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稻谷是吴越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也是吴越国人民的主食。显德五年（958）二月壬申，钱俶向后周獻供军稻米二十万石。

有关吴越国的养殖业，没有文献记载。从考古材料看，吴越鸡、狗、羊等动物当为吴越国重要的动物食料来源。70、80年代温州出土一些土坑墓，内有大批瓷制明器，里面有狗、鸡、羊等动物的形象，从中可大致看出吴越国养殖业的一些情况。1972年11月，乐清县镇安乡箫王庙土坑墓出士一批瓷制明器，有鸡、狗、羊等。鸡，昂首平视，长尾曳地，卧地仅露尖爪，颈、腹、昆羽毛情晰分明，长10.5、高5.8厘米；狗，匐匍竖耳，昂首隆眼，四爪紧扣地面，作伺机出击状，长7、高4.5厘米；羊，侧颈，昂首，作放蹄向前状。身躯肥壮，鬃毛纤细，长10、高5.8厘米。l985年6月，乐清县水涨乡铁场村土坑墓出土一批瓷制明器，有犬、鸡等动物。狗，昂首睁目，曲尾，四足紧抓地面，作站立状，周身施黑色釉，长9、高6厘米；鸡，高冠长尾，作站立壮，长9.5、高8厘米。[1]

羊是吴越国主要的进口商品之一。吴越国的进口商品也可从中原王朝的赐物中大致推断。如据《吴越备史》记载，宋王朝曾“命翰林学士都承旨陶谷、司天监赵修己赐王（指忠懿王钱俶）羊马槖驼”，又说“每岁班赐自此始也”。“敕遣使丁德裕送王弟宏信回，仍赐王战马二百匹、羊五百口、槖驼二十头”。[2]

#02

吴越国境内塘浦纵横，水产品丰富。吴越国境内湖泊众多，塘浦纵横，内河渔业也十分丰富。在太湖流域圩田区，塘浦中养殖鱼虾甚多。钱镠的父亲钱宽也自称是“田渔之家”。宋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曾在苏州为官，他在《长洲县令厅记》中讲到吴越国的风俗，说：“钱氏享国几一百稔……其土汚潴，其俗轻浮，地无柔桑，野无宿麦。饪鱼饭稻，衣葛服卉。人无廉隅，户无储畜。”[3]“饪鱼饭稻”，是吴越国王饮食风俗最简要也是概括。

吴越立国之时，苛捐杂税甚多，水产品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欧阳修《新五代史》即称“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4]据说，吴越国时，西湖的捕鱼者每天要纳鱼数斤，叫“使宅鱼”。有些人不能捕到要交纳的数额，只好到市上去买，人民怨声载道。一日，钱鏐大设一图，上画吕望磻溪直钩之事，命罗隐赋诗。罗隐应声说：“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镠大笑，从此使宅鱼蠲免。[5]据宋代史籍记载，宋淳化元年（990）十月十三日，曾下诏“婺州金华、东阳两县陂湖，岁取鱼税，并除之，纵民采捕，吏勿禁”。[6]这则记载不但说明吴越国鱼税的存在，也吴越国渔业之普及。有关笔记中也有吴越国人嗜食水产品的记载。如据李昌龄《乐善录》，钱俶的妻兄孙承祐性嗜食鱼。“但恣口腹，不计其费”。“每一小饮，杀命数万，取鲤鱼腮肉为臛，坐客数十皆足”。他还命人作了一只黑漆大水斛，貯水养鱼；每出行，命役夫挑着水斛从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7]

吴越国也向中原王朝上贡鱼类产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钱俶曾于太平兴国二年（977）闰七月向宋朝上贡“翠毛六百斤，淡鲞千头，截脐鱼五百斤”。据说湖州仪凤桥南有鱼脯楼，至宋犹存，吴越钱氏曾在此曝晒鱼脯，修贡中原王朝。[8]从一些记载来看，海产品也是吴越国给中原王朝的重要贡品。广顺二年（952）十一月甲寅，广顺三年（953）十一月乙亥，钱俶两次向后周朝廷上贡海味。[9]另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微服私访，在赵普家里发现钱俶送给赵普“海物”十瓶，打开盖子一看，竟是十瓶瓜子金。[10]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吴越国不但拿海产品上贡皇帝，而且用来馈赠朝廷大臣。

