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

前已述及，马戛尔尼到天津登岸后，恳求允许使团船只先回到浙江舟山停泊休整并等候，乾隆皇帝恩准了。朝廷军机处寄发上谕要求长麟“妥协办理并饬地方官留心照料”，对其船员不必过于优待，对于上岸养病的不可稍任欺侮，但要密切查察，不许潜越指定地方而滋生事端，也要禁止当地百姓前往英人休整之地，避免接触。至于物资供给，在天津已经给过两次，已足够多了，在浙江就不必再提供了。这些指示，长麟的表态自然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时长麟也根据具体情况就英船停泊之地提出了建议。

长麟向皇帝报告说，舟山海域水底沙石丛立，暗礁多，容易损坏船只，现值秋令，东北风多，舟山处于下风口，波涛甚大，最大的船只也不易下碇，在该处停泊，如果有所疏失，则难以体现“圣主怀远之恩”。长麟还指出另外一个不便之处，即舟山四周皆系沙泥，不能支立帐房，而需在数十里外找一块空地才行，但这样一来，这些船员的饮食、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的使用和供给很为不便。英船打算到舟山停泊休整，实在是不了解那里的情形。最后长麟提出建议说，经过考察，舟山之西北有一个叫岑港的地方，“南通闽广，北达江南，三面皆山，地势平坦”，非常适合英船停泊，且能满足其他需要。所以，他已委派游击徐丹桂赴洋瞭望，一俟英船抵达即引向岑港， 并将不宜到舟山停泊的缘由告诉对方，以免其猜疑。长麟提出建议并付诸行动，得到了皇上了首肯，乾隆在这些文字的旁边批了一个“好”字。

乾隆皇帝

在勤奋、精明的满清皇帝治下，长麟此举其实是有些风险的。是完全照着皇上的旨意办事还是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议，做臣子的一定要拿捏得很准，否则会动辄得咎，因为皇帝是不会说错的，“真理”永远在他手里。如果完全按照皇上的旨意办事而出现了问题，皇帝会指斥他因循，不懂得随机应变，而如果稍微自作主张却没有将事办妥当，皇帝就可以治你的罪了。在英船停泊问题上，长麟做对了，故而得到了皇上的赞扬。皇上在八月十一日颁发人事调整谕旨，将长麟升任两广总督，调令说长麟在浙江巡抚任上“尚能留心”，不知道长麟究竟因如何“留心”而获升迁。其实长麟就任浙江巡抚不过一年，要说有多大作为，恐怕不容易说，所以推测起来，长麟的升迁很可能是因为他在英国使团相关事情上处理得不错。前面提到，皇上既已奖励他大小荷包6只，现在又对他的建议表示赞赏，种种好感累积起来，调整人事时皇上自然就想到他了。

但长麟也并不是诸事都能办得符合皇上的心意。前面既已错过一回，后来又有一次受到了皇上的批评。前文已提到，因为长麟在八月十八日的奏报中说原停在舟山的英使船只俱要先行回国，而与从英船传出的书信中所说的留一只在舟山等候的情况不符，故在八月二十八日廷寄给长麟（时已升任两广总督）的上谕中，对长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乾隆皇帝指责长麟：“未经亲往查看，仅据提镇道府等到船询问之词复奏”，以致没有查明英船暂留一只等候夷官（指船长）的事实，就“遽行入告”，而“所奏殊未明晰”，故对长麟“着传旨申饬”，并“仍着长麟据实查明”。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申饬长麟？是因为长麟所提供消息的真实与否关系到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回程的线路。又为什么对长麟仅予以“传旨申饬”？是因为皇帝考虑到长麟只是听信了提（提督）镇（总兵）道（道台）府（知府）的话，而这些官员都不通“红毛言语”，听任通事（即翻译）人等“装点支饰”，就“率行咨禀”，错误的根源正在于这些官员。因这件廷寄上谕只寄给了长麟一人，故可以说，这次“申饬”，皇帝还是给长麟留了情面。

长麟于八月十八日拜发那件挨批的奏折后五日，八月二十三日戌时（晚上7点至9点），又接到大学士和珅从内廷寄出的上谕，要求长麟在英国使团船只都到舟山后敦促其“刻日开船”回国，并将开船日期迅速驰奏；上谕中还吩咐长麟做好其他一些相关的事情，如贡使提出的在浙江购买茶叶之事，长麟要饬令地方官妥善安排，令各商家（铺户）公平交易，不得苛刻相待。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谕中乾隆皇帝还特意关照，长麟要“作为己意”传知英船官员令其开船回国，也就是这一指令长麟要装作自己的意思，而非皇帝的谕旨。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皇帝想到贡使既已在他那里未遂所愿，心里肯定不高兴，所以想早点将他们打发回国，那些停泊在舟山的全副武装的英国船只更应勒令其尽早离开，免得其惹事。而之所以要长麟“作为己意”，乃是出于皇上体面及技术上的需要。一则恩泽天下的天朝上国的天子不可能催促远道而来的客人赶快离开；二则此前“印度斯坦”号的船长要求单独前往浙江回到船上，而如果在长麟的指令下船已开走，朝廷方面就可以对贡使马戛尔尼说“船只业已开行已属无及”，该船长应不必再赴浙江，如此，贡使等就无法提出其他要求（“无可渎恳”）。为了完成皇上吩咐的这件紧要差事，长麟于接奉谕旨当晚寅时（次日凌晨3点至5点）披星戴月地从省城起身驰往宁波查办。二十六日行抵宁波府城，命令宁波知府 克什讷即日渡海前往定海，会同总兵马瑀亲自查询相关事宜。

