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东来是宦游，政成登此自消忧。
草中白道穿村去，树里清溪照郭流。
纵目四山宜永日，开襟五月似高秋。
不知县籍添新户，但见川原桑柘稠。
方干（？—约888）为晚唐著名诗人，生活的年代应在唐文宗至唐僖宗间，而此时离下文所述的杜稜筑东安城尚有一段时间，因而他诗中所登的新城城楼应是唐故城无疑。
唐末，天下大乱，天子威望扫地，也无暇顾及各地的治理，杭州由钱镠统领。乾符年间（874—879），新城人杜稜（棱古作稜）任东安都主将。所谓“东安都”为杭州“八都”之一，是当时杭州刺史的“别都”，级别比杭州低、比县城要高。因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部将屡次兴兵侵犯，为保境安民，钱镠命令杜稜兴建东安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秋七月动工，次年夏四月竣工，筑城时间约十个月。景福二年（893），钱镠领镇海军节度使，杜稜任副使。
两年后，淮南军大举入侵两浙，围攻东安。杜稜凭城固守，而周边紫溪、堡城、建宁、静江（以上地区在今於潜、临安、昌化、安吉、富阳境内）等地的百姓，也都逃奔东安城。杨行密部将围攻东安时，杜稜凭城固守，时间一久，城中缺水，杜稜督众人凿井得水，军民大为振奋。敌军来犯时，杜稜指挥将士于城上，合力反攻，“楼橹翔空，矢石交迸……毙敌将于城下者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杜稜也晋升为行军司马，后又官至润州刺史。杜稜死后，新城人为其立杜公祠纪念。其抗拒淮南军时所开之井，人称“杜公井”，今仍存。
古代城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军事设施，主要目的是防范敌人，保卫住民安全。“杜稜因山筑城，恃为保障，因谓之杜稜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可以说，这座集古人的智慧与力量的东安城建成后，对保境安民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乾宁五年（即光化元年，898）六月二十一日，晚唐著名诗人新登人罗隐（833—909）任钱镠秘书（掌书记，从八品），专门撰《东安镇新筑罗城记》一文，记述筑城始末，颂扬杜稜的筑城之功。
……杭之别郡，旧有八都之目，其所以破山偷旌，八将之功所致也。而东安主领太师杜公，寻以擒逆贼薛朗于京口，破丁从实于毗陵，天子宠之，拜常州刺史，遂属其兵于子弟焉。抚于内者曰建思，御于外而弭寇摧凶者曰建徽，经度于季孟之间者曰建威。洎太师解印而归，淮叛淝偷，连压封部，元帅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筑之要。濠堑之广袤，地里之横亘，皆取则于大丞相。一之日，鸠其民人，相其险易，惟师有令，众克从之。二之日，度其资费，卜其力用，经之营之，厥画惟禀。三之日，命其将李可球、胡仅等曰：“汝常从役于杭，必能识大丞相意，善匠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挥曰：“侔，汝工。”曰：“温，汝率铎令等二十一将，翼侔以进。”曰：“受、洎俨，汝督防遏备，御二都之士卒，以介于侔之左右。”曰：“勋，汝司吾储廪，谨吾出入城者，若有坠，惟汝之咎。”起大顺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讫于明年夏四月庚寅，蟠东矗西，离连坎接，隆者就之，洼者盈之，民不弛担，时不妨农。夏五月甲辰，太师犒群帅于城下，若杵若畚者皆与焉。
不三四年，淮南节度杨氏行密以称盗豕突猘冲，扰我疆境，而东安尤为其所忌。行密减安仁义之精锐，分田頵、陶雅、金威之敢勇，以攻东安城。楼橹翔空，矢石交迸。翊日，我军凭其城，毙贼将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
明万历新登城池图
罗隐《东安镇新筑罗城记》的大致意思是：东安城的规模与位置由钱镠确定，杜稜负责落实。杜稜将筑城工程一一分工落实到东安军下属诸将。经发动群众，军民共建，在短短十个月内就完成筑城。东安军凭借坚固的东安城，毙敌于城下，从此之后，敌军再也不敢来犯。