吴越国考古发掘中也有与鱼相关的资料。如钱鏐母水丘氏墓中有冥器十三件，其中“鱼五尾”，[11]反映了鱼在当时两浙地区人民饮食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

吴越国东邻大海，很多人靠海为生，海产品也是人们的重要饮食来源。如明州，吴越文穆王钱元瓘之子钱亿曾任明州地方长官，崔仁冀撰《奉国军节度使彭城钱公[亿]碑铭》，即称“俗殷于鱼盐蜃蛤”。[12]毛胜曾仕吴越忠懿王为功德判官，他写过一篇《水族加恩簿》，罗列大量水族。所谓“水族加恩簿”，其实就是一道道的任命书。在《水族加恩簿》中，毛胜以戏谑的笔法写了22道任命书，他给各种水族动物起了名号，介绍他们的现任职务，以及拟升任的官职，试举例如下：

蚶菜，号淡然子，现任殊形中尉，兼灵甘尹，拟任天味大将军、远胜王；
章举，号沧浪头，现任章丘大都督、忠美侯，拟任灵渊国上相；
蝤蛑，姓名甲藏用，现为专盘处士，拟任爽国公、圆珍巨美功臣；
蟹，姓名解蕴中，现任甘黄州甲杖大使，拟任糟丘常侍、兼美君；
蛤蜊，名仲扃，现任合州刺史，拟任含津令，升悫诚君；
鲥鱼，姓名时充，现任珍曹必用郎中，拟任诸衙效死军使持节雅州诸军事；
鲚，现为白圭夫子，拟任骨鲠卿；
黿，姓名甘鼎，封醉舌公。
鳖，号甲拆翁，拟任金丸丞相、九肋君；
鲎，号长尾先生，拟任典酱大夫、仙衣使者；
龟，现任元介卿，拟任通幽博士；
水母，现任借眼公，拟任同体合用功臣、左右卫驾海将军；
牡蛎，姓名房叔化，拟任豪山太守。
螺蛳，姓名田青，责授具体郎。
蛙，姓名申洁，拟任济馋都护、行水乐令。
江豚，现任屯江小尉，拟任追风使、试汤波太守。
鲤，姓名李本，拟任跨仙君子、世美公。
鲫，姓名鲜于羹，拟任轻薄使、银丝省餍德郎。
鳜，号锦袍氏，拟任苏肠御史、仙盘游奕使。
白鱼，姓名楚鲜，拟任倾淮别驾。 
鯿，号缩项仙人，拟任槎头刺史。
河豚，姓名黄荐可，拟任三德尉兼春荣小供奉。

有些官职为集体任命，实际文中所列水族动物尚不止此数。毛胜在任命状中也一一列举水族动物的“政绩”，很多是它们供人食用的功效，如鼋，称之为“调鼎之材，咽舌潮津”；如石決明，谓“酒方沈酣，臭薰一座，挑箸少进，神明顿还”，又说它有医用功效，“七孔赋形，治目为最”，因此土封为“怀奇令史”；螺螄，“微藏淺味，無所取材，世或烹調，以為怪品”；河豚，虽“泽嫩可贵”，“然失於经治，败伤厥毒”。

《水族加恩簿》虽为游戏之文，从中却可见吴越国饮食材料中水产品之丰富。

#03

吴越国饮食，其饮品以酒、茶为最。

吴越国王宴饮之风甚盛，钱镠时曾宴诸王子及诸孙，一边喝酒，一边命人鼓胡琴，未数曲，钱镠就停止了，说：“外闻当谓我不恤政事，为长夜之饮宴。”[13]在吴越国的上层社会，最常见的娱乐活动便是宴饮。如钱元璙、钱文奉世镇苏州，钱文奉在苏州“日与僚属燕乐”。[14]苏州方志也称钱文奉善饮酒，常乘白骡，或泛舟池中，以宴游为乐。[15]