长麟于何日回到省城不详，想来总在宁波处理好舟山的事情后即往回赶，皇上的多道谕旨正在路上朝他飞驰而来。九月初四日，即马戛尔尼一行从北京启程后一日，晚上七八点钟（戌时）长麟在抚署同时接到四道谕旨。不知道长麟同时接奉四道谕旨时是何等心情，但可想而知肯定甚为沉重，他不知道谕旨中皇上又将指令他做什么，或者对他以前奏报的事表示首肯还是予以批评，总之是福是祸，是赐予恩典还是委以大任，在拜读之前一切都无从知晓。

长麟诚惶诚恐地展读圣谕。第一道是告知性的，告诉他英吉利国贡使于九月初三日起身，由水路前往浙江，仍坐原船回国。第二道是对于八月十八日发出的奏折的回复，即上述申饬长麟的那道。无以形容长麟当时的表情和心理，当时已然秋凉，长麟读到“传旨申饬”字样时，很可能是汗涔涔下。在次日呈递的复奏中，长麟说自己“实不胜悚惶战慄”，在解释了奏报信息不确的原因之后，承认一切都是自己的“庸愚错谬”，继而又对皇上“不加谴责，仅予申饬”，表示“实在感激”。做大清王朝的地方大员真的很不容易，皇上圣明烛照一切，恩威不可预测，需要多么好的心理素质啊！

第三道谕旨是八月二十七日寄发两广总督长麟，广东巡抚郭世勋，江苏、安徽、江西各督抚的，其内容：一是因情况有变，贡使一行将取道长江前往广东到澳门搭船回国；二是皇帝担心贡使等会因不遂所欲而在澳门“煽惑”、“勾串”西洋其他各国的夷商，一致行动，对天朝生事，“不可不预为之防”，所以要求长麟到任广东后会同巡抚郭世勋“务宜不动声色，密为留心察看”。

第四道谕旨实际上是对前一道的补充和深化，于次日（八月二十八日）寄发。乾隆皇帝大概在作出上一个决定后，觉得不妥，又旰食宵衣地思虑了一番，想出了一个更妥善的办法，于是向长麟和郭世勋再发一道谕旨。皇帝说，在西洋各国中，英吉利较为强悍，向有在海洋上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为各国夷人所畏惧。在澳门地方英船居大半，他们可能勾通煽惑其他夷商“齐行滋事”，故要早作预防。这其实是重复上一道谕旨的内容。重要的内容还在后面。皇帝接着说，新任浙江巡抚吉庆已于二十日起程赴浙，预计九月初十日内即可抵任。长麟在接奉此旨后即委派人员将巡抚关防迎赴嘉兴一带交吉庆接收。长麟呢？皇帝命令：“即赴粤东新任，以便与郭世勋恪遵节次谕旨，随时留心密为查察。”同时，皇帝还对长、郭等人在广东如何预防英人滋事以及对于何事该如何处 理等等事项作了细致的吩咐。大清皇帝的劳心于此又见一斑。乾隆皇帝为何那么急迫地命令长麟速赴广东上任，甚至不让他与后任巡抚亲自交接工作？可以想见皇帝内心对于英吉利怀有一些紧张，他真的担心英夷会生出对天朝不利的事情来。

长麟又要辛苦了。皇上的旨意真是朝令夕改啊！长麟的心情很是纠结。他向皇帝回奏说，现在英船（指“印度斯坦”号）仍在浙江等候，这是他“经手未结之事”，原不敢“遽离浙江，置身事外”，幸好新任巡抚吉庆可在九月初五日抵达杭州，那么他拟于初五日面见吉庆，将舟山英船情况、皇上连次谕旨及他陈奏的原委详细告知，再将地方一切紧要事件交待清楚之后，即于初六日起身赴粤。这里，长麟为什么在皇上命他即赴广东的情况下还要说原不敢遽离浙江的话，此话看似无关宏旨，实有微妙存焉。长麟所要表示的是他对皇上交办之事的留心，乾隆皇帝对臣子的最好评价往往是“留心”二字，所以长麟此话说与不说是大不一样的。

辛苦的长麟风尘仆仆地上路了，水陆兼程，赶往广东。皇上的考虑是要他在英使抵达广东之前赶到广州预为料理一切。长麟大概考虑到新任巡抚吉庆新来乍到，有不少事情需要详细交待，所以起身日期比原定的迟了一日。可是长麟不知道就在他离开杭州的当日，皇上又已作出了让他回转杭州的决定。而这一决定与上月底长麟给皇上的奏折和密片有关。

