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丙祖父丁国典、父亲丁英时，丁氏家族的藏书就很丰富了。丁国典是个有心人，构筑了藏书小楼，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八千卷楼”的雏形。传到丁英时，又是一个爱书好学的有心人，他晨购暮抄，购买和抄录了大量书籍，家里的“八千卷楼”插架更加宏丰。后来晚清浙江桐乡画家吴滔（1840—1895）、吴徵（1878—1949）父子为丁丙画八千卷楼图，丁丙又请多位学者名流为画作记，成为《八千卷楼图记》榜书合卷，画上题跋中有学者张大昌的《八千卷楼藏书记》也提及丁英“嗜学，于书无不读。尝往来齐楚燕赵间，遇善本辄载以归”，说他好学好读书，曾去北方各地做生意，南来北往中遇到善本书就买回来。可见这两代丁家家主的眼光胸襟，还有丁家此时逐渐上升富裕的家世，都为后来的丁家藏书跻身海内四大藏书楼打下了基础。

到丁丙时，他依然喜好藏书。正如丁丙在《武林坊巷志》自序中说的，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祖辈父辈的言传身教，收藏图书仿佛成为天性和使命，还喜欢以藏书为依托做学问，对杭州乡土文献、地域文化研究有特别的兴趣，“下学之次，时为道里中故家遗事，谨识之不敢忘。稍长，即好掌故诸书，偶订小册，录其闻见”。“下学”和现在的意思不同，指学习人情事理常识，由丁丙所言可见丁家长辈给予他的言传身教除了教诲童年的他以人情世故外，还常给他讲“里中故家遗事”即丁家所居住的城东一带文化家族的往事，丁丙都认真听记并默默记下。等丁丙稍微长成，因为小时候的濡染，对“掌故书”即记录旧闻故事的书有特别的爱好，还把自己以前听到的城东轶事记录成小册子。这就是丁丙后来收藏整理出版和创作补全杭州地方文献的初心。

后来丁丙兄弟掌家时，丁家藏书越加丰富，而且珍籍琳琅、考校精审，书的版本和考订也超越祖辈、父辈。于是，此时的丁氏八千卷楼才有了和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湖州陆心源皕宋楼、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并称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的底气资格。连俞樾都赞叹丁家藏书之多，还借宋人周孚（道信）诗“田园一蟁（同“蚊”字）睫，书卷百牛腰”书写对联赠给丁丙，说丁家藏书楼在市井之间地方不显大，藏书数量却巨大，卷起来的厚度不止百牛腰，可能超过万牛腰。而且丁家藏书自有特色。晚清藏书楼一般只重视宋元刊本，一般藏书家只看重藏书的珍稀版本，而八千卷楼却多藏其他藏本，尤其多《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精写稿本、日本和朝鲜刊本还有其他藏书楼藏本，还收藏了大量西方学人的著作。后来近代学者、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1879—1956）盛赞八千卷楼藏书的文化史意义价值，以为远超其他三家。就因为丁家人是以做学问的角度收藏书的，而不是只在意书的收藏价值。

太平军曾于咸丰十年（1860）和十一年（1861）两度攻打杭州，后于同治三年（1864）被迫撤出。咸丰十一年（1861）冬，太平军攻陷杭州城区。战火无情，蔓延之下，焉有完卵？很多家庭及财富瞬间破碎，丁家人也四散逃离，八千卷楼藏书遭重创，新旧图籍荡为烟云。近代学者陈训慈（1901—1991）在写丁丙与藏书的《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里提到丁家家宅房屋尽毁，所幸大多数子弟都安全逃出，丁丙只随身带出了祖父生前最喜爱、每天摩挲阅读的一本《周易本义》。这就是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原八千卷楼藏书的最后结局。不过只要人还在，一书不灭就仿佛象征丁家家族文化精神始终不灭，终有一日家族藏书也还会复原。

战争中遭受严重损毁的除了杭州各文化家族的私人藏书外，还有孤山文澜阁的《四库全书》藏书。陈训慈特别提及“乱平之后，两先生即奋身以救护阁书。复慨然于旧家之中落，益锐志搜求，以阁目为本，以附存为翼，节食缩衣，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余年，聚八万卷，较楼额已逾十倍。”说战事平息后，丁丙兄弟在奋不顾身救护文澜阁藏书外，因为自家藏书的毁于一旦，感同身受，特别感慨痛惜杭州文化家族在战争中的崩溃衰落命运包括家族藏书的散失毁损，于是恢复八千卷楼藏书的使命感更加强烈沉重。他们比以往更刻意有目的性地去搜求书籍，以凑齐“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为首要目标，以搜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为次要目标。这期间，他们自己的日常衣食住行自律节省到近乎吝啬的地步，收藏书籍方面却毫不吝惜。他们像祖辈、父辈一样“朝蓄夕求”，远到京师，近遍江苏浙江一带，只要有好书，或购买或抄录都不放过，一得到书就进行校订。从战争结束后的1864年直到1888年（这一年也是文澜阁全书还巢完满之时），20多年时间里，丁丙、丁申等丁家人重新聚汇了八万卷书，不但比战前祖辈、父辈积累的藏书更多，而且比藏书楼名字“八千卷”更超十倍。这一过程中，丁丙等丁家人付出的心血、财富、毅力都不可估量，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可称奇迹，也可谓功德无限。

