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香港记者用英语问了钱学森一个问题后)
钱: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
记者: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
钱: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呀!
人们称他“航天之父”
钱学森从1955年回国,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功组织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主持研制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SITESERVER_PAGE]
现在,社会上有人常常称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之父”。他多次说明,不同意这种称呼,因为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的参加,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他说,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那时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火箭发动机是在一个工棚里开始研制的。没有精密机床,怎么办?就调来一批“8级”金工师傅,那些形状复杂的发动机元部件,翻砂出来以后,就是靠金工师傅的高超手艺,一点一点“抠”出来的。那时我们的通信手段也非常落后,除了军用通信以外,还需要占用民用通信,邮电部只好关闭了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供发射试验用。为了保证通信线路的安全可靠,把全国的民兵都动员起来了,每根电线杆下站两个民兵,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直到试验结束。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
方谷园中留下的脚印
1929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0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钱学森突然患了伤寒病,只得回杭州方谷园2号老家养病。卧病一个多月后,因体弱,又提出了休学一年的请求。
在方谷园养病期间,面对故乡杭州秀美的山水,在老师的指点下,钱学森开始学习国画,并掌握了山水画的基本技法,作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天,他拿出几幅写生作品给父母看,说:“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会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全部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
钱均夫把他的画裱好,或赠送亲朋好友,或挂在老家的客厅里,可惜抗日战争期间,杭州沦陷,那几幅画也失踪了。此外,钱均夫也经常指点他阅读一些史籍。有一次,从书架上取下一本《鲒琦亭集》,翻到全祖望撰写的《梅花岭记》,递给他说:“你读一读这篇文章吧,这对你很有用。”《梅花岭记》对钱学森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他为文中记述的史可法所感动,为此,1931年春天,钱学森征得父母的同意,独自乘火车从杭州赶往扬州瞻仰梅花岭的风采,在史可法墓前放上自己采得的一束鲜花,以寄托他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哀思和崇敬之情。
一次,钱学森在杭州一家书店里买了一本讲艺术史的书,而这本书是一位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写就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对艺术还可以进行科学分析,所以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接着,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也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有道理,唯心主义没有道理;经济学也是马克思讲的有道理,资产阶级那一套经济学理论,不能自圆其说。钱学森后来说,休学一年对他有好处,由于有时间读正反两方面的社会科学书籍,人生观提升了。
一年的休学期很快过去了,钱学森就要回上海交大继续学习了,他真舍不得离开家乡,更舍不得离开父母,他对母亲说:“家乡美极了,西湖美极了,与父母在一起,与西湖在一起,是我平生最快活的日子。”母亲章兰娟微笑着对他说:“可惜啊,命运注定你不能永远留在故乡,不能永远守在父母身边,不能永远和西湖在一起。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有勇气去闯荡世界。”
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几年里,每年寒暑假,钱学森都要回杭州方谷园。1934年下半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在见习期间,他主动要求被派到杭州笕桥机场实习,由此,他又得以回方谷园生活了一段日子。
1947年9月,钱学森与“兵学泰斗”蒋百里的女儿蒋英在上海结婚。婚后,在去美国前,夫妻双双回到杭州老家,祭扫了钱家祖坟,向母亲的英灵告别。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虽在1955年和1956年两次陪外宾来过杭州,但没有回到方谷园2号老屋看看。钱学森是独子,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写信给杭州市政府,要求把方谷园2号无偿捐给杭州市政府,但杭州市政府没有接收,至今方谷园2号仍是钱家的私有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