一道于九月初七日由大学士和珅签发廷寄的谕旨颁给了护送贡使南下的钦差、户部侍郎松筠，长麟、吉庆以及江苏巡抚奇丰额4人。奔波在路上的长麟是最后一个接奉谕旨的人。令长麟意想不到的是，谕旨首先对长麟进行了表扬和奖赏。表扬的因由是，长麟此前的折片向皇上详细报告了舟山英船的情况（五只英船都在舟山停候）、以前该国夷人在浙江贸易的情形以及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皇上览阅之时，在好几处批了个“是”，末尾处再批了8个字“所见甚是，足见留心”，这差不多意味着又要奖赏长麟了。谕旨里的褒语写的是“所办甚为周到，可嘉之至”；奖励则是“赏给宫衔，并着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前述皇帝已经奖赏长麟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加上这次赏给的，长麟已经拥有大小荷包12只，可谓收获颇丰。这次皇帝还“赏给宫衔”，大概因为长麟是皇家出身的缘故。

谕旨里最重要的内容自然是有关贡使回程路线的旨意。皇帝根据长麟的奏报认为英船既已全在舟山停候，贡使等就不必经长江到广东，只需到浙江舟山登船回国即可，谕旨因而命令松筠将此面谕贡使，令其前往浙江，由定海放洋；至于贡使到浙江后应办事项如购买茶叶丝斤等，松筠“务须会同长麟、吉庆妥协办理”，一俟其采买完毕，“即令开船回国，勿任借词稍有逗留”。皇帝还要求松筠到浙与长麟会晤时，“即将朕面谕一切详细告知，体贴妥行，不可稍有遗留”，等贡使放洋后即可回京复命，长麟亦即赴粤遵照节次谕旨，密为妥办。读谕旨到此处，不免令人疑问，长麟不是遵旨赶往广东了吗，如何能与松筠商办一切？请不必焦急，皇上清醒着呢。他接着就谕令长麟“于何处接旨即于该处转回，与松筠、吉庆一同办理，此为最要”。如此，长麟自然又得水陆兼程地返回杭州了。

写到此处，又不免联想到如果当时有电报多好，长麟也用不着来回折腾了。按当时“六百里加紧”的驿传，一道从北京寄发的谕旨，约需6日才能传到杭州，这个时间差使得朝廷与地方之间有了信息交换上的隔膜，产生了上对下的误判与下对上的执行困难。设想朝廷方面根据最新接收到的地方奏报的信息而对地方事务作出指令，等指令传到地方时，其间许多事情已然变化，朝廷的指令可能已不切实际，地方该如何执行？另一种情况，地方上将有关举措奏报朝廷，朝廷方面则根据奏报情况对地方官的作为作出好恶评价，如果认为做得不妥，就会追究责任，乃至惩处，而其间地方上可能在报出之后又采取了其他措施，朝廷却无法及时知晓。由此也可见，以农业社会的方式管理像大清帝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前近代国家实在是不 容易的，满清王朝在这方面可算得上出类拔萃者。

长麟是在九月初七日从杭州动身的。行走的情形，如长麟向皇帝奏报所说，是“连夜行走，未敢片刻停留”，无奈“一路滩河水浅，别无陆路可通”，“实不胜焦灼”，真是急死人了，但皇命在身，“惟有加紧儧行，务期早抵粤省”。但尽管如此拼命赶路，走了5天，十二日半夜（子刻）方才抵达浙江与江西交界处常山县。在那里，他接奉了谕旨两件，一件是询问英吉利夷船五只是否全未开行或只留下一只在舟山等候或五只均已开行的情况，另一件是皇上因英吉利使臣图谋在天津、浙江交通贸易而谕令有关沿海省份督抚整饬海疆营伍。对于后一件事，长麟大概为向皇上表示他的“留心”或思考，在复奏中向皇上献了一计。长麟说，本年夏间在浙江台州缉匪时，了解到宁波府海边有渔民能够深入水下数丈采取蛋鱼，据其自称他们能在海水里视物自如。如果将这些渔民招募为兵，给有水师的各省拨一二十名，当在海上与夷船有战事时让他们潜入水下将敌船的舵锯坏，夷船无法操控，那么我大清水师不就可以出奇制胜了吗？

长麟此策可谓奇招，奇得让乾隆皇帝也难以认同，皇帝认为招募蛋民入伍不但不切实际，而且长麟“所虑未免过当”，也就是目前还用不着考虑如何制胜夷船的事。乾隆皇帝的考虑是，英吉利夷性狡诈， 此次使华未遂所欲，可能会寻衅滋事，自然要先事预防。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且该贡使等已经亲眼目睹了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也不敢遽萌他意，所以为今之计，唯当在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做到有备无患即可。

这就是大清帝国的君主与臣子想出来的对付当时西洋国家近代海军的招术，从40多年后鸦片战争的过程和结局来看，上述对策不啻痴人说梦。但相较而言，乾隆皇帝对于英吉利国将有害于大清的估计还是颇有前瞻性的，只是他对于天朝的法制与营伍未免太过自信了，恰恰相反，贡使马戛尔尼等正是通过对法制、营伍、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观察，看清了所谓天朝上国的外强中干与不堪一击。

文章原名《杭州的“长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