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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杭春 | 读郁达夫手稿本《她是一个弱女子》(一)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杭春  日期:2019-07-08

《弱女子》终得以十日之“速力”脱稿,触发写作的机缘,当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入沪上——郁达夫将这位“一刻也少不得爱,一刻也少不得一个依托之人”的柔弱热情的女子的悲剧,结束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民族战争的硝烟中,肯定不是偶然的。


近一段时间,郁达夫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以下简称“《弱女子》”手稿正在全国巡展,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据作者自述,小说十天速成,在1932年2月“上海战事紧张,百业凋零,经济压迫得无可奈何的时候”,换钱度过“当时极其窘迫的日子”刘大杰  《读郁达夫  “一个弱女子”》,《申江日报副刊 海潮》第2期,1932年9月25日第4版,以至作家本人也觉得是自己“作品之中的最恶劣的一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郁达夫全集》第2卷第35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而当时文坛却表示了欣喜和欢迎,“一九三二年的一年,一般都称为文坛不振的季节,不意沉默已久的郁达夫先生,却在这一年中突然的重振巨笔。他的文思竟如奔泻的流泉一样,从一·二八的炮火声中产生了中篇  《她是一个弱女子》”参《申报》1933年3月18日第4版《忏余集》广告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这部小说命运多舛。1932年5月,先被列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9月即告再版;有左联血统的湖风书局被查封后,上海现代书局接收其纸型于当年12月重印,为躲避检查,倒填年月作“1928年12月初版”;1933年5月,因内容有碍风化而遭上海市公安局查扣,6月被以“暗示阶级意识,描写淫秽情节”禁售;1933年12月,经删改并易名《饶了她》,由现代书局重排出版;1934年4月又被指“诋毁政府”再次遭禁……但是同时,由于郁氏后人的悉心收藏,手稿至今完好,而且是郁达夫惟一存世的完整著作手稿,其幸又何其甚焉。


郁达夫


1933年12月,《她是一个弱女子》经删改并易名《饶了她》,由现代书局重排出版。



构思写作过程:酝酿既久,落笔成章


小说用黑墨水钢笔书写于可对折装订的200格(10×20)“东京创作用纸”上,装订后的32开稿本厚近2公分,纸色微黄,纸质轻薄柔韧,历近九十年风雨尘埃而字迹清晰,内容完整,作者写作时的姿态动静似历历在目。手稿被隔页编号,共编154号,故全文约300页,6万余字。以十天速成计,郁达夫每天写作量当在6000字上下。郁达夫日记中,曾不时记录一些重要创作的每日写作量,比较常见的状态是每天2000到5000字,6000字的日创作量相当罕见。


从整体看,这部长达6万字的手稿没有大体量的结构性调整,手稿大部分字迹清晰工整,书写不急不躁,是胸有成竹、思路流畅的那种写作,可见作家对笔下人物和情节有着较为宏观、通达的把握。当然,也有少量随写随改或事后删改的地方,以完善措辞,添补细节。


手稿本

手稿封面


联系郁达夫相关日记和单行本《后叙》及《沪战中的生活》两文中介绍的写作过程,则这部作品的创作,直可谓“酝酿已久,一触即发”,“落笔成章,一气呵成”。


《她是一个弱女子》的题材,我在一九二七年……就想好了,可是以后辗转流离,终于没有功夫把它写出。这一回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来侵,我于逃难之余,倒得了十日的空闲,所以就在这十日内,猫猫虎虎地试写了一个大概。(《〈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


……在战期里为经济所逼,用了最大的速力写出来的一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这小说的题材,我是在好几年前就想好了的,不过有许多细节和近事,是在这一次的沪战中,因为阅旧时的日记,才编好穿插进去,用作点缀的东西。(《沪战中的生活》,《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163页)


1926年,郁达夫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年底离粤抵沪,对这座旧势力大本营、新革命策源地的城市颇不能如意,对被新的狂欢掩藏的迷雾、黑幕甚至不吐不快。除引起轩然大波的《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外,郁达夫还想以《清明前后》为题,为这“广东的一年生活,也尽够十万字写”《村居日记》,《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71页。所以,当1927年1月10日,《广州事情》完成3天后,郁达夫最初拟定《她是一个弱女子》这一小说题目,所“想好”的“题材”,比如以冯世芬、陈应环为代表的革命+恋爱,他们对民众力量的依恃和鼓动;比如小说中新军阀的从倒戈走向反动,显然有“广州生活”的灵感和作家本人对“广州革命”的认知和研判在。


广州一年,郁达夫和他的同伴们是在几乎不间断的游行、集会、运动、讨伐中度过的。3月18日,郁达夫与郭沫若、王独清一起由上海搭新华轮启程南下广州的当日,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3月20日,广州市民举行反段祺瑞游行,蒋介石则策动了中山舰事件。这番动荡似乎为这一年的“广州事情”奠定了底色。查3月23日郁达夫们抵粤后近一年的《广州民国日报》,除连篇累牍的工农暴动、新军北伐而外,广东大学师生参加的集会游行计有:3月29日纪念黄花岗烈士集会,4月2日反段示威大游行,4月18日纪念北京惨案死难同胞集会,5月5日五五纪念会和纪念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纪念会,5月7日“五七”国耻日纪念会,5月30日纪念“五卅”一周年集会,加之广东大学的教员罢课和学生择师风潮,“查办”广东大学和改制中山大学,以及文科学长郭沫若的誓师北伐……