关于东安城规模的大小，据《咸淳临安志》记述：“（新城）县因山为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高二丈三尺，杜太师筑。”旧制五尺为步，则可推算出该城的周长约为4200余米。城内主要公共建筑除了县治、城隍庙、多福院、县学等，在城西还有一处“杜太师堂”。又据清《道光新登县志》记载：“城周长七百五十四丈二尺，高一丈四、五尺不等。”民国十一年（1922）《新登县志》记载：“测量城长五百七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四、五尺不等。说明这座城的规模（周长、城高）越来越小。而今尚存的杜公井遗址位于城东南隅，原城隍庙的正殿前左侧，也可佐证现存古城应是东安旧城的一部分。
《咸淳临安志》还提到，宋天禧五年（1021），新城县曾“筑新城，知杭州王随撰记”一事，应是对东安旧城的一次大规模修葺。元初，古城仍存，有诗为证。元至元间（1264—1294），有宪长（古代中央监察机关的首长，朝廷委驻各省的高级官吏）雷膺作《登新城楼二首》，其中写道：“满衣尘土到山城，残暑熏人尚未平。斜日云烟供晚眺，西风稌黍望秋成。题诗聊纪当时事，勒石谁期后世名。记得坡仙曾有语，乱山深处长官清。”同来的宪副（官名）张云鹏、赵文昌，也分别有和诗。另一位同行的宪佥（官名）郦居敬的和诗更点明有城的存在，其诗《和雷赵二公韵赠新城尹刘汉臣》云：“行李匆匆迫县庭，一川麻麦晚烟平。百年楼观情何在？四面山峰画不成。”
又据万历《新城县志·水利篇》记载：“新堰，旧志在县北八里金井潭，……至元二十四年，邑令刘公弼度地之宜，编木垒石，高塍坚坝，依山开渠，疏通水道。”县尹刘汉臣主持进行大规模筑堰抗旱，这是一项水利大工程，故而引来这么多的宪长、宪副等长官到新城视察慰问。
三、松江知府方廉助新城县令范永龄筑城
到了明代，“杜稜城”历经六百多年沧桑后，已是“砖石无存，土淤平坦，曾不足以限出入”（方廉《筑城记》）。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大举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江、浙、闽三省的祸害尤其严重，朝廷下令各郡县筑城防卫。新城县令范永龄作为地方官，视筑城防卫为当务之急，但新城地广土薄，财政收入差，修城费用毫无着落。范县令请求上级拨款，但是上级回复，连兵饷都缺，哪有下拨之款。范县令便手书一信，加急送往时任松江知府的邑人方廉，请求他伸出援手帮助筑城。
方廉（1514—1583），新城坊郭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任松江知府，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所属县，地处沿海，商贸繁荣，殷实富户众多。但上海自元代建县后一直未筑城垣，因而多次受倭寇骚扰，老百姓的财物被抢，官舍民屋也被焚毁。方廉任松江知府后，力主保境抗倭，他亲至大户人家劝募，告诉他们：如果倭寇再度侵袭，你们的身家性命都将不保，何况器用财物呢？在方廉的劝说、感召下，富户纷纷出粮出钱，普通百姓也根据实际能力，捐助砖石或义务劳动。方廉日夜督工筑城。不久，倭寇又来袭，军民凭城固守，只要倭寇一到城下，就擂木滚石齐下击敌，最终倭寇败退。次年，败寇中的一部分入浙骚扰。方廉接到家乡范县令来信，连忙回信将上海筑城经验一一相告。范县令看后，依计而行，劝富户募捐，劝百姓做义务工，并拿出积余公款用于修城。嘉靖三十五年（1556）秋动工，四个月后便告完成。一年后，方廉撰《筑城记》一文以颂其功。其实嘉靖间重修的这座城池，不仅县令范永龄有功，邑人方廉也功不可没。
范县令主持修筑的这座城，长一千二百十三步，城高一丈六尺，筑有雉堞五百七十堵。初设城门四处，万历元年（1573）方廉又出资开旧东门，城门增至五，门上有楼，沿城有濠，距门有桥。城濠系凿引新堰水注入，但堰去城远，水不易达。天顺六年（1462），郡守胡浚主持筑塔山堰（俗称横坝），凿沟引水入城濠，南门设闸放水，至县东鸡鸣山下入溪，全长3700米，其中护城河部分为2300米，兼有护城、洗涤、饮用、灌溉之利，如今新登护城河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