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包伟民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副标题: 中国近古历史研究论集
出版年:2019-10
页数: 471
定价: 68
ISBN: 9787101141092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长江学者包伟民教授第二本自选集，所选文章反映了他近年来对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所收文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略有差异的组合：第一篇《历史学是什么》，作者用尽可能浅近的语言来表达他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理解。第二至五篇为第一组，是关于近三四十年唐宋史有关侧面的学术综述；第六、七两篇为二组，就相关议题的推进提出具体建议；第八至十一篇为第三组，分别讨论了史学研究中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以及怎样更恰当地应对海外汉学的学术影响；第十二至十七为第四组，都是在具体的专题研究中，利用一些作者感兴趣研究方法的试刀之作；最后两篇为第五组，是纪念作者先师邓广铭先生的专文。

目 录

自序

“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

新世纪南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

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

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精英们“地方化”了吗？

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

——评伊佩霞、毕嘉珍主编《徽宗与北守后期：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 

努力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史学理论体系

——从宋代“货币地租”问题的争论谈起

历史观察的思维特征

——从宋代城市史说起

说“坊”

——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再论南宋国家财政的几个问题

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

附录一 “专业市镇”与近代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

——以浙江乌青镇个案研究为基础

自  序

这是我的第二本自选集。

十年前的第一本自选集，主要收录的是讨论宋朝国家财政与社会经济的一些文章。我一向以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国家机构对于经济生产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远不及工业化以后的近代国家来得强有力。相对说来，传统国家得以影响经济生产的主要渠道，在于它的财税政策——赋役征敛、课利攫取以及其他的一些制度。民众有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以应对国家的那些财税政策。这也是我当时对国家财政制度以及相关的一些经济史现象感兴趣的原因。所以，“传统国家与社会”就自然地成为我第一本自选集的标题。

这次选编的文章，讨论的内容似乎比较松散，这或者反映了我近年来所关注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对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我一向拙于抽象思维，对于专业的“理论研究”心存敬畏。只是，偶尔也会思考一下那些“形而上”的问题。历史现象纷乱复杂，绚丽多彩，存世的历史信息零散无序，令人目眩。所以，我一直记着早年老师的指点：如果对哪类历史现象感兴趣，找一找前人研究相近史事的论著，看到有特别精彩的，可以拿它当作范文，依样画葫芦，一步步照着做。说得更“抽象”一点，就是找一篇范文，参照它的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样的路子走得熟了，推而广之，我也慢慢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说，能够理解一些前贤业已阐发的观点了。一方面，无论多么高大上的“理论”，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观察、讨论历史现象的吗？所以说任何“理论”，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尤其对于史学研究而言，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理论”，都不太可能凭空演绎推导，而是应该从具体的历史专题讨论中实践、归纳得出来。我不太能够理解，如果脱离了史学研究实践，专门去讨论“史学理论”，有什么意思。

经过一些实践，这样依样画葫芦的法子，的确给了我的研究工作不少帮助，我慢慢开始意识到，不断思考研究方法，探索之，改进之，是一项持续的工作，应该与我们探寻新研究议题的努力相伴而行。所以，差不多近二十年前，在撰写一篇学术综述时，才有了所谓我们应该从“自在”状态“走向自觉”的提法。不过，当时想法还比较宽泛，笼统指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等等。直到后来在撰写另一篇学术综述时，思路才更加清晰起来，明确地指出：“近三十年宋史学界在理论方法领域进步的主要体现，既不在于有哪些旧貌换新颜般的弃旧扬新，也没有太多令人惊异的创见，而是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审视、理性地思考研究方法问题。”这既是我对当时宋史领域学术史的一个归纳，更是自我反省的一个表现，当然也影响到了我的史学研究工作，力图“从更为综合的视域与更加多样化的取向，以追求更为敏锐的抽象能力”。于是，今天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这本自选集的标题。

至于研究的具体选题，大多是这十馀年来我在从事重点研究工作——前期是城市史，近来则是乡村制度——之外的零散论文。因为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推动与自我兴趣的触发，不免五花八门。不过，基本都与宋代历史或者相近的历史时期有关，此所谓“近古”的时间范围之所指。

讨论的具体展开，当然都是就事论事，一切以理解与议题相关的史事为中心。只不过观察与讨论取向，常常蕴含着我关于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不少带有尝试的性质，成功与否，并无把握。

具体而言，这本自选集所收录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略有差异的几个组合。除了第一篇《历史学是什么》，试着用尽可能浅近的语言，来表达我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理解之外，第一组《“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下四篇文章，都是关于近三四十年唐宋史有关侧面的学术综述，试图通过归纳、分析某一特定领域的学术发展，来表达自己对这些学术领域如何进一步“走向自觉”的看法。第二组，《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与《“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两篇，就议题所涉及的那个两个领域如何进一步深入，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三组，《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以下四篇，前两篇稍微宏观一点，对于如何在史学研究中更有效地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以及怎样更恰当地应对海外汉学的学术影响，略抒己见。后两篇《精英们“地方化”了吗？》与《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是关于西方学者研究宋代历史专著的书评，可算是《走出“汉学心态”》一文观点的个案式展示。第四组，《努力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史学理论体系》以下六篇，都是在具体的专题研究中，利用一些自己感兴趣研究方法的试刀之作。例如，《努力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史学理论体系》，讨论如何更准确地理解与应用经典作家提出的一些核心概念问题；《历史观察的思维特征——从宋代城市史说起》，指出了历史学强调“综合”的思维方式；《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试图从传世宋元地方志“历史书写”的某些特点，来解释其关于当时城市中“坊”这个概念的特定记述方式；《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借用了现代政治学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试图据此去理解两宋时期的劝农制度在当时国家制度中的现实意义；《再论南宋国家财政的几个问题》，以回应学术批评的形式，对于如何在史学研究中借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略论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则试图对学界业已习以为常的一种统计方法，提出可能的调整方案。第五组，《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与《邓广铭先生与当代宋史学科的发展》两篇，是纪念先师邓恭三先生的专文，它们不仅表明本人学之所从出，文中归纳的恭三师的那些学术思想，更是推动我们努力改进研究方法，从自在状态“走向自觉”的重要力量。最后附录两篇，《“专业市镇”与近代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与《从“龙游商帮”概念的演进谈学术失范现象》，最初曾与合作者联名刊出，但文中的观点主要出自本人。这两篇文章虽然讨论的年代已经超出近古时期，但因其所分析的“范式”过于强化、与学术概念凭空演进的失范现象，在近古史事的讨论中也广泛存在，宜引起重视，因此附入本集。

本集所收录的文章，除第一篇《历史学是什么》，其馀各篇都曾在不同的学术杂志中刊出。在收入本集时，已稍作修订，但基本结构与学术观点均保持不变。即便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也一仍原文之旧。总之，这些文章可以说反映了近十馀年来我在史学研究工作中某一个侧面的“心路历程”，一得之见，敝帚自珍，汇集于此，谨供读者诸君批评。

2018年2月6日于杭州小和山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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