类似钱文奉这样嗜酒善饮之人，在钱氏子弟中所在多有。如钱镠的三弟钱镖，开平四年（910）三月，任湖州刺史。后因“嗜酒杀人”，惧钱镠督责，竟叛逃敌国。[16]又如钱弘偡，是文穆王钱元瓘的第八子，“以饮酒过度去世”，终年三十八岁。[17]又如《吴越备史》的作者钱俨，是文穆王钱元瓘第十四子，幼时曾出家为僧，“善饮酒，百巵不醉”。[18]又如钱昱，忠献王钱弘佐长子，“饮酒至斗余不乱”，“生平交旧终日谈宴”。[19]钱惟濬，忠懿王钱俶的嫡长子，“放荡无检，沉湎于酒”，淳化二年（991）得疾暴卒，终年三十七岁。[20]说不定也是饮酒过度而亡。

洒也是吴越国对中原王朝的重要上贡品。《册府元龟》中多次记载吴越国向中原王朝贡酒，如天福六年（941）十月辛卯钱元瓘上贡“法酒”，天福七年（942）十一月钱弘佐上贡“细酒”，广顺三年（953）十一月乙亥钱俶上贡“法酒”。[21]又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钱俶曾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九月九日向宋朝上贡“功臣堂酒”。吴越国还多次上贡酒器，如开宝六年（973）二月十二日，钱惟濬进开封，上贡物中有“金酒器一副”。开宝九年（976）二月二十二日，钱俶亲自到开封觐见宋帝，贡物中有“上寿酒器金五百两”，二月二十三日以贡“浑金茶酒器二十事，共重一千八百两”。

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十七日，钱俶再次到开封觐见宋太宗，上贡物中有“上寿酒金器百两，银千两”。[22]

到吴越国后期，由于财政紧张，吴越国开始对酒实行专卖政策。据《吴越备史》，建隆二年（961）九月，吴越国“始榷酤”。同书卷4乾德二年八月甲寅《吴程附传》也载，“以国用繁广，乃命程兼掌屯田、榷酤”。吴程以丞相而掌管榷酒之事，可见吴越政府对榷酒非常重视。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卯条：“诏两浙诸州，先是钱俶日，募民掌榷酤，酒醨坏，吏犹督其课，民无以偿，湖州万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万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台州千一百四十四石，越州二千九百四石七斗，并毁弃之，勿复责其直。”证明吴越国确曾实行酒的专卖政策。从此，酒对于吴越国普通民众，便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了。

茶作为饮用品在唐后期逐渐普及，尤其一代茶家陆羽隐居浙江湖州，撰写《茶经》，对浙江饮茶的普及与茶文化的发达生深远影响。到吴越国时期，茶已经成为人民日常饮用佳品。如武肃王钱镠曾致书僧人道宏，说“得状劳以节送软枣、茶、面等，已令收领，为愧殊多”。[23]又忠懿王钱俶致书天台宗祖师羲寂，向羲寂讲《金光明经》表示感谢，特地送他“乳药、绢二十疋、茶二百角”。[24]又钱俶两次致书僧人重曜，赐以礼物，第一次赐“白乳茶三十斤、棱资香炉一只、衙香五斤，金花合盛重五十两”，第二次赐“乳茶三十斤、乳香三十斤”，两次赏赐，皆有茶。从中可见茶叶已为人们日常馈赠佳品。[25]

