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乾隆皇帝总觉得已经快要揭开谜底了，但总是差了那么一点儿。在昭仁殿他晚上读书的地方，已经连着问了于敏中等几位“陪读”大才子，但最后还是不得要领。

《汉官仪》首页，右上角的藏印比乾隆帝的印章还大

《汉官仪》卷首重叠的两方印章

乾隆帝想要解开的这个谜，是盖在宋版书《汉官仪》开卷第一页右上角的一方大印。这是最显眼的位置，往往也是较早收藏者钤印的首选位置。但蹊跷的是，现在他看到的这方印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显得模糊或褪色，相反，印文的颜色还特别浓重，加上这方印又超出了一般藏书印的大小，因而在书卷上显得特别突兀。其实，只要仔细看就能发现，这块大红印之所以这么浓重，是因为它由上下两方大小相似，但却并不相同的印章合成的，也就是印上加印，叠成一体的两个印文。上下两印的文字笔画胡搅蛮缠在一起，所以让你看着特别费神。

“先”的汉印篆体

《汉官仪》封面，左图为钤印在扉页上的乾隆帝印章

乾隆帝以及他的大臣们是怎么辨识这两方藏印的呢？第一个字就是右上角的那字，没啥难度，分明是个“李”字。对角左下角也很清楚，是“印”字。

按照历来四字印章的治印规矩，“印”字在左下角的印文就是竖读字序，即印文第二字必定是右下角那字，但现在这个字的笔画有点扭，与底下印文“渊”字纠缠得利害，非常难解。第三字即左上角的那个字，经过细辨，破解了，是个“开”字。好了，就剩下那李某人名字的第二字没有认出，大家再加把劲，开动脑筋想想以前有没有个叫“李○开”的人？但是，结果大跌眼镜，乾隆帝不说他自己也算是读过万卷书的人，底下那么一大班才俊大学士，居然没有一个人能想起或找到类似“李○开”这样一个人。功亏一篑，可惜啊！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盖在南宋高宗皇后吴氏“康寿殿宝”之上的乾隆“三希堂精鉴玺”。故宫博物院藏

不过，乾隆帝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一是他觉得这《汉官仪》虽是一部官刻的宋版书，比一般宋版书雕印更精良、更大气，但它总的来说就是一部游戏类的书，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毫无益处。二是这种印上叠印的勾当，他自己也干过，比如那幅北宋王希孟的名画《千里江山图》，也是在右上角的位置上，他就盖了一方“三希堂精鉴玺”，而在他的这方鉴赏印之下，原来还有一方暗红色的印，虽然比较模糊，但后来还是让人给瞧出来了。谁的章？南宋高宗皇后吴氏的“康寿殿宝”（一说是理宗的“缉熙殿宝”，似非）。所以，这“后印叠前印”的事就跟“后浪推前浪”一样，没啥好大惊小怪的。

乾隆帝将这件小事丢开手了，可于敏中尴尬了，因为他不能撒手不管，皇帝已给了他一个任务，为昭仁殿中藏着的这么多宋元善本编写一本目录，就是《天禄琳琅书目》。乾隆九年（1744），皇帝下诏从宫中各处藏书中选出善本呈览，藏于昭仁殿内，并御笔书匾“天禄琳琅”。到乾隆四十年（1775），昭仁殿藏有宋、金、元、明版藏书429部，每一部都是精刻精印、品相上好的善本，可谓是皇帝的特藏。于是，乾隆帝命于敏中等大臣编写一部《天禄琳琅书目》，记载每一部藏书的刊印年代及收藏、鉴别、流传等信息。所以，于敏中在记录《汉官仪》时应该回避不了这方收藏印。但是，于敏中还是回避了，编书时把《汉官仪》漏掉了。

好在乾隆帝之后也不曾发现这个纰漏。直到嘉庆二年（1797）十月彭元瑞奉旨编写《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在记录《汉官仪》时才老老实实记下了这方“李○开印”。也许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识别上面印中这个纠缠不清的字，原在下面的那方印被忽视了，没有任何交待。

