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理条件优越，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历史源远流长。土丝业这个中介商于何时形成，却缺乏确凿的文字资料。据业中老话流传，说有一两个老工人从官办织造局出来无事可做，为了糊口，凭着熟识土丝性能，就在东街住屋前门，开设一家零丝店，把织造局剩余原料收集来分别整理，肥丝卖给打线作坊作为弦线及缝衣丝线用，细线销售给织制妇女包头绉纱的机户作原料，做活生意。

蚕农有丝欲卖较高价格，投其所好，出现了代客买卖的丝行，此后逐渐增多。官方认定与茶行一样属于“牙纪”性质。经申请颁发“牙帖”，方可开业，并要缴纳厘税。于是，丝行成为一个行业。最早的有钱祥丰、戴隆昌两家，从代客买卖至自营而致富，都盖起大墙门的大厅房。因后继无人，不久歇业。继起的有：陈胜和、协大、周泰兴等，都设在艮山门头；胭脂桥的王东明春记、宏记兄弟分设为二，均具相当规模。前者便利城郊机户，后者揽收武林门进城农民土丝。

当时，蒋广昌、王悦昌、袁震和等绸厂以自产自销的优势同几家丝行竞争，一时左右全局，贱买贵卖，盘剥成家，成为财力雄厚的资本家。

周泰兴行主周梅卿担任丝织业公会会长期间，纺绸业以“包税”提成与会费收入两项筹款建造会馆厅房于坝子桥，堂匾题名“顺成堂”，与绸业会馆“观成堂”媲美，后门设船埠，临东河，通运河，便利卖丝船停靠歇宿。

1983年4月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4期《浙江丝绸史纪要》中有资料说：“吴兴、嘉兴、杭县、诸暨、萧山等27县共有丝行228家。杭县所属塘栖、临平两镇办有丝行，市内约有大小45家，从业者约500人。”

一、土丝来源与经营

养蚕缫丝约占杭县农村收入的35%—40%，并有副产品可用作衣被。劳动都以妇女为主，习惯上把古荡至闲林缫制的肥丝称为南乡丝，三墩至瓶窑产的称为北乡丝，以“组板”狭阔为别。

海宁和余杭山区的细丝、德清的中间条份丝等是阔组板，全用棉纱绳捆扎。吴兴有缉里丝是特殊设计。“缉里干经”是土丝中的佼佼者。海宁丝略细，经料房摇丝两根合抱蒸熟，成为“双经”，可用于织缎子。宁绸经丝、纬丝有用德清丝的。肥丝则大量供应城郊数千台织造生绸罗纺的手摇机作原料。

土丝质量的要求为：(一)紧皮结扣；(二)熟糯光洁；(三)条份均匀；(四)色泽光亮；(五)无糙少瘰。这些全靠生产过程中环环紧扣，精心加工缫制。

每年元宵节后一天即正月十六日开市。这天按旧规，预备每桌八菜加暖锅的午餐招待来客。清早门面大开，红烛对烧。行员伫立内外，招呼背包农民。来者本地土丝多，间亦有外县来的。有丰富经验的掌柜凭其所学，眼、手、心三到，通过观察、手触、估算捆扎物重量，唱价秤码，使卖户口服心服；不然，就有损信誉。秤好付款以后，就请买户挑选，适用的买去。对账结算，剪除附着物，再秤一遍净丝，来日上税，送往其家。这交易名为抄庄，即代客买卖。

在春天淡季，得各显神通寻找货源。有底子的丝行可以销售库存，并将关系密切的农村富裕户的囤货挖来供应。阳春三月机户“歇脚”，整顿织机，丝行则趁闲让伙友们回家探亲。其时往返徽州尚无汽车可乘，要徒步走过显岭关，回来则搭船沿新安江而下。探亲期间工资照给，旅费自理。

4月中下旬“小满”过后，农村忙于换选剥茧，缫丝出卖。5月初旺季来临，东街北段，狭窄的石板路上，一片喧哗，肩背或担挑的蚕农成群而来；银钱业出店司务，肩挑两篓上贴××钱庄封条，篓内盛着银元一千，给丝行送来收丝之款。春蚕丝最多，继以夏蚕丝，一般持续到7月。也有因杭州丝价高、摇船来杭卖外县土丝的，他们自备粮米油盐，食宿在船上，亦有打地铺的。在杭一宿两餐，上午看货作价，成交后，下午乘船回去，卖者出2%作为船钱包括回佣。

在旺季，有资本又能得到信贷的丝行，大量吃进肥丝备作常年供应。中型丝商亦可贷得短期信贷，以资周转，一方面恃其经营品种多样化，经理和推销员日常往大绸厂推销，做到购销平衡。同时，外县丝行亦派员驻杭，竭力兜销，而财多势大的绸厂往往乘机杀价。小型丝行仍做“牙纪”式买卖，为准备明天来货用款，故而有时只得贱价卖出，无利可图。

那时，余杭镇制种场，不制秋蚕种，故大多地方不养秋蚕；间有农户自留种，由于产质量不好，缫成的丝拉力差，色呈异光，难以卖出。1935年前后，制种场亦制秋种，大力推广秋季养蚕，茧商与丝厂收茧，广大农民增加了收入。

中秋节后，丝行面临淡季，丝商派人往松木场、大关等处出庄，又组织下乡采购。背秤肩包，翻山越岭，到余杭等山区收买。

二、丝行的衰亡

1930年起，杭州尧典桥地方不靖，具有资力的机坊逐步迁入城内。手拉机改为电力织机，原料日渐改用机制厂丝、人造丝。

外地丝商输入当地土丝，亦有干经、厂丝等，纷纷前来设点开号。这就同杭州原来多品经营的丝行展开激烈竞争，大多缩小固有业务范围。加以机械缫丝厂日多，收茧增加，相对地土丝减少了。而业务人员从等客上门到每天跑长庆街绸市场去灵市面、联系生意，困难很多，业务难以开展。

日寇入侵杭州，丝行受到惨重打击，十余家有底子的丝行被摧毁，损失巨大，自此一蹶不振，所谓“丝行街”成了陈迹。

1938—1949年，南北交通中断，北方人亦无钱穿绸。罗纺织机停工，肥丝无人问津，农民干脆卖茧，本地南北乡土丝几濒绝迹。日后虽有恢复，有人采用桐乡土丝替代。同时“跑单帮”流行于市，往来于国统区和沦陷区有危险，改与海宁领头合作跑细丝，这是逃避日伪公司的统制。有些改为摇丝作坊，用细丝制干经偷运上海，部分外销，亦只短暂维持一时。有的转为织绸业。那时金融混乱，滥发钞票，物价倍涨，黄金、棉纱、厂丝、人造丝都成了投机的筹码，若不勾结官方与大亨就难以立足、做大生意市场。抗战胜利后，亦仅有少数丝行的推销员靠人熟关系好，尚能做“掮客”谋生，直至杭州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