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彭春凌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1-3
页数: 711
定价: 118
装帧: 精装
丛书: 章学研究论丛
ISBN: 9787208169111
内容简介 · · · · ·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而其早年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积极向东西洋学习，大量接收、引介西方思想与学术，或批判，或吸收，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个人的思想体系。他不但大量阅读西学、日本著述，还亲自动手翻译西方重要著作，他与曾纪泽之子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即是其中之一。对此，以往学界研究较少，也影响到我们对章太炎和西学关系的认识。本书仔细爬梳文献，对比了斯宾塞的《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的1858年版、1868年版和1891年版及1850年代年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原刊本，再对照章太炎的译文，正确指出章太炎翻译所据底本为1868年版，为进一步研究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斯宾塞是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严复即曾翻译《群学肆言》，将其社会学引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世界范围来看，斯宾塞对全球思想史亦有重大影响。而长期以来，对斯宾塞著述的译介仍显单薄，直至今日依旧如此。而且，一百多年来对斯宾塞著述的译介，也仍旧走在晚清严复、章太炎和颜永京开拓的三条道路上。理论上讲，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所包括的《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集中、简练地展现了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从观念到内涵，到政治社会思想的外延的整体面貌。可以说，章太炎选择翻译《斯宾塞尔文集》，是有眼光的独到之举。章太炎的翻译，文笔古奥，今人多难以理解，对此，本书对章太炎的译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注释，不仅注出古词古义及所用典故，还从章太炎的全部著述中举出与章氏用字、用词的典型例子，以与译文对照，从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章氏译文及其行文风格乃至隐藏在其背后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章氏译文亦有不准确、错误及漏译之处，本书则将斯宾塞原文列出，并翻译成白话文，以兹对照。可以说，本书不仅是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基础性研究，也是对斯宾塞思想的引介；不仅对章太炎研究，甚至对整个中国对十九世纪英国文化的理解，都会有极大帮助。 作者简介 · · · · · ·彭春凌，重庆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9—201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2014—2015），多次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2009—2010、2017、2019），曾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2019年秋季学期）。2020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近年来尤其关注近代儒教与国学、东亚地区及中英日三种语言圈之思想文化交流，以及章太炎、康有为与其周边思想人物等。出版有专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荣获第十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第八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眼前的这本书，和我曾经出版及正在书写的其他著作相比，完成过程虽然同样艰辛，但研究逻辑的形成却最为自然而然。几乎就是遇山开山、遇水搭桥，回望来路，惊觉已可暂时告一段落。开端，是我在《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后，于2015年在哈佛燕京访问期间，下决心从章太炎入手，来讨论中国近代思想与19世纪中叶以降全球思想史的关系。阅读曾广铨、章太炎1898年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时，为了解译作要表达的内容，自然而然去核查原作。然而核查原作的结果，却让我更加茫然，不算各种重印本，《斯宾塞尔文集》所包含的两篇长论文有内容修改的版本就有四种；并且，经过对照，发现此前学者所使用的原作，都并非曾广铨、章太炎翻译所据的原作底本。不解决底本问题，后续所有从翻译出发所进行的研究，都难以“理直气壮”地展开。但底本问题又岂是局限于版本就能透彻解析的：斯宾塞其人其学，其思想演变的历程、作品每一次重要修改的动机，斯宾塞著作在全球的传播，在中国的译介，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于斯氏著述的译介史、于太炎本人思想、于中国近代思想各自的价值，《斯宾塞尔文集》原作译作的意义间距何在，如何解读……差不多需要了解整部历史，才能说清楚一条缝隙的来龙去脉、纵深几何；反过来讲，通过一条缝隙，才易顺势而为，拥有一个凿开整部历史的角度。这一系列的思考和研究，围绕《斯宾塞尔文集》所涉及的翻译史、版本考证、全球史审视，以及通过重译，校订、注释原作译作来全面解码其含义的部分，就构成了眼前的这本书。至于19世纪中期以降，斯宾塞著作的全球传播，所关涉的英、日、中几个语言圈的思想演变及其和章太炎思想的关系，则会在接下来的另一本著作中予以呈现。本书内在逻辑的生成与展开，虽然颇为自然，但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之中、肩负各种责任的写书人，当初却并未为它的完成拟定时间表。是若干关键节点上的推动力量，促成了它的诞生。2016年5月，我把这本书的想法同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老师进行了交流，马勇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章太炎全集》的责编张钰翰先生。