于敏中他们其实也不用自惭的，现在很多版本学家也辨识不出上印中的那个字。民国时天津藏书家周叔弢收藏这部《汉官仪》，他倒是辨识出被盖住的下面那方大印，就是明代内府的藏书印“文渊阁印”，但对上面这方印也没有释读出来。2013年，集中了当今国内顶尖的版本学专家撰写的《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在介绍这部宋版《汉官仪》时称：“此本明代藏内府，有‘文渊阁印’（上覆盖另一印，印文不清）”，也是拿这字没辙。

那么，这个“李○开”究竟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这方印加盖在皇家藏书印之上？谜底的揭开是在2014年，当时我正在做浙江省社科重点课题《〈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采用了计算机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高分辨率图像识别，颇见成效。其间，在分析南宋临安府刊印的图书情况时，对这部《汉官仪》上的这个难解之谜，也用计算机细加分析了一下。最终，得出这个谜一样的印文，原来是个“先”字。

那此人就是“李先开”了？错！正确答案是“李开先”，明代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戏曲作家李开先（字伯华，号中麓，山东济南章丘人，1502－1568）。真的假的？

印文识别清楚后就可以知道，这方印确实有些蹊跷，主要就是在治印上不讲规矩。中国绝大多数的方形四字名章，如“某某某印”或“某某某藏”等，均遵守这样的套路，竖读字序为：右上－右下－左上－左下；逆时针旋读字序为：右上－左上－左下－右下。但这方“李开先印”的字序却是右上－左上－右下－左下。这样一个“旋不旋，竖不竖”的字序真有点开玩笑了，也难怪对印章字序先入为主的人不明究竟，闹了个“顶头呆”（愣住了）。

问题接踵而来—李开先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说，这“文渊阁印”赫然就是大明皇帝的藏书印，作为大明子民和嘉靖皇帝臣下的李开先，居然敢于拿起自己的藏印“哐”地一下就和身扑将上去，死死地把皇帝的印章盖住，这胆儿怎么会那么肥？

先说李开先治印的动机。这方印在治印上的不守规矩是故意的，目的就是要将水搅浑，以似是而非的笔画遮挡住“文渊阁印”。将字序“错读”的歪招并不是李开先一下就想到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的法子。“文渊阁印”和“李开先印”在字形上“印”字是完全相同的，而“阁”字和“开（開）”字则非常接近，都有一样的“门”字头。所以他要遮住或搞乱“文渊阁印”，治印时必须将“开”和“印”这两字安排在左上和左下的位置上。剩下“李”字是姓，排在右上角是必须的，那么这“先”字就只能是刻在右下角了。他也是动足了脑筋，这样做至少可以将原来的“文渊阁印”挡掉一半。你还别说，他真的就把水搅浑了，真的迷惑了不少人，至少到现在，即使认出了“文渊阁印”，也几乎没有人发现这“案子”到底是谁干的。

再说李开先为什么要掩盖“文渊阁印”。加盖“李开先印”也就是宣称此书现在的主人就是俺李开先。但这宫廷藏书怎么就到了李开先手里，并且就这样成为他个人的私藏了？

《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五记载的“李○开印”

这故事稍有点长，容我慢慢道来：《明史》卷二八七的《李开先传》文字极少，不妨全部引录一下：“李开先，字伯华，章丘人。（陈）束同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请注意最后两句话，这李大作家在当时还是出了名的大藏书家呢！

李开先对藏书的“执着”拿他自己的话说，他与同乡先达太常寺卿刘鈗同有两“病”：好购书、好辞章。可见他对于书痴迷极深。他的藏书楼名曰“万卷楼”，因为富藏戏曲之类的图书，号称“词山曲海”，时人王世贞又称他“牙签纵横十万卷”。这些都足以说明他的藏书数量惊人。霍艳芳博士《李开先藏书方式考》一文探究了他藏书来源的五个方面：花钱购求、他人赠与、借抄图书、自己著述、自己刻印。在此，我们重点要考察的是其中的“借抄”一项。

