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2年，23岁的李叔同第一次来到了杭州。他为何而来，跟哪些人有交往，这些现在都不可考了，可考的是他自己所讲的，在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仅此而已。 
弘一大师像 如果按照旧历算，1902年还是在清朝的光绪年间，即光绪二十八年。那个时候的西湖边，特别是涌金门外还住着旗营，但他一个天津公子哥儿竟然跑到那里去喝了一回茶，这多少也是不简单的事，只是那个茶馆已经完全不可考了。不过在陈蝶仙（天虚我生）的笔下，涌金门外确实是不简单的，比如每逢六月十八日之夜，涌金门就是不闭门的，是为了让香客能自由出入且去湖上放荷花灯，此乃西湖民俗之一。 而所谓湖边的喝茶，在一百年前的杭州已经是极为寻常的，因为湖边包括涌金门一带，是经常有人在吆喝的，吆喝什么呢？“到码头上吃碗茶去！”这跟前些年专门有人在湖滨招揽“要不要去酒吧坐坐”是一个道理的。据说当时最有名的茶馆之一就叫“三雅居”，此名得自于一对联，上联是：山雅水雅人雅，雅兴无穷,真真可谓三雅；下联是：风来雨来月来，来者不拒，日日何妨一来。这茶馆名和对联虽然很雅，但据说去那喝茶的人多为“武人力士，禽兽满楹，哗噪者如梅花碑之茶店一般”。 说起李叔同，总会提起他为何出家的话题。要知道这位翩翩公子是泡过海水也烧过火焰的人，而且可以说是诗书画印无不精通。1912年（民国元年）他到杭州的浙江一师是来教音乐和美术的，但是他的学生们说，他的国文比国文老师好，其他的科目也无不如此。这样的老师是不怒自威式的，因为人人都敬仰得很，这其中体会最深、受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丰子恺了。因为在丰子恺早年的文字里，对一师（当时叫两级师范）是并无好感的，直到遇上了李叔同老师，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而对于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一直来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即四个字——看破红尘。如果您照着这个逻辑去想也是能想通的，什么都玩过了、什么都看过了，那就看破红尘呗！但是你想想，想想这百年以来的中国文人和名人，真正能看破红尘抛家别子去当和尚的，又有几人 呢？所以我以为，看破红尘说说容易做做难，难就难在我们身在红尘，又是多么热爱红尘啊！也有的口头上说看破红尘了，却仍要从红尘中攫取更多的功名和财色。即使真看破红尘，就人生的意义来说，也还是比较消极的意思。而李叔同之所以能成为弘一大师，其实有着偶然却又是必然的原由，这从他自己的文章《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和夏丏尊的《弘一法师之出家》中都写得清清楚楚。 
丰子恺的茶画意味深长 如果按照纪录片情景重现的表现手法，那一段日子应该是这样的。李叔同1912年8月来杭州，时年也只有32岁。当时他的日本妻子是住在上海的，他一般过一阵子会去一趟上海。说来也奇怪，他是完全有能力将这位日本妻子接到杭州来住的，而且这样生活的开销也要小一些，可为什么没有接来，而要这样辛苦地在沪杭之间跑来跑去，此中原因一直没有说明白，或许他还是对上海有所留恋，或者他的日本妻子也更喜欢上海的环境。李叔同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当时他住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只一步之遥，所以常常喜欢一个人出门，去西湖边的一家叫“景春园”的茶馆吃茶。当时的茶馆，贩夫走卒也喜欢的，他们则常在一楼大堂吆五喝六的，而且那时的茶点也已经相当丰富了，所以这杭州人吃茶的吃，绝不是日本茶道中的吃茶，我们是实实在在要吃茶点的。比如说这干丝，据陈蝶仙的文中所说，有的地方是上来一大碗的，完全是吃酒的那种气势，这估计跟诸多体力劳动者去吃茶是有关系的。这有点像到绍兴咸亨酒店吃酒，既有车夫体力劳动者，也有像孔乙己这样的潦倒文人。而李叔同这样的文人墨客常喜欢到楼上的雅座，独自享受那湖光山色，并作诗意的想象——看明湖一碧，六桥锁烟水。塔影参差，有画船自来去。垂杨柳两行，绿染长堤。飏晴风，又笛韵悠扬起。看青山四围，高峰南北齐。山色自空濛，又竹木媚幽姿。探古洞烟霞，翠扑须眉。霅暮雨，又钟声林外起。大好湖山美如此，独擅天然美。明湖碧无际，又青山绿作堆。漾晴光潋滟，带雨色幽奇。靓妆比西子，尽浓淡总相宜。 这虽然不如他《送别》中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么为人所知，但对这片湖山的热爱之情已经表现在文字中了，而且连“靓妆”一词都已经用上了，这应该说跟李叔同独自去湖边吃茶是大有关系的。 李叔同喜欢杭州，跟当时好多文人墨客喜欢西湖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这里有一个气场，有一种延续了千年的文脉，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有一种文化生态，文人墨客在湖边品茗谈艺，西湖又似佳人一个，总有那么好的性情，雨也罢晴也罢，总是一副好景致，所以即使做一介教书先生，李叔同也心淡如水，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读到他写西湖的文字之后，真是会被他那种意境打动的，此种文字有张岱之神韵。 