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无同”是胡宝国兄的网名（江湖人称“同老”，比本名更广为人知），这次作为书名，似又别有寓意。本书收录他有代表性的文章，前面三分之二的篇目为专题论文，“豆瓣”上说“史料丰富，考辨细腻，且擅长从细节中提炼出宏观见解，在诸多重大论题上，深化了对魏晋南北朝政治、文化与社会的认识”。写这话的人应了解同老，估计没打开书就把平时的印象写出来了。所云都对，除了时段。盖前面好几篇文章探讨的内容皆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同样深化了诸多重大论题的认识。后面三分之一的篇目为学术评论和回忆文章，“豆瓣”上说“眼光独到，文笔洗练，坦率真诚又充满诙谐，展示出作者本人鲜明的个性”。这话可以原则上赞同，但可能也是凭印象写的，因为书里面既写到同老的父亲，也多及师长，对这些人稍带诙谐便已很有个性了，若诙谐还“充满”，似个性就太“鲜明”了点。因同老是洒脱人，故也想学着略作诙谐，不免对“豆瓣”作者吹毛求疵，祈谅祈谅！其实诙谐也要有功力，功力不足，或不过画虎不成而已。窃以为同老的一大特点，在于言简意赅，疏而不漏；且不追随时髦，少用新术语。朱子也曾诙谐，视后者为“矮人看戏”——“见前面人笑，他也笑”；其实“眼不曾见，想必是好笑，便随他笑”。赵翼概括为“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言学之文，首须言有物，尤贵言近旨远；真能左右逢源者，信手拈来，自成章法。若本自无学，而广引名言术语，则不啻矮人戴顶高帽子，未必增高，反显其矮。读同老书，于此或宜留意。同老也曾提醒大家，研究任何局部都最好有整体的关照，因为局部的价值、特点只有在总体的关照下才容易呈现出来。这就需要在脑子里始终有一张全局的地图，并知道特定局部在整体地图中的位置。研究者还要尽量扩充自己的视野，最好“多与友邻学科的人接触、交流，不要总是跟本学科的人在一起”。这些话都不诙谐，却也语重心长，提示我们可以怎样读他的书。末了郑重说一句，这是一本需要认真对待和反复阅读的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梁启超著、俞国林校，中华书局，2019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的经典之作，是了解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的必读书。在梁启超所在的时代，他的文字要算清通简白的。然而为其作校勘，却也非常不容易。一是那个时代的人对典籍中语是张口即来，不仅不出注，也不说是引用；若不知其所用何典及所引文字在典籍中的本义，便也难知其所欲言。二是像梁启超这样的畅销作者，一书总有许多版本，有意无意的歧异，所在皆是，最难辨析。本书已有几十家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这个“校订本”，是个面目一新的全本、定本。校订者俞国林花费多年心血，以1936年《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拿梁启超的手稿本，清华、辅仁、南开的讲义本，以及民国时单行的、报刊上登载的各种本子，作了“锱铢必较”的全盘通校，并增补《金石学》一节等一千多字。进而言之，梁启超手稿本里的各种符号、各种看似无关而实有大关系的旁白、批注，本书都做了恢复和吸收，可以从中读出梁启超写作时的情形和神态。这是以往印行的任何版本都没有的，对研究者特别有用。惟现在的出版，不仅要提高，也要普及。这样既重要又常用的书，如果出一本无校记，去圈点，新式标点的平装本（甚至不妨是简体字本），以广使用，那就更好了。《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俞国林校，中华书局，2020年 这是俞国林推出的又一本梁启超经典作品的校订本，是作者主持的“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之一种。本书的校订方法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相同，以商务印书馆“共学社史学丛书”本（1924年第五版）为底本，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学术概论》稿本、《改造》杂志排印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30年初版以及中华书局1936年《饮冰室合集》本为校本，力求恢复原貌，使文本准确、全面。除校订流传各本的错误外，也以校勘记的形式，清晰呈现了从初稿本到定稿本之间的修改轨迹，揭示了梁启超定稿全过程。本书附录了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据稿本整理）以及《清代学术流别纲目》等五篇相关文章，可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共读，以更清晰地了解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思路（两书密切相关，昔朱维铮先生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便收两书于一册）。我还要啰嗦一句，希望两书都出一本无校记，去圈点，新式标点的平装本，俾广使用。