寻常朋友之间的借抄自然是碰不到“文渊阁”藏书的，那李开先有无机会或办法接触到这一皇家藏书？答案是完全有这可能。

文渊阁最初由明太祖朱元璋建于南京，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仿南京规制营建北京宫殿时，建成了文渊阁。北京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英宗时大学士杨士奇曾主持文渊阁藏书的清点和编目，藏书书橱“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并据以编成了《文渊阁书目》。我们查到流传至今宋版《经典释文》上的“文渊阁印”的《文渊阁书目》卷三，这部宋版《汉官仪》一部一册，当年藏在“宿”字号第一橱中，可见这书上的“文渊阁印”货真价实一点不虚。

李开先居官十三年，大部分任职在吏部，属于在朝为官，所以是可以借抄到文渊阁藏书的。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二说李开先“最为好事，藏书之富，甲于齐东。诗所云‘岂但三车富，还过万卷余’，又云‘借抄先馆阁，博览及瞿昙’是也……文渊阁藏书，例许抄览，先具领状，以时缴纳，世所称（李开先）读中秘书，盖谓是已。奈典籍微员，收掌不慎，岁久攘窃抵换，已鲜完书，可为浩叹。”朱彝尊借李开先自己写的诗透露了他“借抄”阁书的情况（诗中“馆阁”即指文渊阁藏书，“瞿昙”泛指佛门典籍）。文渊阁藏书按规定是可以出借的，但管书的都是一些职位卑下的人员，办事不上心，久而久之偷盗窃取、偷换原书的事多有发生，完好无缺的阁书已经很少了。朱彝尊说李开先是能够借阅到阁书的，但有没有也在其中乘隙窃书，没有明说。然而，现在《汉官仪》上李开先叠印的这方藏印却成了确凿的证据，“攘窃抵换”阁书他显然有份，脱不了干系。

再看李开先与朋友之间的借书情况，竟也有一些无赖相，或长借不还，或据为己有。山东冯惟讷某天听人聊起李开先好藏书，当场就笑了：“是尝假吾书八部，今未归也。”李开先向俺借了八部书，好长时间都没还给俺啊！对李的藏书之富不无嘲讽之意。友人吕高拿书法名帖《淳化阁帖》让李开先鉴赏评定，他明火执仗“据而有之”，还说你老吕字写得好，俺李某人不善写字，你这件好帖子正好帮得上俺。吕高没有办法，大家毕竟是好朋友啦，“一笑而掷之”。

当然，李开先也不是一个只进不出的吝啬鬼，他送书借书给人也很豪爽。开封周藩王朱睦也好藏书，名“万卷堂”，与李开先的“万卷楼”可谓旗鼓相当，有得一拼。李跟他交情很深，曾将稀世之书南宋鲜于申所刻的《周易集解》（唐李鼎祚著）赠给他。浙江鄞县诗人吕时臣在李氏门下旅居三年，回家时，李开先大大方方地“赠之以古今书册”。李开先诗中也说到向他借书的人络绎不绝：“借书日不虚，为我善藏书。”所以，前面冯惟讷的“笑曰”和吕高的“一笑”而去，也有好友之间亲密无间的情谊在其中。只是，就《汉官仪》这部宋版书而言，李开先显然是耍了小偷小摸的伎俩，上不了台面，只好想方设法遮掩本书真正主人的身份。

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的一个夜晚，宫中突然发生了“九庙灾”，多处宗庙被大火烧毁。这事太严重了，皇帝追责，四品以上京官全部被提交“辞呈”，时任太常寺少卿（四品）的李开先也在被提交之列。而在最后决定谁去谁留时，李开先被内阁掌权者以“他事”罢官。一场大火就把李开先的宦途前程化为灰烬。不过，也许正是这场大火，各路大佬趁机倾轧异己，整个朝廷一片乱哄哄的，李开先卷铺盖回家时，趁乱顺手卷走了这部宋版书，也属浑水摸鱼，乱中脱险。

