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年前坐火车，分快客与慢客。慢客出了杭州城站，轰轰隆隆南行，过望江门，就要减速。听到一阵阵“咕吱”作响的刹车声，第一站南星桥到了。这在快节奏的现在，简直不可设想。曾经有一出独角戏《阿毛坐火车》，说的就是早先的乡下人单纯狡黠，在这样的火车上多坐一刻都觉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确实，当 1905 年 10 月杭州最早的一段铁路——江墅线开张的时候，坐火车真的是一桩相当时髦的大事情。见过一张照片，驶动的列车是敞篷的，绅士与淑女，站立欢呼。那时候从闸口到拱宸桥，沿途有 3 个车站：南星桥、清泰门、艮山门。等后来清泰门站南移到了下马坡巷，称了城站。杭城东南一线的铁路，也就沿袭到了现在。

1912 年 12 月 11 日，第二次来杭的孙中山先生也坐过这段铁路的火车，从闸口到湖墅，也是借此观光，慢慢地享受。从那以后，南星桥火车站的名声，远远盖过其他 3 个车站。浙东、浙南、浙西一带的乡民，只知有一个南星桥车站，很少晓得城站。钱塘江上游或者南岸的乡民，来到省城，第一脚跨上的，就是浙江第一码头。从码头出来，最便捷的交通，就是南星桥站的火车。尤其是1932 年 12月以后，当浙赣线金华至萧山西兴的铁路段开通，南来北往的乘客，在钱塘江摆渡以后，要进杭城或北走沪、宁，都离不开南星桥火车站。

那时候南星桥站的员工不足 10 名，年逾九旬的张阿顺老人说：一到了蚕成稻熟的季节，车站就全是肩挑背扛外出寻找生计的乡民了。他们漏夜从上八府的四乡赶过来，成群地下第一码头义渡，涌向南星桥站房。尤其萧绍乡民，过了江坐头班火车赶到城内做小生意的、稻草换鸡窠的比比皆是。到了黄昏，又见他们扁担搭在肩上，两只筐吊在扁担后头，美滋滋地从火车上下来赶义渡回家。

逢年过节，携老带小，登山拜佛游西湖的乡民，在返回的途中，更是将车厢生生地变成了百杂货店：高义泰的洋布、边福茂的布鞋、孔凤春的雪花膏、万隆的火腿，摆满了走廊。商气大盛，这是火车开通的最大价值；由此产生的铁路工业，更值得一说。

以前的铁路工人，仅次于银行的职员。银行捧的是银饭碗，进了铁路捧的是铁饭碗。杭州的铁路所派生出的修理业的形成，始于1905 年，是应了浙商创立的浙江铁路有限公司的需要，修理机车的。当时的厂址在拱宸桥，称“拱宸桥机器厂”。到了1918年，才迁移到现在的闸口，始称“闸口总机厂”。“闸口总机厂”改称“闸口机务段”，是在抗战胜利时期。它在日伪沦陷期间有过一个古怪的称呼，先是“华中株式会社嘉兴机关区”，后改为“华中株式会社杭州机关区”。到 1967 年的 1 月，“闸口机务段”更名为“杭州机务段”。但是直到现在，老一辈的杭州人，还是称它为“闸口机务段”。

闸口机务段或者杭州机务段的庞大，仅从它其貌不扬的外表是无法判断的。作为一个城市曾经的主导工业，它的存在，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仅从 2005 年 6 月的数据表明，杭州机务段在册职工是3184 名，管辖的区域是闸口、望江门、乔司、艮山门、金华、长兴等作业场所，配属内燃机车251 台。

我去杭州机务段的那天，正好是 5 月 1 号，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想到了两个断文识字的工人。一个姓沈，叫沈干城；另一个也姓沈，叫沈乐山。沈干城，1922 年的中共党员，当年闸口总机厂的钳工，和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罗章龙有过交往。大革命时，是中共浙江省的第一个党组织——杭州小组三人成员之一。三人党小组成立以后，借北伐军的东风，罢工、游行、集会、办工人夜校，闸口总机厂的工运由此风生水起。据史料记载，当年闸口铁路工人去夜校读书的热情，不亚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工人获取文凭。沈乐山，1922 年闸口总机厂门警，1927 年 1 月由沈干城介绍入党。都说时势造英雄，但英雄没有自身的素质，也成不了气候，这就是文化以及理性的判断力，而不是人云亦云。