这是“历史人类学小丛书”中的一本，篇幅不大，探讨的主题是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祭祀。“祭”是真正“自古以来”的大事，而“社”和“坛”也都是渊源长久的事物和名相。一个名相是“古已有之”还是“古无此名”，是有明显差别的。我们有些研究下层社会者，总像监狱里写书的葛兰西一样着眼于“权”，不是争论“皇权”是否下县，就是想象“绅权”怎样与“皇权”周旋，却很少关注那些古已有之的名相，或也可以反省。明清两坛祭祀寓教化于神道，意在加强针对乡民的意识形态控制，或可视为朝廷针对唐宋以降“郡县空虚”问题而采取的应对策略之一。本书综合探讨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渊源、出台过程与推行实态，分析了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这是一本“与国际接轨”的书，把明清的“王朝国家”说成“帝国”便是显证。这也是一本接地气的书，讨论的是真正的乡民及其在意的内容，连在乡间“推广礼教”的士绅都几乎隐而不见。最具特色之处，在于作者深入解读了田野调查所获民间文献与口头传说，由此探讨两坛祭祀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及两坛作为“帝国”象征在乡民观念世界的历史遭遇。书中可见口传版的社公比文字版的更为邪恶。从那些负面为主的口头表述里，似乎看不见“天高皇帝远”那句常言中稍带怨艾的期待。是因为喜欢械斗的“南中国”乡民本更“顽悍”，还是那句“天高皇帝远”是一种在写定过程中被士人“再生”的表述？明清王朝下层统治艺术与乡村社会文化脉络之间的张力，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近代中国有着不少与过去和外国不同的特异性，家庭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我们一向都说家庭是温暖的港湾，在外面受了气的孩子可以回家取暖。美国人甚至认为维护家庭是无字的宪法，不容许撼动家庭的举措。但在近代中国，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看重的温暖港湾，却忽然失去了它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对其成员的护佑；并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救国兴邦的桎梏，是一个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成了革命的对象。其实家庭革命运动是破坏与建设兼具的：像陈独秀那样激进的家庭革命者，也曾强调亲情才是新家庭的基础，提倡“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最能体现运动的建设性。国民政府建立后，婚姻的有效期进入立法机构的正式讨论，表现出从基本层面重新为家庭定位的深谋远虑，世所罕见。而家庭革命的破坏性不仅在于毁家等直接呼吁，更在于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改变家庭中行事的规矩，拱手将子女教育的责任委诸社会或国家，迄今余波不息。过去基于阅读的虚构，中外皆把家庭革命的破坏一面作为常态来接受，却很少顾及其建设的一面。这样一种把非常视为正常的世界性误解，特别需要正本清源，有所匡正。本书就是这样的努力，致力于厘清家庭革命这个仿佛众皆认可、其实所知不多的运动。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既重要又特殊的人物。他身处转折时代，当时饱受诋毁，却被后人视为先知。这样一种被时代和后人误解的现象，最能体现一种正在发生发展之中的根本性转变。所谓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时代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述自己。如何因应满汉和中外两大矛盾相互缠结的大变局，是当时最大的时代问题。郭嵩焘善于从根本处认识和思考问题，既回向经典去寻找思想资源，也从西方的经验中探索长治久安之道。他立足于“道”的高度，强调中西相通而非相异的一面，在一个崇尚物力的时代，开辟出一条回归政教人心的新思路。对郭嵩焘的既存研究已不少，多以其思想“超前”于时代为基调，把他塑造为一个先知先觉的人，这样反可能忽略郭嵩焘和所处时代的关系。本书采论世知人取向，探讨郭嵩焘的独特观念如何从当时的语境中生发出来，注重郭嵩焘如何在与其它观点的对话中突破对西方的固有认知，在重新认识郭嵩焘的同时，也提出一种看待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新视角。 昔年SARS流行之时，我曾说到疫灾从来不会长久，依靠文化和学术的修养，个人、社会和国家都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不妨以平常心见证历史时刻。现在人类不仅面临更严重的疫情，而且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也急剧波动，中西关系可能要重新定位。本书和上面《家庭革命》一书，都着力在动荡时代提倡更包容更开放的眼光，期能构建一个更亲和也更强固的社会。在学术上，两书都是对历史叙述定势的“拨乱反正”。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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