，也变得别有味道。
与动辄好几册的其他中国通史类图书不同，《中华史纲》篇幅适当，能让读者“快速、清晰地了解本国历史”。虽为史纲，又“简得其当”，详略有致。
冯友兰曾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史纲”不是事件和人物的简单罗列，在有限的篇幅里，将几千年的历史讲述得详略有致，需要著者运用史学家的智慧，对史实做严格的选择和取舍。李定一坦言自己曾经因为某人或某事应该配置在何处而久思不决，甚至打麻将时也想着这件事。虽是笑谈，可见其用功之深。
“一般人都能够阅读”，通俗加好看即可；“愿意读下去”，则非有打动读者的独到见解不可。《中华史纲》深深吸引我，并使我反复阅读的，便是遍布全书的独到见解：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两件事，且秦始皇“坑的是方士和术士，而不是儒生”；六国的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王莽是顺应民意登上帝位的而不是篡汉；引起隋朝民众叛乱的，不是修建大运河，而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失败；终北宋之世，耗竭宋廷人力、财力最甚者是西夏而非辽；“郑和下西洋”并非为了寻找建文帝，而是寻找对付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的同盟；清代朴学兴起，不是因为文字狱，而是受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李定一不是为故意吸引眼球而发哗众取众之论，也没有借用西方某种最新理论，做看似新颖实则牵强附会的分析。他不过是未受框架和窠臼的束缚，解除人为的遮蔽，用慧眼考察史事，所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他从独特的角度发他人所未能发之议论，于平常处见大功力。如从洪水对全球各民族的挑战谈大禹的地位，从西罗马帝国为蛮族覆亡论汉武帝大破匈奴的意义。秉持大格局的历史观高屋建瓴，历史事件的意义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完全不一样。
客观、理性，是《中华史纲》的书写特点。他写《中华史纲》，其叙述之客观，令人尊敬，也令人赞佩。尊敬他不偏不倚，即使在论述中外之事时，也不因民族立场而做狂妄自大之论；赞佩他面对人与事的纷繁枝叶，总能条分缕析，把握重点又兼顾全面，不似他人顾此失彼。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历史人物的个性和作为复杂多变。当别人纠结于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用“好”与“坏”的道德概念去进行简单评价时，李定一只是客观、理性地将前因后果、好坏优缺、影响波及剖析得透透彻彻。与偏颇的争论相比，展现历史的全貌更为重要。
李定一的书写是丰富而有温度的。他不仅写王朝更替、制度变迁，也写百姓生活。他说殷（商）人有吃狗肉的习惯，祀典中通常都有犬；又说唐代人生活很奢侈，一场喜酒，“动辄万计”。
有人说李定一是抱着一颗阅历丰富的心来写《中华史纲》，这实在是精辟之论。一个历经人世沧桑的古稀老人，他对于历史的认知，自有其老辣之处。如他从人性的角度，对后汉外戚与宦官权力斗争的深刻分析就令人叹服。“外戚虽专擅，但多少有士大夫出身的背景，排斥异己，固不遗余力，而对舆论清议，却尚略有虑忌。”“宦官的来源不外是罪犯与贫穷者，或丧风败德无法容身闾里之无赖，原本殊少熏陶士大夫那一套道德操守，他们根本不在乎舆论清议，而清议却去反对他们，结果如何，可想而知。”通过他犀利的分析，我们读懂了人性，读深了历史。
读《中华史纲》，培养和锻炼的是看待历史和思考历史的思维，如因果思维、现场思维、本质思维，等等。历史不是支离破碎的事件、人物，而是因果沿袭的积累，吕后是文景之治的奠基者，北魏近百年的均田制奠定了隋繁荣的基础；只有站在历史现场的角度，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对西汉人崇信“五德终始说”有所了解，我们便能认识到王莽代汉在当时是顺应民意的行为；透过现象看本质，汉武帝以布衣为丞相，并非在于破格用贤才，而是不满政治上丞相总揽天下庶政的传统……在不知不觉中，你对历史的认知更为深刻，你看待历史的眼光，比别人更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