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杭高期间(1946.2 1949.1)，马寅初曾两次到杭高演讲。今将有关情况和我的亲身感受整理记述。

马寅初

    马寅初是我们浙江先贤，1882年出生在嵊州浦口镇。1906年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得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和重庆大学、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浙江大学等任教。他的《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他因此有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1982年马寅初逝世，终年101岁。

“不打倒官僚资本，无法搞国家建设”

    马寅初第一次到杭高演讲，是应崔东伯校长的邀请。主题是“不打倒官僚资本，无法搞国家建设”。

    马老1946年4月19日从内地经沪来杭，因他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授过经济学，在杭的南高师校友聚会欢迎马老时，崔校长等中等教育界校友提出“我们刚从浙东、浙南复员回来，见闻闭塞，想请马老师对师生们讲讲时事”，马老一口允诺。当时商定5月5日到杭高演讲，各校师生来参加。为此，崔校长特为在操场上搭了讲台。但后来陆续听到各校校长受到省教育厅的警告．不敢让师生来杭高听讲的消息。

    杭州高级中学大门

5日下午，马老按时来到杭高，一见面就对崔校长说：“外面有人造了我不少谣，你看今天的演讲要不要讲？”崔校长说：“这是早已定下来的事，杭高的师生都已在等着了，又来了部分外校的师生，还是照样讲吧！”

    马老首先讲了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的形势，全国民众在经历长期战乱后企盼过和平生活的愿望面临着内战的威胁，而着重从政治经济角度演讲了在官僚资本的垄断和盘剥下，根本无法专心致志搞国家建设，改善国民生活水准。结论是必须迫使当局开放政治民主，打倒官僚资本，才是中国发展的康庄大道。

    马老以他一贯十分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当前时向：政府要员如何发国难财、接收财，从而形成官僚资本，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民营经济面临美货倾销、官僚资本垄断的困境，举步维艰；政府要员及其家属们如何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如在抗日战事吃紧时，孔二小姐却以军用飞机从国外运来化牧品等。这些丑闻揭露了官僚们强征暴敛、穷奢极侈的黑幕。

马老两个多小时的讲话，振聋发聩，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热忱和民主意识。

马寅初与我的一次“亲密接触”

    1948年5月9日，杭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我作为支部宣传委员，分工负责学生自治会工作，并参与以浙大学生自治会为首的杭州地下学联的领导工作（联络员之一是浙大学生方子夷）。杭高与浙大在创办历史上是同胞兄弟，学运中杭高紧跟浙大，并相互支持。相当多的杭高学生参加了在浙大举行的纪念“五四”和纪念“‘五二〇’运动周年”营火晚会，在晚会上都邀请马寅初演讲。

    马寅初杭州故“竹屋”

于是，我在电话联系约好后，和自治会理事兼秘书陈一鹗同学来到法院路34号（今庆春路210号）马老在杭州的家。我按响门铃并自报家门后，女佣开闩将我俩引入。马老已亲切地站立在堂前迎接，并立即带领我俩穿过客厅，直接登上二楼他的卧室。室内靠西墙有一张用淡竹竿支撑挂着夏布蚊帐的大床，临南窗有一张书桌，摊着一堆翻开的书报。窗帘早已拉上，没有任何摆饰，纯粹是一位极为俭朴的老教授的起居室。他招呼我俩在沿东墙摆放的靠背椅坐下，自己坐在书桌前有扶手的大藤椅上。他听我们说明来意，问了一下杭高学生的思想动态后，爽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具体商定了演讲内容和时间。他说：“我家对门的那爿杂货店和墙角的皮匠摊是特务机关派遣的。杂货店楼上窗户俯对我家客厅，可以监视、拍照。所以我把你俩直接带上楼，让他们以为是走亲戚的。我一出门，他们就要忙碌一阵，马上派人盯梢。你们不要来接我，到时候我自己会来的。”最后，他幽默地说：“我还要和他们兜圈子、捉迷藏哩！”逗得我俩和他一起哈哈大笑。我们离开时，由女佣把我俩送出他家大门。