1927 年 2 月，当沈干城、沈乐山与前期抵达六和塔的北伐军东路军先遣便衣取得联系后，一个由闸口总机厂的工人，以及附近电厂、火柴厂、码头的工人、居民为主组成的纠察队，对驻扎在玉皇山天龙寺的孙传芳守军发起突袭，一把火烧了军用仓库的全部物资。事后，又拆毁了机车零件，使得孙传芳部队“进”没有粮草，“退”没有运输，北伐军东路军借此一举进入杭州。

“4•12”事变中，沈干城、薛暮桥被“变脸”的北伐军抓进了监狱。同年 9 月，中央特派员王若飞主持浙江省党员会议，确认沈乐山为省委常委，负责工人运动。

1927 年 11 月 8 日，沈乐山在西大街（现武林路）狮虎桥被捕，次年 1 月 16 日在浙江陆军监狱被枪杀，时年 28 岁。1934 年 9 月 22 日，在监狱中被折磨了 7 年的沈干城，病死在苏州陆军监狱，时年 37 岁。

曾经的闸口总机厂，这一个杭州并不是最早的机械修理工场，在火车头的轰鸣声中，在蒸汽的云蒸雾罩之下，要说它就是浙江工人阶级喷薄而出的象征，是浙江工人运动的发祥之地，一点不为过。说完修机车的人，再说机车。据说，闸口老站台就有一台报废的KD7 老机车，编号587，是现存最老的蒸汽机车。这是一个初夏的下午，闸口老站台，这也是我在 40 年前去黑龙江支边的登车处。当时的政府，选择在此地让 10 万知青去了黑龙江，也是看中它的开阔和僻静。在开阔的站台上，停满了众多的破旧机车。四五个时髦女子，在旧蒸汽机车头前拍照留念，有一点艺术的崇尚。KD7，原产于美国费城鲍尔温机厂。按照原计划，这一个批号的机车是用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小巧、动力足。没料到，机车造好，二战结束。1947 年，联合国把 160 台 KD7 机车无偿援助给了中国。这在抗战结束的当年，确实是雪中送炭。

KD7 机车在中国跑了 50 多年，被尊称为“老龙头”。当蒸汽机车逐步被内燃机车淘汰而退役后，大多被切割成废钢，进了熔炉。据说，国内最后还存 4 台：一台在北京，为中国铁道博物馆收藏；一台在山西大同。杭州保存了两台：一台 KD7—641 经过机务段的修复，在 2004 年的 7 月 9 日被送进上海铁路博物馆；另一台 KD7—587，据说就在闸口老站台。说到 KD7，有一个人不能不说，他就是陈有生。这就要说到1949 年以后，一个工人阶级扬眉吐气的时代。那是 1952 年的 6 月，沈阳铁路局苏家屯机务段向全国倡议，开展“满、超、五”大运动。“满”，是每一个车厢要满载；“超”，是每一台机车要超出规定牵引力；“五”，是安全运行 500 公里。

当初 KD7 机车的设计，针对战争：个头小，操作灵便，载重量不大。要想“超”载，还真有一点困难。杭州机务段的工人们对它进行“技术革新”，从 1650 吨的核定牵引力，冲刺到了4450 吨。而现在的新型国产内燃机，核定牵引力才 3300 吨，试想，这是一个“跃进”的概念。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似乎违反科学。但那是一个“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年代。有一天，一列飞速行驶的军用列车 KD7 机车正在向 4000 吨纪录突破的时候，机车炉撑断了。当时，这辆开往上海的列车在杭州只停留 18 分钟，那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严重政治影响”的年代。

当时杭州机务段被称作闸口机务段，陈有生只是锅炉组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人，他领下了抢修任务，当然，这也是在豪言壮语呼喊以后。人们铲几锹湿煤，压住了火红的炉膛，用浸湿的麻袋铺在湿煤上，再用湿毛巾包住陈有生的嘴巴鼻子，给他披了一只湿淋淋的麻袋，他快速钻进了高温炉膛。十几分钟后，陈有生出来了，满脸通红，筋疲力尽，体力透支，瘫倒在了地上，但炉撑却被他巧妙地修好了。那是一个对工人绝对重视的年代，更重视的，还有被视作“特等重大政治”的军用列车的准时行驶。

