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再造一座京城这样恢宏的系统工程，不知有多少人可以名留青史。奇怪的是，偌大一座南宋京城，一百多年的城市建筑史，当我试图从故纸堆中搜寻出几位规划师、设计师、施工人员、 装修人员的代表人物，作为回顾这段历史的组成部分，竟然艰于成文。他们与这些繁华一时的建筑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悄无声息地淹没在无人知晓的历史深处。 
梁汝嘉 史籍中谈到京城具体建设工程的相关情况时，通常只会提到负责施工的单位负责人这一层级，在此以下的人员直接忽略。如果南宋的工程档案资料能够留存至今，自然可以发现一大群忙碌的身影，但是现状是一页南宋古籍都价值不菲，何来一堆工程档案资料？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熟读史书的梁启超早已发出过类似的感叹，试图在官修史书中追寻普通建设者的足迹，本来就是强人所难。位卑职低的建设者，哪怕有过人之处，甚至天纵英才，也是难入史官法眼。北宋杭州诞生了一位在中国建筑史上鼎鼎大名的建筑工匠喻皓，他对木构建筑有深刻的理论见解，著有《木经》一书，这本书是《营造法式》的参考书。据说他在汴京任都料匠期间，曾经主持修建当时京城最高的一座塔。今天我们能够略微知晓一些这位建筑业天才的奇闻轶事，得益于北宋文豪欧阳修的短文，文中称喻皓为都料匠，并夸赞他是“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业务能力如此高超的建筑师，尚且不入官方正史、古代地方志编纂者法眼，何况其余！ 
螺钿椅 南宋都城营建了许多的建筑，但是没有流传一位建筑师的传说故事。修内司作为专门负责宫殿营建的部门，出现一些建筑行业的专家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更没有出现类似喻皓这样的建筑大师。换个思路来看，这一方面反映当时建筑物修建的标准化程度很高，建设者发挥个性的余地十分有限；一方面说明建筑物修建风气更加侧重实用俭朴，在标新立异方面没有追求。 当然，从当时的激励机制来看，也是比较制约建设者的积极性。了解临安城复建时基层建设者的生平事迹难度很大，只能从一些只言片语中管窥他们当时的生活状况。位列中央行政机关六部之一的工部，收入状况竟然也很不理想。陆游的打油诗调侃说，工部这个苦力活最多的行当，似乎收入最少。“吏勋封考，三婆三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啖齑吃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部北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成饿鬼。”不要说混饭吃，中央行政机关工部里面的基层工作人员都快饿成鬼。 南宋都城的营建过程中，主管官员对建筑方面的学科知识不很擅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甚至有时候连了解情况都来不及。南宋时期两浙转运司、临安府主要官员，尤其是转运司副使、通判、知府的任期普遍太短，这就给他们熟悉业务、理顺关系带来很大障碍。从建炎三年（1129）升为临安府，到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入临安的一百四十年里，两浙转运司副使、通判更换一百八十余人次；知府更换一百五十余人次；任期一般为一两年，短则一两个月，甚至几天。在这样频繁的调动下，相当多的主管官员看似在负责某个工程项目，其实只是因为工程项目施工期间，他正好任职。例如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宋高宗委托修内司内侍杨公弼和两浙转运司副使权临安知府徐康国共同负责行宫建造工程，其间两人还就行宫房屋数量发生分歧，杨公弼坚持造300间，徐康国说只能造100间，后来宋高宗决定造100间。似乎徐康国也能够对工程建设发挥一些作用，次年就因为装修行宫时使用镶嵌螺钿的豪华桌椅，违逆宋高宗务求俭省的宗旨，遭到降官两级的惩罚。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古代社会，地方大员的频繁调动，会直接影响市政规划的连续性，甚至影响建筑布局的统一性。南宋时期参与都城建筑项目设计施工的机构，如修内司，历史悠久，资质雄厚；机构内从事具体工作的技术人员，往往是长年累月从事本行工作，父子传承的也不在少数，业务能力优秀。问题在于他们不同于这些可以有较好升迁空间的官员，他们作为技术人员，地位并不高，待遇也一般，升迁空间很有限。本就动力不足的技术人员，面对变动频繁的长官意志，积极性和创造力难免会遭到极大打击。 