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村39号

在杭州笕桥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后更名为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旧址内，有一处曾住过外国顾问和空军高级军官的别墅群——醒村别墅群，其中有一栋编号为“醒村39号”的两层西式洋楼，曾经是该校教育长周至柔的住房。今天，这座保存较好的别墅，已被辟为单位内部的招待所，内设1个套房，7个标准间。

特殊时刻启用周至柔

1928年10月，国民党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秉承蒋介石的命令，成立了航空队。不久，从学校中选出的70名有志于航空事业的学生，开始分班培训。1931年6月，航空队与中央军官学校脱钩，单独成立航空学校，蒋介石的内侄毛邦初被当时的军政部任命为校长。 　　1931年底，航空学校迁址杭州笕桥。1932年8月，奉蒋介石命令，笕桥航空学校更名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毛邦初改任副校长。考虑到航空学员还要接受精神训练，蒋介石又特派其堂侄蒋坚忍前来学校就任政治训练处处长。 　　

周至柔

由于蒋介石只是兼任校长，中央航空学校内的大小事还是由副校长毛邦初说了算。但是，毛邦初不但文化水平低，而且还是一个玩性很重的人，每到周末，他都要驾驶飞机去上海游玩。有这样的校领导，校内的学习风气自然不好。于是，蒋坚忍向蒋介石打小报告，反映了学校内的情况。1932年底，蒋介石便任命陆军将领葛敬恩为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但是，圆滑世故的葛敬恩到了笕桥航校后，既不得罪毛邦初，也不触犯蒋坚忍。笕桥航校内，并没有出现新的气象。 　　

其实，蒋介石在任命葛敬恩为代理校长的同时，已经物色好正式校长的人选，这人就是周至柔。当葛敬恩接到任命书时，时任国民党第十八军中将副军长的周至柔，也接到了蒋介石要他去欧美考察航空事业的命令。 　　

葛敬恩代理校长的时间很短，1933年6月，他便离开了笕桥。由于周至柔仍在国外，毛邦初便又走到前台，成为全面主持学校工作的副校长。1934年 4月，从国外考察归来的周至柔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其实就是校长），全面负责学校工作。为了便于周至柔开展工作，这年6月，副校长毛邦初被派往欧美考察航空事业。

笕桥空战展示教育质量

从欧美归来，勤奋的周至柔居然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他也不再是航空领域的门外汉。到笕桥航校后，周至柔首先从抓技术训练入手，提出了“训练至上主义” “训练重于作战”等口号。他深信中国民间的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想开饭店，就必须先做厨师。”为此，作为教育长的他，也认真刻苦地投入到飞行训练之中。他在笕桥航校期间，曾多次单独驾驶飞机，为学员们作示范飞行。他的以身作则造就了学校内浓厚的学习氛围和严谨的训练作风。 　　在强调技术训练的同时，周至柔还强调空军人员必须具有强烈的战术意识和严格遵守纪律的意识。他要求航校学员自觉培养起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具备灵敏新锐的头脑，要敢于为人之所不为，要善于依据敌强我弱的特点寻找制胜的途径，要用纪律严肃约束自己。为此，他又提出了“整饬重于训练”的口号。显然，当时周至柔已意识到，中国年轻空军今后的强劲对手是日本军国主义。此外，由于周至柔与蒋介石也有亲戚关系（是蒋前妻毛福梅的姨甥），这也使他敢于在航校放手开展工作。 　　

从1934年4月至1937年，周至柔任笕桥航校教育长期间，是该校培养空军人才最多的时期。第三期、第四期航空班学员先后在1935年前毕业（每期100人，毕业时都不会超过70人，其余人员都被淘汰了）。从第五期开始，周至柔扩大了招生规模，每期招学员200人。航校的训练规模随之扩大。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组建起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部，周至柔离开航校，就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周至柔根据航空委员会紧急作战会议的要求，开始调动各地空军，准备与日寇作战。 　　

8月14日，日寇飞机试图偷袭我笕桥机场，恰好高志航率领的第四大队战机奉命赶到浙江杭州。笕桥上空，中日空军首次正式交手，结果是中国年轻的空军一举击落敌机3架（当时曾传言说是6架），而自己没有一架战机在交战中受损。消息传开后，全国人民奔走相告，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当时，各国驻华记者对中国空军击落日本战机的消息将信将疑，于是，周至柔便带着这些外国记者去现场察看被击落的日本飞机残骸。于是，中国空军击落日本战机的消息也传向世界。 　　笕桥上空的“八•一四”空战，其实是对中央航空学校这些年教育水准的一次实战检验。检验的结果，不光蒋介石感到满意，广大民众也为空军骄傲。后来，在许多人（包括周至柔）的建议下，国民党政府同意将这天定为“空军节”，以纪念空军将士的辉煌战绩。 　　