且看他写的西湖夜游——壬子七月，余重来杭州，客师范学舍。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游西湖。于时晚晖落红，暮山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苕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庄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现若隐，颇涉遐想，因忆旧游。曩岁来杭，故旧交集，文子耀斋，田子毅侯，时相过从，辄饮湖上。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离，逝者不作，坠欢莫拾，酒痕在衣。刘孝标云：“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唏然感矣。漏下三箭，秉烛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暗暗，疑似青磷；垂杨沉沉，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如何？日暝意倦，濡笔记之。…… 怎么样，美吧，人物、场景和气氛都有了。文中所提的“姜、夏二先生”就是他的同事兼好友姜丹书和夏丏尊，前者是美术兼手工老师，后者先是做舍监后成为国文老师，到五四运动时，夏先生已经跟刘大白、陈望道和李次九并称为经亨颐的“四大金刚”，这中间李叔同也曾想离开杭州去他地任教，但都是被夏先生挽留了下来。 而在李叔同的笔下，去“景春园”喝茶则还是初级阶段，因为那时他还是独往独来的：“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看。”后来，他跟夏丏尊熟悉了起来且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夏先生有一个特点，即做事十分认真，但李叔同竟然比他还要认真且认死理。有一次夏做舍监时发生了失窃事件，无论他如何苦口婆心，也没有学生出来承认，李叔同就跟他说你就出个告示，说再不承认你就自杀，你敢不敢自杀？ 如此较真的李叔同，当然令人敬畏，所以丰子恺后来说，夏丏尊老师是母亲式的教育，而李叔同则是父亲式的教育。正因为交心可以到如此程度，所以有一回他们在西湖湖心亭吃茶时，老实人夏丏尊老师也发了一句牢骚：“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也许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叔同还真是听了进去，这大概就是喝茶跟喝酒的区别吧，因为喝茶会越喝越清醒，而喝酒时说过的话，第二天往往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过了些年当李叔同真出家时，他就对人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远不能忘！” 这就是所谓李叔同出家的“远因”。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一次喝茶就喝出了一位和尚，一位佛法大师，不是的，像夏丏尊也感慨过“索性做了和尚”，但他最终只是做到居士为止了，包括丰子恺也是的。丰子恺不愧为李叔同的高足，他对先生的出家又有着自己极为独特的理解，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 说得明明白白！生活在一楼也挺好的，有兴趣到二楼看看风景多点谈资和修养，当然更好，但真要上三楼，那就得忍得住寂寞了，而且要真的能舍得红尘中的荣华富贵。但有一点是不必舍的，那就是茶。 
弘一大师墨迹 做了和尚之后的弘一，没有也不必戒掉茶。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寺院跟茶都有不解之缘。高僧种好茶，好茶出禅诗，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晚年弘一主要生活在福建，福建盛产名茶，后来他与挚友交往时，也多以好茶为礼。因为他名声太大了，即使做了和尚，也是位明星和尚，只是讲他的佛法，那也完全对得起他的名气。所以说也很有可能，茶对这位大师的生理和心理，都起到了一种很好的调节作用。因为茶和酒不一样，也跟咖啡不一样，它出于自然，又与水为伴，有着无限的亲和力，这真是我们喜欢茶的原因所在。因此，这位在红尘中翩翩起舞的公子，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是在寺院和茶香中度过的，度他那悲欣交集的人生。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想起西湖边的“景春园”，想起湖心亭，想起虎跑，想起涌金门外，那弥漫得如同湖光山色一样的茶气啊。 文章原名《李叔同的吃茶与出家 湖上这一杯茶一句话，是他皈依的“远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