茶叶是吴越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吴越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据《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卷一九七《闰位部·纳贡献》与《宋会要辑稿·蕃夷·历代朝贡》（蕃夷七之一至一○）的有关记载，吴越国多次向中原王朝贡茶：开平三年（907）四月，贡“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乾化元年（911）贡“大方茶二万斛”。天成四年（933）八月乙丑贡“茶二万七千斤”。清泰二年（935）九月甲寅贡“茶、香、绫、绢三万六千计”。天福二年（937）十月贡“茶五万斤”。天福三年（938）十月丙戌贡“大茶、脑源茶共六万四千斤”。天福六年（941）十月己丑贡“茶三万斤”。天福七年（942）十一月贡“茶二万五千斤”。开运三年（946）十月贡“又茶一万八百斤，脑源茶三万四千斤”。乾祐元年（948）十一月贡“茶三万四千斤”。广顺三年（953）十一月乙亥贡“茶三万五（十）[千]斤”。显德五年（958）十一月贡“茶三万四千八百斤”。开宝九年（976）二月二十二日贡“茶八万五千斤”。开宝九年（976）三月四日贡“白乳茶三百斤”。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八日贡“大茶万斤”。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十七日贡“大茶三百笼”。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十七日贡“大茶万斤，脑源茶二万斤”。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二日贡“牙茶十万斤，建茶万斤”。上贡之数，动辄以万计，数量之巨，次数之多，更胜于酒。古代上贡，常带有一定的贸易性质，从中可见茶在吴越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有关唐宋时期两浙的的茶事，史料记载不少，前人的研究也多一些，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04

吴越国其它农副产品，见于记载的，主要是笋。浙江是中国重要的竹乡，自古即有食笋之俗。忠懿王钱俶曾有诗，谓“界开日影怜窗纸，穿破苔痕恶笋芽。”[26]吴越国僧人赞宁曾对竹的栽种与笋的食用技术进行总结，写下《笋谱》二卷。此书模仿陆羽《茶经》的体裁，共分五部分，分别为《一之名》（十名）、《二之出》（九十八种）、《三之食》（十三种）、《四之事》（六十事）、《五之杂说》。 

在《一之名》部分，赞宁除了列举了笋的种种别名之外，还记载了竹笋的栽培方法。长期以来，竹子的种植一般都选择在春季进行。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竹子生物学特性认识的提高，加上种竹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渐渐认识到除炎热干燥的三伏天和冰天雪地的三九天外，其他时间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竹子。《笋谱》中即载：“种竹无时，雨后便移”，认为一年四季都可以种竹，只要在种竹时有充足的降水就可以了。就比较符合今天的科学的认识。《笋谱》中又有“东家种竹、西家治地”之语。即是说东家种竹的，西家可疏松土壤，竹鞭即由邻地伸长过来。这实际上是利用竹子鞭茎生长时具有趋温性、趋肥性、趋松性的特点，用人工方法诱导鞭根向四周蔓延扩张，以达到扩大竹林面积的目的。这方法至今仍被普遍使用。

赞宁在《笋谱》中比较详细记载了种竹的八字经，即“疏种、密种、浅种、深种”，疏种谓每隔三四尺，种一棵，欲其土虚，易于竹鞭；密种者大其根盘，每棵五秆一堆，欲其根密，自相维持；浅种者，入土不深；深种者，种得虽浅，即可用河泥厚壅之。这些宝贵的种竹经验对现在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赞宁《笋谱》中其他各章往往引用前人记载，但在《二之出》一节，则完全是他自己实地调查的成果，因而在学术也更有价值。在这一部分，赞宁详细介绍了各种竹笋的产地、习性、种植方法及有关趣闻故事，计有笆竹笋、郿竹笋、箭笋、鸳笋、天目笋等，近九十种。此外，竹笋按品味分有苦笋、淡笋二种；按采获季节分有冬笋（腊笋）、春笋和夏初的笋鞭。从品质讲，以冬笋最佳，春笋次之，笋鞭最劣。

《笋谱》还在第三部分中介绍了笋干的制作技术。笋干，又称筍脯，“干法，将大笋生去如尖锐头，中折之，多盐渍，停久曝干。用时久浸，易水而渍作羹，如新笋也。脯法，作熟脯，捶碎姜酢渍之，火焙燥后盎中藏，无令风犯。会稽箭笋干法，多将小笋蒸后以盐酢焙干。凡笋宜蒸味全，今越箭干为美味也。结笋干法，秦陇以来，出笋纤长，土人用土盐盐干结之，市于山东道，浸而为臛菜，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