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以来，伴随着经济中心南移，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逐渐超过北方，并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杭州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中心城市。11月16-17日，2019年杭州文史论坛暨“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千年以来东南地区文化区位重构与杭州的崛起”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由杭州市政协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科研院所等百余位学者与会，共同讨论东南地区经济文化格局重构、钱塘江流域开发及其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澎湃新闻选取做主题报告的三位学者发言，择其精要，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楼劲研究员作题为《六朝浙东与钱唐升州》的报告，主要讨论六朝时期浙东地区的发展，及其与钱唐在南朝梁陈至隋升格为郡州的关联。

他回溯历史，指出浙东地区多被视为东南沿海“海贼”出没和诸越活跃的偏远之地，秦汉以来朝廷及江东扬州大区的布局中，浙西与浙东关系的要点在于备海与制越。浙东门户一直由浙西吴郡控制，这种局面虽然自孙吴、两晋延续到了南朝，但是也有变化：一是孙吴以来备海与制越的重心已前移至浙东地区；二是自东晋至于南朝，浙东开始向州级政区过渡；三是随着浙东、西多重联系的日趋密切，东晋以来两地相互依赖的一面已更为突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陈志坚副教授作题为《杭州何以成为“东南第一州”——隋唐至北宋杭州的发展轨迹》的报告，接续第一位报告人的研究时段，从经济、政治、人口、军事等方面梳理杭州自隋唐至北宋的发展。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冯贤亮教授作题为《儇巧繁华：明代杭州的城市社会与生活》的报告，接续前两位报告人的研究时段，他爬梳史料，以杭州为切入点，力图展示明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多样化与生活变化的繁复。

报告首先从明代的环境入手，揭示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与人工改造，时刻影响着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产。杭州地区内部环境的差异极大，田土的肥瘠高下不等，对民众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有一方之物”，所谓“山之竹木，海之鱼盐、泽国菱芡、斥卤木棉、莽乡羊豕之类”，不同的环境可以营造出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产选择。以杭州为代表的明代中国东南社会，由于开发的加深、民生的广泛拓展，出现了一些“窘迫”的景象，集中的体现就是所谓“人稠地狭”，由此导致人们的谋生之途发生许多大的变革，多样化的经营或生产方式被导入进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消费的兴盛与生活的繁荣。杭州社会的情形很能体现明代社会与生活的复杂性。

此外，“江南水乡”也是杭州的一大标签。就河湖水系而言，杭州地区基本是以杭州城为中心而辅展的，包括了钱塘江及其上游富春江与桐江、松溪、葛溪、桐溪、韵溪、胥溪、武强溪、寿昌溪、与金华等府沟通的东阳江、通往皖南徽州府的新安江、湖州府的水源主干道之一东苕溪，以及南方大运河的最后一段，内部各类小河溪港更是难以计数。行人、运货、农田的增肥都不能离开船的运输，水运也构成了杭州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接着，冯贤亮将视角转向了经济生活。明代的杭州经济生活繁华，城乡经济活跃，生活方便，信息便捷，流动人口较多，服务行业兴盛，文人、乡宦、青楼名妓、侠客频出，更有许多奢侈性的消费场所。当时的社会生活景象，基本上可说是“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在嘉靖以后，风俗日奢，消费增加，既提供给民众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使整个明末社会风气发生较大的变迁，改变了嘉靖以前较为宽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且恬为不怪。

经济生活的广泛扩展，使得民间风习中的许多固有传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譬如，历来讲求传统礼仪的婚丧嫁娶都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在婚姻中，最违碍礼仪的当属杭州地区流行的“荒亲”礼。相传此俗始于宋代，但极罕见，到明代中后期才流行起来，不仅一般平民，即便士大夫家也多有此举，所以明代杭州地方官绅在编地方志时，特地予以记载：“愚民无知，或不足责，奈何诗礼之家亦复如是?”明末文坛宗师钱谦益曾忆及钱塘江家曾行荒亲之礼，而江家即为诗礼之家。这些都说明，杭州地区独特的风习与时代的变迁颇有关联。

冯贤亮最后指出，在明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发展较诸中国其他地域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其繁复、多样的经济生活，城市与乡村日常的诸多不同，民众生活的起伏与风气变革，都在这样一个地域中展现得十分清晰。而杭州城作为东南大都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常常引起时人与后世人们更多的怀想，文人笔录中展现出的各种细致描述，从诸多侧面丰富了明代杭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