后来，由于日寇军队逼近杭州，1937年秋，中央航空学校由杭州笕桥迁往云南昆明，并更名为空军军官学校。1938年夏，周至柔又回到学校担任教育长。1939年5月，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的钱大钧因贪污被撤职，周至柔升任为航空委员会主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开始谋划全面内战，空军自然是他很看重的一支重要武力。1946年5月，蒋介石出于内战的考虑将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司令部，周至柔当上了第一任空军司令。内战爆发后，尽管国民党军队有空军的优势，但是，失去了民心的国民党，已经无法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最后，周至柔率领的国民党空军也只得飞往海岛台湾。

推动台湾的围棋事业

周至柔到台湾后，可能是由于他率领的空军损失最小，继续得到蒋介石的重用。1950年3月，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并晋级为二级陆军上将。上任后，周至柔吸取国民党军在大陆腐败的教训，开始对“国军”进行大整顿，力图扭转在民众心目中的不良形象。一年后，周至柔的整顿工作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又晋级为一级陆军上将。 　　

周至柔在大陆时期就喜欢下围棋，打高尔夫球。到台湾后，他开始分一部分精力去关心围棋、高尔夫球等体育运动。1952年，“中国围棋社”在台北复会，周至柔出任会长，应昌期担任总干事。  　　

由于周至柔官高位重，手握大权，所以他的影响力相当大，从而带动了台湾许多党政要员关心围棋，不少人甚至自己也进入了下围棋的行列。正是因为周至柔的推动，围棋很快在台湾站稳了脚跟。 　　

“中国围棋社”在台湾复会时，台湾的高手不多，以吴涤生、张恒甫、黄水生、周传谔等人为主。复会当年的11月1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举办了“全国围棋赛”，这是台湾新闻棋赛的滥觞，那次比赛发掘出了20世纪50年代台湾棋王蔡登阁。  　　

这一次比赛举办得相当成功。于是趁热打铁，七天后“中国围棋社”又推出了吴涤生与周传谔的十番棋大赛，《中央日报》逐日详刊棋谱与赛况。几乎同时，吴涤生的弟弟吴清源在日本与木谷实展开十番棋大赛，非常有趣。 　　

1953年，台湾的“中国围棋社”改组为“中国围棋会”，周至柔仍任会长，总干事还是应昌期。  　　

1965年9月28日，周至柔、应昌期领导的“中国围棋会”与中央日报社合办第一届“青少年围棋赛”，经费由应昌期创办的利华羊毛公司赞助。张吕祥、陈国兴、曹泽霖等青少年棋手都是在这届赛事中崭露头角的。  　　

以后，“青少年围棋赛”一连举办了十一届，台湾所有的重要棋手几乎都是从这一比赛中发掘出来的。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届，因为在这一届比赛中发现了9岁的王立诚、6岁的王铭琬，以及15岁的林文伯。 　　  　　

1972年，台湾“中国围棋会”成立20周年时，发生了创会以来的最大风波，周至柔与应昌期在用人理念上起了冲突。他们对于副总干事人选有不同的意见，在理事会中两人起了言语冲突，从而激怒了周至柔。第二天，周至柔发布命令，革去应昌期总干事一职，然后自己再向理事会请辞会长一职。台湾棋界一时间双龙头挂冠，棋坛震动。台湾当时唯一长期的比赛——“青少年围棋赛”因此停赛。 　　

周至柔后来虽然离开了“中国围棋会”，但是，他对围棋事业所做的贡献已经留在了人们的心目中。在台湾，只要一谈起周至柔，很少有人知道他以前的战功，却都知道他在台湾高尔夫球与围棋上所做的无比重要的贡献。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因心脏病突发过世。台北《中国时报》在报道他的病逝消息时，用了这样的标题：“叱咤疆场创始空军实‘至’名归；纵横球场提倡围棋非‘公’莫属”。这两句话概括了至公的一生。 　　

在台湾期间，周至柔还曾担任过台湾省主席、“总统府”参军长、“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文章原名《周至柔与醒村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