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流行几乎已遍及全球，在疫苗问世之前，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所以，隔离、禁止人员聚集等举措就显得非常重要。武汉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不过，笔者宅在家中阅读晚清报刊资料时，发现1887年的杭城也曾遭遇时疫肆行，但是受时代的局限，那时，人们的应对方式就很成问题。请看当年《申报》的报道：

温元帅像

杭垣气候不正，故患急症而毙于路者实繁有徒。上城如镇东楼后、下袁井巷、花牌楼、后市街，中城如章家桥、三桥址、普安街、总管局前、水漾桥，下城如新桥、贯桥、小学前、联桥、梅东高桥、西大街等处，连日约毙四十余人，均以急症路毙。有亲属者由地保报信，亲来收敛；无人者由地保报堂，领棺敛埋，加硃字为记，以便有人认领。（参见1887年7月31日的《申报》）

此后几天的《申报》上，不时有杭城疫情的报道，称这种疾病为“子午症”，因为“大都半夜发病，至天明即死”。对于此种急病，医生也感到棘手。怎么办呢？那时的杭州人便想到了驱逐瘟神的温元帅会。

原来，当时的杭州有这样一种风俗：每年的农历五月十六日，都要举行温元帅会，即将城内旌德观供奉的温元帅神像抬出去巡游四周，目的就是要驱逐城内的瘟神。那时的杭州人几乎都相信旌德观供奉的温元帅神像有驱邪逐疫的神功。

不过，在20年前，即1868年举行的那场温元帅会上，由于有10多位参与者身穿黄马褂，头戴孔雀翎，恰巧被时任浙江巡抚的李瀚章撞见，李勃然大怒，立马下令在旌德观门外刻石立碑，永远禁止此会举办。此后20年，旌德观温元帅会便在杭城销声匿迹。

如今，面对大疫，别无良法，恢复温元帅会就成了大众的共同愿望。有人提议说：官方“石碑上刻着禁止‘五月十六日元帅会’，我们只要改期举行，就不算违法”。于是，在当年的农历八月初十日（阳历9月26日）清晨，一场声势浩大的温元帅会在杭城亮相：

杭城旌德观于五月十六日奉温元帅出巡。查此会自经勒石永禁后，迄今二十年未敢举行，每岁但奉永宁院内皮元帅一巡而已。兹以疫症流传，杭人视禁谕内有“五月十六日元帅会”云云，遂谓：“改期迎赛，不为犯禁”，遂于八月初十日清晨，奉旌德观温元帅出庙驱邪逐疫。

前有云先师仪仗开导。除头亭衔牌执事一切照旧外，有高跷二十人、立搁四架、地戏八起。弓马、枪马、伞马共十九匹。蓝旗手一名，青龙一条，扮金刚四尊、罗汉十八尊、大头鬼、小头鬼、无常、摸壁等鬼。又拜香凳二十四名，大腹刽子手四名，押解犯数名。炉亭一座、香亭一座、衣冠亭一座、驱邪遗疫亭一座。抬锣两面，勅印马、头马、十景枪八副，大吹四起，细吹四起。时则音乐镪鸣，香烟缭绕。杭府、杭捕、仁和、钱塘各班书差，文武判官。元帅坐显轿，前有暖轿一乘，后有帅字大纛旂一杆。出西辕门，经上板儿巷，由狮子巷过车驾桥、荣镇楼、部院、仓桥大街直下，进太庙巷，由瑞石亭出城隍牌楼，经大街转至望仙桥，进袁井巷，绕镇东楼，由金钗袋巷过演教寺、洋市街，出姚园寺，过斗富二桥，由梅花碑进城头巷，绕管驿后、佑圣观巷、荐桥直街，经珠宝巷、丰乐桥、炭桥大街直上，转后市街，进太平坊直上，由大井巷、司前过道院巷、塔儿头、府前、运司河下，由闹市口进延龄门，出井市楼，绕饷部前，过教场桥，向东过贯桥大街，向南过北桥、仙林桥，由祠堂巷转长庆街、大福清巷、联桥直街，进忠清里，至助圣庙。更衣毕，由磨盘井巷直北，过坝址桥、东街直上。回庙时，已三更将近矣。（1887年10月2日《申报》）

从清晨出发，到半夜三更才回庙，队伍如此庞大，又几乎巡游了整个杭城，在传染病流行时期，举办如此盛会真不知道会酿成多大的悲剧。而且，当时的新闻报道已经明确指出：杭城的时疫是传染性疾病。1887年9月28日的《申报》上就有“杭城疫症盛行，传染者不可胜计，遂致死亡相继”等记载。

当时，有一位在杭经商的绍兴人，去羊市街一家棺材店买六口棺材。该店老板见一个外地口音的人要买这么多棺材，就认为其一定是一个“贩卖之徒”，想趁着疫症盛行时囤积居奇，便向他建议说：“我们店里一共只有七口棺材了，你何不一并购去？价格可以商量。”

不料，这位绍兴人一听此言，便放声大哭。悲泣之后，他对店主说：“我一家大小，连我七口。昨一昼夜丧亡六口，独留孑然一身，为之购棺收敛。汝既欲再添一具，为我长卧之用，感情不浅，惟家无他人，须请你出资成殓，并披麻戴孝，为我孝子。”棺材店老板自知出言错误，不敢过多争辩。事情闹大后，左右邻居纷纷前来劝解。人们同情这位绍兴人一家的遭遇，也认为店主的确出言不慎，最后，在众人的建议下，六口棺材都按半价出售，以示重罚。店主虽然感到肉痛，但也只能表示同意。

此后，杭州城内所有棺材店内制成的棺材全部售罄。《申报》说：“近日，城内棺材店不论大小，均无做成待售之货。有人购取，皆须当时锯合。故棺匠工价已照平时加增一倍。”（参见1887年9月28日《申报》）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知兴替，也可以明得失。

作者系浙江日报社原主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