光绪十四年（1888），丁丙在检校家中藏书后，在城东头发巷丁家故庐外扩建藏书楼，筑起5间的嘉惠堂，正堂上悬挂着时任浙江巡抚谭钟麟（1822—1905）亲笔写的“嘉惠堂”匾额。之所以名“嘉惠”，是因为丁丙兄弟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复兴文澜阁的事迹被朝廷知晓后，光绪七年（1881）清德宗光绪下诏褒奖，有“洵足嘉惠士林”之语，说他们是真的给予杭州乃至天下士林（即读书人）以恩惠，所以丁家新藏书楼以此为名。可惜另一位功臣丁申已在前一年1887年去世了。

嘉惠堂之上就是新的八千卷楼，储存了《四库全书》所著录的书籍近3500种，排列顺序都遵照《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所著录的书籍1500余种分藏楼的两厢。

嘉惠堂后又筑室5间，称“后八千卷楼”，规模与八千卷楼相同，储藏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著录的书籍以及较迟所出未被《四库》著录的书籍8000种。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全唐文》也藏于此处。另外“后八千卷楼”还收藏有宗教类的释道藏、文艺类的传奇小说、科举参考类的制艺书等其他类型的书籍。

嘉惠堂后西边又另建“小八千卷楼”，上下3间，又名善本书室，专藏善本2000多种。其中宋元刊本200余种，有精抄孤行本，有经过旧日某藏书名家珍藏过的，有经过某位名儒校勘过的，整齐排列，难以计数，是丁家藏书精华所在。丁丙曾整理过自家的《善本书目》，可惜现在已散失不见，只留一篇他的自跋记录了收藏善本书的甘苦感慨：

在其中丁丙说一场战火，使得家里原本的藏书，那些祖上先世传下来的遗产，那些自己和兄长幼年时诵读的书卷，藏书及书箱，都化为劫灰。同治初年，战争刚结束，自己就追随兄长重新搜罗书籍，月积岁增，经过差不多三十年，终于积累了一万余卷。还将藏书依次登记，可以更方便地检索查找。看到藏书中有明以前雕刻印刷的、古人亲手缮写的、学问名家校勘的、以前的藏书名家收藏过的，这些不寻常书籍值得珍藏，于是又另外进行排序，考证它们的来源流向，特别珍藏于“善本书室”。只是感慨如今兄长已去世，善本书目编成却来不及看到，而自己也已“冉冉老矣”！最后，丁丙总结说，古人曾说过“积书十九，积金十一”，意思是积累财富如果是十分之一的话，积累书籍就是十分之九，藏书远比赚钱重要，而自己还想把古人的话进一步改成“积书十一，积善十九”，藏书能振作家风，但做善事更重要。这个“积书十一，积善十九”的家训，希望侄子丁立诚等侄辈能再传孙辈。丁家一直特别注重教育子孙。丁丙就在《八千卷楼自记》里回忆，嘉惠堂藏书入库后，他特地嘱咐儿子丁立中、侄子丁立诚等“此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吾勉成之，小子识之！”说这藏书大业是我祖父、父亲的志向，也是我兄长的未竟心愿，我勉力完成了，小辈们要牢记！还让侄子丁立本把自己的话写在书楼墙上，让家里后辈永远铭记。

此时，丁家藏书恢复大计基本完成，新建家宅里的“嘉惠堂（八千卷楼）”还有“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善本书室）”及“甘泉书藏”、“济阳文府”、“当归草堂”等新藏书楼里面，收藏了丁丙等丁家人在原先家族藏书被毁后，战后20多年间新收藏的总计8000多种30万卷书籍，有珍贵的宋元刻本，数目众多的铭刻经本、旧抄善本及著述稿本，还有很多乡土文献。收藏标准不是只看珍稀与否，而是重视各种源脉关系，适合于专题性研究。难怪丁家八千卷楼具有很高文化地位。更难得的是丁氏藏书不吝外借，初步具备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这一切都始于丁丙小时候的那个诗情画意的旧时八千卷楼。“八千卷楼”一直是丁氏家族的精神文化象征，楼变了，书多了，灵魂没变。而且从独善其身变成兼济天下，格局境界更阔大了。

令人叹息的是，岁月荏苒，到如今，重修的新八千卷楼也已不存，幸好还有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八千卷楼图记》榜书合卷以图文并茂形式记录了当时藏书楼的面貌。图卷以吴滔、吴徵父子所绘《八千卷楼》（94cm×36.1cm）、《小八千卷楼》（94cm×35.8cm）和《后八千卷楼》（93.5cm×35.6cm）为主体，还装裱有同时著名书法家何绍基、高行笃、杨沂孙、徐惟琨榜书题写楼宇匾额“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的墨迹。卷后还附有当时著名学者俞樾、张大昌、张浚万记录八千卷楼始末的题跋。史料价值非常高。 

《八千卷楼图》是吴滔在光绪十七年（1891）即新八千卷楼落成三个月后的秋九月所作。画里画了一座典型的江南园林，前后几栋藏书楼重檐高耸，楼上敞开的窗户中隐约可见书籍琳琅。院中藏书楼被白墙围绕着，还有梧桐参天，浓荫蔽日，修竹茂密，假山堆叠。《后八千卷楼图》是吴徵在光绪十五年（1889）即新八千卷楼落成后第二年的春三月时所绘。院中繁盛的树木显示季节。藏书楼的二楼排满了书籍，楼下有读书用的案几。吴徵画于光绪十五年元旦的《小八千卷楼图》，则描绘了藏书楼的冬日景色，一派静谧、古雅的气息。俞樾等人的题跋用文字描述了藏书楼的形貌和历史，如张大昌提及嘉惠堂面朝南面，前后各五间，回廊环绕，石边草木花卉葱葱郁郁茂盛异常，还有“素琅饰玻璃障屏”。还叙述了藏书楼主人穷其一生聚书藏书的艰辛历程，读后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