许多平淡普通的主管官员没有在史书中留下美名，少数积极作为的行政长官则显得如此难能可贵，值得浓墨重彩地描述，比如和徐康国一起受命营建行宫的内侍杨公弼。绍兴元年至三年，内侍杨公弼率修内司与临安府一同谋划行宫建设，确定行宫范围和具体建筑尺寸，房间数，进行行宫内殿宇建设，按照节俭的宗旨完成室内装修。在绍兴三年六月，宋高宗命杨公弼修建行宫南北台门的时候，已经升其为提举修内司。七月份，杨公弼与走马上任的临安知府梁汝嘉一道组织营造行宫南门内的避雨长廊，接着在年底共同将宫城低矮的宫墙增高加厚。 接替杨公弼负责宫殿建筑营建的王晋锡，从其工作履历看，他在营造方面水平颇高。绍兴十二年（1142），他以内侍身份奉旨营建皇宫内最主要的两座宫殿——垂拱、崇政两大殿，起点与杨公弼受命营建行宫时相同。绍兴十八年（1148），他奉命与两浙转运判官汤鹏举、入内内侍省押班李珂共同营建太乙宫，一同受到晋升一级的嘉奖。王晋锡直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才晋升为入内内侍省押班，能够在太乙宫竣工时与李珂受到晋级嘉奖，表明他在工程建设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十分之大。 前面介绍了宫中几位建筑行业专家型长官，临安府和两浙转运司的行政长官中，在京城工程建设方面贡献较大的有梁汝嘉、赵与修、王㬇 。梁汝嘉是临安知府中任期较长的一位，绍兴六年八月升任户部侍郎时，已经在任三年。限于史料，仅知他参与宫城、太庙建设。赵与修是任期最长的知府，在任期间他组织修造“救老慈幼”的慈幼局、施药局。还增建粮仓四座，其中包括号称百万仓的淳祐仓。并对临安府署进行修葺扩建。说起王㬇，有所耳闻的人估计不多，从地方志的记载看，这是一位工作效率很高的能官。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他以两浙路转运副使升任临安知府。次年五月他就向朝廷禀报，本府及所辖县的案件数量大为降低，以致监狱为之一空，得到朝廷的褒奖。六月份向朝廷汇报，太学即将竣工，而且连开学后计划招收的三百名太学生的三万缗生活费，也已经筹措完毕。 参与建设太学，善莫大焉，但是绍兴十二年，将岳飞宅第改建太学，那不是件简单的工程项目。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在秦桧、万俟卨、张俊等人的合谋下，以莫须有罪名遇害。岳飞之死，是南宋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主战派将领的宅第上修建标榜文治的最高学府太学，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执行朝廷命令，在其府邸上修建太学，表明王㬇的立场与秦桧是相同的。 王㬇和秦桧还真不是一般的关系，据王明清的《挥麈录》记载，秦桧无子，王㬇有个私生子，送给秦桧做儿子。秦桧认可父子关系，将王㬇的私生子改名为秦熺，秦埙是秦熺的儿子。不仅如此，秦桧的老婆王氏，有五个弟兄，王㬇是其中之一。与秦桧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加上自己才干突出，王㬇在宋高宗时期是一位风生水起的达官贵人。改建太学的工作干得很漂亮，两个月后，他被升任工部侍郎。绍兴十三年正月，履新不久，他奉命修筑祭祀天地的祭坛郊丘，这座建筑大概位于今天的八卦田一带。 
如果只是有这些事迹，尚不足以证明他的才干。绍兴十四年（1144）二月，工部侍郎王㬇自行要求调任平江（今江苏苏州）知府。在京城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主动申请调往外地，不得而知。他来到平江府，任知府期间清理兵燹废墟，发动市民重建家园的故事很多。例如在胥门内大兴土木，营建了南北两座国宾馆，取名为“姑苏馆”；在胥门城上筑起高台，名为“姑苏台”；在姑苏台的东面兴修起一座花园“百花洲”，百花洲中建有用来进行国事活动的颁春亭、宣诏亭等亭台。绍兴十六年（1146），平江府的天庆观也在他主持下开始重建。南宋天庆观重新建成后虽然也历经战火，但主体结构一直保留至今，今名玄妙观，成为苏州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三清殿据称为南宋淳熙六年（1179）所建，是江南地区现存最大的一座古代木构建筑，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建筑风貌提供了很好的实证。不止于此，王㬇还在营造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章原名《营建人员的沉寂》 文章来源《行在盖起太平楼：南宋都城房屋兴修与分配》，《杭州文史小丛书》第二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