李开先去世后，“万卷楼”藏书逐渐散出，财大气粗的朱睦最先下手，撸到了一大批，但没抢到《汉官仪》，此书也算是逃过一劫，因为明末李自成大军围困开封，官军掘开黄河水淹闯营，满城尽成鱼鳖，区区周王藏书哪有不同归于尽的道理。到清代康熙时，大学者徐乾学又“购得其半”，里面就包含了《汉官仪》。朱彝尊曾向徐乾学借看李开先的藏书，“爱签帙必精，研朱点勘，北方学者能得斯趣，殆无多人也”，非常称赞李开先藏书的精良和读书的精细。《汉官仪》卷首那个“纠缠不清”近五百年的大印下方，有徐乾学“传是楼”“健庵收藏图书”两印，卷尾还有“徐乾学印”“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两方藏书印。徐乾学死后，大部分藏书流入宫中，其中的《汉官仪》在明朝出宫之后，兜了一圈又鬼使神差地回到了原点，只不过现在是清朝了。嘉庆二年（1797）十月，乾清宫失火，延烧昭仁殿，殿中大部分珍贵藏书被焚为灰烬，但《汉官仪》居然躲过一劫，安然无恙。与此同时，嘉庆帝命彭元瑞编写《天禄琳琅书目续编》，记录了陆续收藏的659部善本，包括这部在于敏中书目中被漏掉的《汉官仪》。次年，“续编”一书告竣，昭仁殿也得以重建。

民国初年，清宫内府图书大量流散，《汉官仪》也随之散出。亏得天津周叔弢收得此书，最后于1952年将它和周家其他善本书，一并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汉官仪》末尾的临安府“版权页”

最后介绍一下《汉官仪》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宋版书。此书作者是北宋出任司马光《资治通鉴》纂修副手的刘攽（字贡父，号公非），主要负责汉史部分。他为人比较放达洒脱，不摆架子，性喜谐谑，也就是喜欢开玩笑（这点很像李开先的性格，李还著有一部名作《词谑》，至今为人称道）。刘攽对汉代官制非常熟悉，于是空闲时就“发明”了一种游戏：选取汉官称谓，注明这些官职的俸禄多少和进退升降规则（类似后世让人一目了然的升官图）；游戏参与者通过在盆里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是升迁加薪，还是降职减薪，或者荣获赐爵等；另外还有涉及“人头税”（口钱）的免贴、纳贴等游戏内容。所以，这部书也就是刘攽无聊之时写来给文人消遣的游戏书本。要说真有什么意义，无非是你能在游戏中了解和熟悉汉代的基本官制。

宋版《经典释文》上的“文渊阁印”

临安府于绍兴九年（1139）三月雕印了这部游戏之书，这也是很蹊跷的事。因为这年正月，宋金两国达成了第一次绍兴和议，估计临安府官员想到天下从此太平无事了，文恬武嬉正当时，便“适时”刊印了这部《汉官仪》。事实上这些官僚太天真了，一年后两国再次陷入全面战争，证明雕印此书多么的不合时宜！不过，因为是官方的正式出版物，《汉官仪》书体端正，大字宽栏，也是少有的一部精刻精印之书。

就在本书完稿之际，笔者又发现国图藏南宋淳祐六年（1246）湖州泮宫刻本蔡节《论语集说》十卷，书中序言、卷三、卷五、卷七和卷九首页，在右上角的“文渊阁印”之上，均被覆盖“李开先印”，与《汉官仪》的叠印法如出一辙。可见，当年李开先离京走人时，顺走的宫廷藏书并不只有一部《汉官仪》。

文章原名《印上叠印，<汉官仪>中有一个四百多年难以破解的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