身在此中的郁达夫不能不受感染。虽然尚无直接材料证明郁达夫参加了上述全部集会,但躬逢“这盛大的纪念日”的3月29日,他确是“自小北门起至黄花岗”,全程参加了黄花岗集会和游行参《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郁达夫全集》第9卷第180页;这年10月自北京南下经汕头时,也曾与《岭东民国日报》社长李春涛和火焰社许峨、冯瘦菊等,一同往访留日同学、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工人运动领袖杨石魂参许峨《郁达夫在汕头》,陈子善、王自力编《回忆郁达夫》第167—16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版,放在今天,就很有点“追星”的味道了;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已过而立的、“从前也看过一点政治经济的书的人”《沪战中的生活》,郁达夫又对新旧军阀的貌离神合有清醒的警觉,他于这年年底逃离广州,并在上海写下《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诸作,正是这一警醒和反思的结果。而这一基本认知,贯穿在郁达夫的诸多文字之中,《弱女子》或也是其中之一。借小说中“革命符码”陈应环之笔,通过其在柏林向冯世芬写的信,郁达夫表达了那种混合了憧憬和忧虑的复杂的情感。


中国的目前最大压迫,是在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余孽,军阀集团,洋商买办,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忠实代理人,他们和内地的土豪、劣绅一勾结,那民众自然没有翻身的日子了。可是民众已经在觉悟,大革命的开始,为期当不在远。广州已在开始进行工作……


当包括《弱女子》和《蜃楼》《春潮》《清明前后》以及“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等在内的宏大写作计划立定之后不久,具体说是仅仅四天以后,作家便遭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消说这些计划基本都落了空或滞了后,何况构思日久而止于中途也是常态。“中篇《蜃楼》只发表了前12章,《春潮》无以为继,《清明前后》毫无踪影,‘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也只是一个设想。”陈子善《〈她是一个弱女子〉序言》,郁达夫手稿本《她是一个弱女子》第4—5页,中华书局2017年1月版。其中《蜃楼》,据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所述,郁达夫“始终随身带着”这部“紫色墨迹”的续稿,最后的归宿可能是留在了新加坡的烽火中。“我不知带出,他离去时也必不会带着,那么下落可想而知了。”惟《弱女子》终于在五年后伺机完成,尽管作家自己也觉得“猫猫虎虎”,但还是一众计划中实现得最圆满的。此可谓“酝酿已久”。


写到了如今的小说,其间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我觉得比这一次写这篇小说时的心境更恶劣的时候,还不曾有过。(《〈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


这五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军阀混战、工农罢工和“四一二”“九一八”“一·二八”诸内忧外患,正所谓“政潮起伏,军阀横行,中国在内乱外患不断之中”,作家心境之恶劣也可想而知。当然,这些接踵而来的变故,也为作家的构思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而触发《弱女子》写作的机缘,当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入沪上——郁达夫将这位“一刻也少不得爱,一刻也少不得一个依托之人”的柔弱热情的女子的悲剧,结束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民族战争的硝烟中,肯定不是偶然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侵晨,虹口一带,起了不断的枪声,闸北方面,火光烟焰,遮满了天空。……有一队穿海军绀色的制服的巡逻队,带了几个相貌狰狞的日本浪人……用枪托斧头,打进了吴一粟和郑秀岳寄寓在那里的那一间屋里。


在郁达夫笔下,郑秀岳温柔美丽,却软弱犹疑,贪慕虚荣和富贵,甚至不守妇道,她既不甘像李文卿那样堕落无情,也不能跟冯世芬那样自立自强,终至于被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蹂躏至死。对这样一位可怜可悯又可恨的弱女子,郁达夫给予了许多宽容和同情。在她从女校读书、交友、毕业、恋爱结婚到被害身死的短短五年中,作家的宽恕之笔,一次次饶了她的人性之弱,一次次为她的爱欲辩解,为她的穷困辩解,为她的承受所有社会之苦辩解,甚至那个东窗事发的晚上,还是让吴一粟无条件饶恕了她,接纳了她。于是,她的最终命丧日本浪人和海军巡逻队,无疑是作家被沪战唤醒的民族情结的一种投射。他用一位弱女子的泪和血,贞洁和生命,与十年前他所哀怜、怨恨的弱国,那个《沉沦》中害“他”致死的弱国,哀切而悲忿地作了遥远的呼应——郑秀岳软弱的、悲剧的一生,何尝不是作家早年“弱国情结”的一种影射和宣泄,又何尝不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罪恶的倾诉和抗议?


同时,小说中大量的“磨镜”文字也颇扰人视线。何以这样一部充满爱国情怀和社会反思的作品,要借助如此露骨的情节?刘大杰在《读郁达夫的“一个弱女子”》中曾提及,“这些并不是不尽情理的事实,我们只要看杭州陶思瑾刘梦莹同性爱的惨祸,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个弱女子’里所描写的事实,并不是作者的夸张了。”这或许为《弱女子》的解读打开了一个窗口。查当年报刊,知此案社会反响之巨,也颇感慨当年社会开放包容之程度——陶思瑾最终改判死缓,她的孽恋、情杀像是被法律和社会舆论同时“饶恕”了。陶、刘均为杭州艺专学生,案发于1932年2月11日,这个时间与《弱女子》的构思写作几乎可以重合。


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一部以极大的耐力酝酿已久的作品,也是一部被时局触动胸中块垒、被时事挑拨纷纭情愫,而得以最大的速力一气呵成的小说。


 

 《她是一个弱女子》现代书局版及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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