张钰翰先生表示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兴趣出版这本书。这在无形中敦促我要抓紧行动起来。2016年6月底7月初我和丈夫到英国旅行，在大英博物馆亲眼见到《论进步》描绘过的亚述文明之浅浮雕，体验以伦敦为中心鳞次栉比的铁道和英国独特的铁路文化，在海格特公墓瞻仰了和马克思墓地相对而立的斯宾塞墓碑……处处都还存留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道。这也让我从经验层面建立起和那个时空的关联。2019年春夏，我又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其间我参加了一桥大学坂元弘子教授、学习院大学高柳信夫教授组织的《天演论》研究会。参加者有东京大学毕业的几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其中最年轻的小野泰教老师和我同岁。他们定期从大阪、名古屋赶到东京，有老师甚至是从首尔当天飞过来，第二天就回去。目的，就是一字一句敲定《天演论》的日文翻译。学问没有捷径可走。看似高蹈的思想史特别是跨国思想史研究，尤为需要字字征实、无征不信。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庄严而伟大的研究传统的延续。由于日本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少，我也看到了这一传统的危机；进而，更加确信自己研究、重译及校注《斯宾塞尔文集》的价值，同时也感到沉重的压力。我将已经大半作成的初稿找出来，开始进行逐字逐句、更为艰难的重审、修订。2020年初，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世界好像突然静止下来。禁足在家，每天定时定点、踏踏实实从事一项不容丝毫分心的工作，是抵御那无所不在的焦虑感最好的利器。在这大半年如隐士般的生活中，本书稿得以最终完成。2020年底在书稿出版校改过程中，我得知自己入选了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而这部书稿正是申请该人才计划的研究课题时拟出版的其中一部著作。感谢若干会议的组织者、参加者以及刊物，给予本书所涉及的几篇论文以及一些想法以发表、征求意见的机会。本研究室的郑大华、邹小站两位老师2016年在长沙操办了“第六届中国近代思想史暨岳麓书院创立10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3月东京大学林少阳、石井刚两位老师在驹场举办了“章炳麟的学术和思想：日本·中国·西洋”工作坊，本所民国史研究室罗敏老师2017年主持了“全球史视野下的民国史研究”暨第四届中华民国史高峰论坛，2018年南京大学孙江老师主持了“概念史研究的亚洲转向——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关键概念研讨会”，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老师主持了“在学术与政治间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工作坊”。感谢这些会议上左玉河、王天根、陈继东、王奇生、黄兴涛、黄克武、王道还、潘光哲、王晴佳、村田雄二郎诸位老师对拙文所作的肯定，或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李今老师对翻译史研究的推动和组稿。感谢《安徽大学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给予拙文的奖掖。感谢黑田明伸、中岛隆博两位老师在2017年、2019年给我提供了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的机会。感谢邓小南、渠敬东两位老师以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伙伴们在我2019年秋季驻访期间给予我的照顾，感谢同期在静园二院访问的师友们听我口沫飞溅地讲斯宾塞。感谢在成长的道路上所有指导过我、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老师们！感谢曾经在陈平原、夏晓虹两位老师指导下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共学过的同门，以及那些在学问的道路上互相砥砺、给我启发的朋友们！记得我和张丽华师姐曾一同从香港回北京，在飞机上我们好像有默契一样、同时拿出电脑工作，我当时就正在重译《斯宾塞尔文集》。津守阳师姐发现了《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的一种日文译本，扫描后寄给了我。季剑青师兄曾指出拙译《论进步》有一处翻译不妥，该处收入本书时已做了订正。翻译过程中几处法语、古意语、古西语的问题，曾向张治师兄请教，并且还曾向研究西班牙语系文学、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滕威师姐，以及英语系毕业的徐曦学弟请教。书稿完成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常森教授通读了一遍章太炎译文校注部分的内容，贡献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当然，本书的所有文责都由著者本人承担。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工作一如既往的支持。本书从准备到完成，我也经历了从怀孕、生产到养育小宝宝这一人生的大变化，如今孩子三岁多了。谢谢我的父亲和母亲长期帮助我照顾孩子和整个家庭，让我在生育之后，每天清早起来，能拥有一张还算安静的书桌。我的丈夫常森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陪伴孩子。以至于孩子现在都说，“要爸爸陪我，妈妈去工作”。虽然，黏爸爸的主要原因是爸爸总说yes、妈妈经常说no，但当妈的听到这句话，内心还是酸涩的。尽管也曾经常将他抱在怀里，连唱半个小时的儿歌哄睡，但相对于孩子希望妈妈陪伴的时间来说，实际陪他玩耍的时间，还是太少。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妈妈是需要长期伏案工作的历史学者，我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尽管还不认字，但一来妈妈书房，他就要翻他最喜欢的《訄书详注》这本大红书。对于我自己而言，沉浸在工作之中，于不同的时空里穿梭，体悟着中外古近不同的经验，是作为历史学者的特权，也是可以和既纷繁又单面的当下和平共处的重要前提，让我对注定有限的此生乐此不疲。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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