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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 1908年春，陶行知先生才17岁，他从安徽崇一学堂毕业后，就只身来到杭州，考入当时的广济医学堂，后来因广济医学堂歧视不信教的学生，他于秋天就愤然退学，这是他第一次到杭州。但从此，他与杭州结下了缘分。 1927年3月，为了探索中国乡村教育之路，他放弃了东南大学的教授职位，去南京和平门外创办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范），震动了全国。接着他通过当时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秘书长刘大白等有识之士，受委托着手筹建浙江的乡村师范。1928年4月1日，陶行知到浙大参加乡村师范筹备会；6月27日又与晓庄学生操震球、程本海、王琳同赴杭州具体筹划；7月3日又带建筑师朱葆初到萧山湘湖地区定山勘定校址。他从制订计划、勘定校址到推荐校长和教师都作了周密的安排。1928年10月1日，“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即湘湖师范）正式创办。第一任校长操震球，第二任校长方与严，第一批教师（当时叫指导员）程本海、王琳、李楚材、董纯才都系晓庄师范毕业生。当时湘师的校歌是陶先生的《锄头歌》，校训是“教学做合一”。开学典礼要宣誓，誓词是陶行知提出的《我们的信条》18条。其中有“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我们深信乡村教育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反映了当时师生为乡村教育献身的决心。开学后，陶行知还亲自来校指导，给全校师生讲“教学做合一”的含义，解答疑难。这次演讲，后由学生整理成《在湘湖师范教学做讨论会上的答问》，刊于校刊《湘湖生活》（现已收入《陶行知全集》），对当时教育界具有较大影响。湘师的创办与发展是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继晓庄以后的继续和发扬，当时被称为“浙江的晓庄”，为浙江的乡村教育开辟了一块基地，也为杭州的师范教育奠定了一块苗圃。 
湘湖师范学校定山校址教学楼 1927年，陶行知先生曾受杭州市教育局之请，为创办西湖小学，与南京燕子矶小学校长丁超，共同草拟了《杭州市教育局创办西湖中心小学计划书草案》（见《陶行知全集》2卷14页），计划书中指出：西湖小学的性质为“乡村小学”，宗旨是：“依据科学的方法、艺术的态度试办乡村小学，俾能成为改造乡村实际生活之中心，改造他村小学之中心，并为将来训练乡村教师之中心。”为贯彻上述宗旨，校址的选择标准是“自然环境壮丽、人民多数务农、学龄儿童充分、交通便利”。并提出“以灵隐寺前之地点最为相宜”，理由是：“此地为西湖第一名胜，以北高峰为背景，前面为小涧，山清水秀，有声有色，自成局势，不与庙宇相混。学生四分之三来自农家。欲在西湖开办乡村小学，实以此地为第一。”对西湖小学的教师资格，提出了“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标准。对西湖小学的建筑，提出了“本校一切建筑，一面应与自然环境谋和偕：一面须与将来杭州试验乡村师范成一系统。建筑标准，应适合教育、卫生、美术、经济、耐久五种原则”。这些都反映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也反映了他的乡村教育思想，与我们今天的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要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等办学思想是一致的。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发起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1月开始推行小先生制教育，并于4月来浙江湘湖师范、杭州翁家山小学等地推广小先生制。当时的翁家山小学校长是白动生，晓庄师范第三期毕业生。他带领小学师生，在翁家山地区大力推广小先生制，颇有成就。陶行知也经常在他主编的《生活教育》杂志上刊登翁家山的消息，包括翁家山学生给陶先生的信。其中有8位小朋友所写的小先生日记，被白动生编为《西湖小先生》书稿，寄给陶先生。陶行知很高兴，修改为《西湖八小孩日记》，经陶行知推荐，由上海儿童书店出版，并在书的扉页上亲笔题词“这是一部有意义的孩子们的书”。从书中可以看到，“小先生在改造家庭、服务社会、如何奋斗、如何前进的真实描写”。翁家山小学还用《西湖八小孩日记》的稿费作旅费，组织10个小先生建立“西湖儿童旅行团”，到上海旅行，汇报宣传，受到陶先生的支持和赞许。陶行知曾给翁家山的小先生写信说：“你们做的工作，我是佩服极了，……我很感激你们，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指教。……祝你们整个翁家山日日新！”（《陶行知全集》5卷291页）。白动生还曾给陶行知看过一些有关浙江教育的报告，陶先生在1935年写的《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陶行知全集》2卷78页）一文中引证指出：“依照最近四年来浙江所用的方法来扫除文盲，全省要四百年才能完成；依照最近六年来杭州所用的方法来扫除文盲，全市要一百五十年才能完成。……从一省一市推论到全国，呆板的守旧老法，要多少年才能普及呢？”由此，他提出了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当中应攻破先生关、娘子关、买卖关、课本关等27关的观点。对当时的普及教育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校址 1922年9月，杭州大学开始筹建，陶行知被聘为杭州大学董事。1923年春，陶行知曾与南开大学教授张仲述（彭春）来杭州参观，并到已选定的杭州大学校址凤凰山参观，还发表了一封《杭州大学之天然环境》的公开信。他对当时的杭州大学校址倍加赞赏，并指出：“校址的选择，应与天然环境和人格的陶冶很有密切关系。省立大学为一省人才教育之总枢，校址一层，更不容忽略。”他提出校址选择的目标有五：“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百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界之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见《陶行知全集》5卷20页）并说：“数年来梦寐中之理想大学校址，居然有亲见之机会，可谓有眼福了。杭州既有这样近于理想的一个校址，又有沪杭铁路为它与外界沟通，应该能够罗致第一流的导师，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造第一流的学术。杭州大学前途岂可限量？岂可限量？”“我深信杭州大学是浙江人民未来幸福之源泉。用钱办这个大学，不是为人民耗费，乃是为人民保险储蓄作最有益的投资。” 此外，陶行知先生曾于1921年陪同美国教育家孟禄来杭州讲过学；1923年9月，来杭州推行过平民教育；1929年11月曾带晓庄剧社来杭州演出；1932年5月曾率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指导员6人来杭州师范、湘湖师范宣传过儿童科学教育的重要性……陶行知先生“爱满天下”，也爱我们杭州的教育、杭州的西湖。
文章原名《陶行知与杭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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