尤其在发生了重大险情后依然能保证按时驶出站台，这在当时真是杭州机务段无上的光荣，天大的功绩！据当年开这台机车的司机凌月星老人回忆：当时，段里的领导，都守候在了现场向陈有生祝贺。杭州铁路分局的领导，带了员工，敲锣打鼓地等候在城站迎接陈有生。陈有生已经成了浙江铁路的光荣代称，当然，他的荣誉不仅仅是这一件。抢修炉撑的 1952 年，他出席了浙江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一届候补委员；1953 年，被委任为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4 年，当选为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 年，当选为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后来，调任杭州锅炉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成了浙江工人“以工出仕”的代表人物。

城南的另一个铁路产业是南星桥车站。100 年前，老杭州人像现代人惊喜宇宙飞船一样，惊喜于第一根钢轨铺设在钱塘江边的凤凰山下。

从此，一个名叫南星桥的火车站，悄然诞生在杭州城南，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一声声昂奋的汽笛声，触动着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细胞。南星桥站的历史，凝重而壮美，它曾是中国铁路向国外列强昂起的头颅。1905 年，浙江人民在与帝国主义争夺路权的斗争中，成立了浙江铁路有限公司，民众纷纷投资入股，于1906 年 11月 14 日动工，1907 年8 月竣工，修筑起了全长 16 公里的江墅铁路，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杭州没有铁路的历史。

江墅铁路沿途设闸口、南星、清泰、艮山和拱宸 5 个站。到抗战前夕，江墅铁路年载客量达 60 万人次。1944 年，日军将江墅铁路的北段即艮山门至拱宸桥段全部拆除，余下的路段并入了浙赣铁路，江墅铁路不复存在。江墅铁路被拆除后，闸口、南星两个火车站依然存在。尤其是南星桥火车站后来成了火车交通的枢纽场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曾在黑暗的年代发出革命的呐喊。在“白色恐怖”年代，中国铁路革命的先驱赵刚烈士曾在南星桥站行包房工作，并与沈干城一起进行革命斗争。

1937 年抗战爆发，“淞沪会战”失利，后撤的数十万军民、工厂、物资、设备以及机车、车辆经南星桥转运至大西南，为持久抗战屯集了战略储备。它曾是国民经济发展初期的生力军。

新中国时期，这里诞生了浙江第一条双线铁路。南星桥人凭着建设新中国的高昂热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提高运输效率，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发明了多项新技术。抗美援朝的铁道志愿部队里，有南星桥人；派往非洲的铁路建设大军里，有南星桥人；3 位全国劳模，30 位省、部级劳模，20 个省、部级先进集体……更是南星桥人的骄傲。

第一代由工人培养出的铁路工程师石师傅说：1958 年，大跃进，物流货运完全超出了南星桥列车编组站的设计水平。全国都在“史无前例”地“放卫星”，但铁路的“放卫星”，还真的说不来假话。怎么办？

有人提出：“要想效率高，快把驼峰造。”“驼峰”是什么？就是在平地上修筑一个像骆驼驼峰状的小山包，有适当的坡度，铺上铁轨，利用坡度和车辆重力产生的“位能”，并辅以机车推力，来解体列车的一种调度设备，以提高列车的转换能力。

于是，一座高 1.78 米，长 100 米，坡长 30 米的简易驼峰，在当年的 10 月 27 日建成，首次投入使用，便告成功。此后，新的列车编组方式在南星桥站正式启用，大大减轻了货运分体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当 1970 年 4 月，我去黑龙江下乡以后，可以说，南星桥火车站的货物托运，已成了当年 10 万支边青年与父母心系一线的最好方式。10 公斤才 1 块 5 毛钱的食用品寄运的廉价费用，一张运单，铁路都将准确无误地在半个月内送达东北的每一个铁路联运点。南星桥货运站，第一次走出生产资料的局限，走向触手可及的百姓生活。

南星桥车站曾有过 52 股调度道轨，14 座货物仓库，16 个站台，货场面积达 14.32 万平方米。随着钱江二桥、四桥的建设，随着铁路客运、货运中心向城东的转移，一个更大的铁路产业又将诞生。

改革开放以后，这里成为铁道部实行内部企业化经营试点的车站，随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货运—储运中心”挂牌成立，这里成了浙江铁路第—个“吃螃蟹”的车站……

（曹晓波系杭州地方史专栏作家,仲向平系浙江工商大学旅游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原名《城南的火车和铁路产业》

文章来源《新中国杭州工业发展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