    在约定的那天下午，马老穿着竹布长衫，戴着盖过前额的大礼帽，坐着人力车径直来到自治会办公室。我和陈一鹗正焦急地等候着他。早已作好准备的一位军乐队同学，吹响了紧急集合号……该时，政府当局正在搞“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兑换法币，宣称金圆券有国家银行库存的黄金储备确保其币值，可免除大众因法币贬值而遭受的物价飞涨之苦。马老一针见血地说：“这纯粹是个骗局。”他把当局比喻为魔术师，通过法币、关金券、金圆券的兑换和通货膨胀，将民间资财都变戏法似的变到他们的腰包里去了。马老在我们准备好的大黑板上，形象地画了一个大肚皮的官僚，用一根管子贪婪地吸取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的老百姓的血，并列出数学式论证政府以不公平的比率，用金圆券兑换法币（当年10月，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其实质是搜刮民脂民膏，养肥官僚，供他们打内战。因此，“币制改革”绝不像当局宣传的那么美妙，而是注定要破产的。最后，马老引用了一句古话“民犹水也，可载舟，亦可覆舟”，讲逑了只要民众团结起来，抵制反抗这种残酷的盘剥压迫，腐朽寄生的官僚们是无法生存的道理。

    马老的生动语言、有力论证、辛辣讽刺，博得了同学们一阵又一阵鼓掌声、哄笑声。当时天气已转热，马老身躯肥胖，演讲中他虽已脱去长衫、摘掉礼帽，穿着背带西裤白衬衫，仍是满头大汗。自治会准备的电风扇、凉茶根本无济于事，同学们纷纷自发递上凉水毛巾。经一位职员提醒，自治会买来了“正广和”汽水以代替马老惯喝的“可口可乐”。

    在马老开讲后，我就走下讲台，到专心致志听讲的群众后面游动，注意四周有无异常情况。预计的两小时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快逝去，在演讲将要结束时，黄初葵校长急匆匆从校外赶来，在听众的后面站立了一会儿，一脸又惊又愁的复杂表情。演讲在暴风雨般的鼓掌声中结束，在我和陈一鹗的陪同下，马老稳健地走下讲台，沿着听众自动让出的中央通道，在有节奏的欢送掌声中步出礼堂。这时，黄校长迎上前来，说：“我刚才知道马先生来了。您是我的老师，我在密歇根大学听过您的课。”并邀请马老去校长室休息，马老推说家里有事要回去了。派去叫人力车的同学回来说校门口没车，黄校长便抢着说：“不用去叫了，理应我送马老师回家。坐我的包车（他专用的人力车）吧。”我与几位理事商量了一下，考虑到马老在路上的安全，并征得马老的同意，便让黄校长做了个顺水人情。半小时后，我打电话到马老家询问，得知他已平安到达，我心中最后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马老既是名人，又是忙人。蒋介石妄图断马老的生计，逼他出国，当时曾有密令“大学不得延聘马寅初任教”。各国立大学（包括浙江大学）不得不遵照，各私立大学也闻之生畏，不敢伸出援手。唯独黄炎培不信逮个邪，邀请马老到以中华职业社名义主办的私立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奉上薪俸以解决马老后顾之忧。马老在上海任教，而家小定居在杭州，所以每周风尘仆仆奔波在沪杭道上。马老又是以身许国、坚持不离故土的民主斗士，凡是社会团体和青年学生邀请他参加的活动、集会，只要时间安排得过来，无不应允。并以他的博学真知、远见卓识，大胆坦诚地演讲人们想说而不敢说或还没有想到的话，激励斗志、启迪思路，深受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戴，因此，忙得不亦乐乎！他是一尊轰向法西斯独裁的大炮，国民党坚硬的对头，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但因马老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尤其在美国影响很大，不敢对他下手。

我家和马老的关系非同一般。马寅初（嵊州，1882年出生）、陈石民（新昌，1895年出生）、吴觉农（上虞，1897年出生）是当时浙江省为数不多的留洋归来学人，而且分别是国内经济界、蚕桑界和茶叶界学术上的领军人物。父亲和姑夫对这位年长的、敢说敢为的浙东老乡敬重有加。我年近古稀的大弟，至今还清楚记得在1948年他8岁时，有一次听到门铃声，急忙去开启佑圣观路190号我家的大门，看到门外站着一位身穿竹布长衫、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长者，便问：“伯伯，您找谁？”马老大声回答：“我马寅初，找呐（嵊州、新昌方言，意即‘你的’）爹爹！”和善地摸摸他的头，便径自熟门熟路走向客厅找我父亲去了。

文章来源《杭高情结》，内容稍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