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蛰仙大令所撰《危言》一书，专论时务，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皆洞悉中外利弊，当兴当革，牛毛茧丝，剖析无遗；而文笔则如长江大河，浩渺无际，令读者爽心豁目，开拓心胸，足以辟中朝士大夫数百年之蒙蔽。”
这种力矫时弊，强国富民思想，经1905年以来的收回浙路、自办浙路的实践，得到部分的检验，为浙江士大夫所信服。到辛亥时期，他的自身品性和治事能力，已经有口皆碑，这充分表现在“汤蛰仙先生……以道德经济著于时”这一评语上。因此，革命派欲取得绅士阶层的合作以巩固新生政权，汤寿潜是他们的首选人物。
汤寿潜
浙江起义爆发时，汤寿潜正在上海。他对清廷腐败痛感失望，但作为一个传统思想熏陶出来的绅士，只赞成逐步实现君主立宪而反对暴力革命。因此，他对前来劝说他出任都督的人士说：
“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颛（专）制，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
由于不赞成革命，他最初拒绝了革命派请其出任都督的邀请。
当时，江浙立宪派人士都聚集上海讨论局势。他们决定参与革命，在推翻清廷后以本派势力控制江浙地区，因此力劝汤寿潜出任都督。汤寿潜一生淡于功名，但不能不考虑立宪派人士新的政治主张。正当其时，杭州出现了民军与旗营严重对峙的局面，紧急的局势打消了汤寿潜对于出任都督的一切疑虑，他立即被推到了都督任上。
当时，杭州已经光复，但旗营凭借兵精械足拒不投降。旗营历来与当地百姓隔绝，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毫不了解。加以辛亥前革命派的宣传中充满了反满口号，更增加了他们对革命的敌视。杭州旗营中最有头脑的人物是参领贵林，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即已主张开设议院，与维新派和后来的立宪派人士多有交往。在收回路权运动中又支持汤寿潜，过从甚密。他有意发动旗营投降，但对革命派人士缺乏了解，也不信任。因此，汤寿潜若能出任都督，以一省最高长官保证旗营投降后的生命财产安全，便可通过贵林瓦解旗营的顽抗。因此，当人们以此相劝，说：
“杭民六十万户，使阖门而战，一朝可烬，公独能不救之邪？”
汤寿潜遂乘专车，由沪抵杭，并立即以都督名义与贵林谈判。双方订约数条，主要为：
1革命军保障旗民生命安全，旗兵不得作困兽之斗、骚扰地方；
3准其与汉人通婚，并可经商、耕畜，在法律上、学业上，得与汉人平等待遇。
双方谈妥后，贵林立即逼迫将军德济率军投降。两天后，即1911年11月7日，浙江各界代表在杭开会，正式选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
汤寿潜尽管事前不赞成革命，但既任都督，又面临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之势，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革命政权首脑职责，尽力推进革命。他先后下令省内各府县清朝官员立即投降；宣布免征全省钱粮、厘金一年，解除清统治下的百姓疾苦；并派人慰问在杭外国人，以争取外国对革命的支持。浙江独立较早且较顺利，汤寿潜是有贡献的。在大体控制本省局面后，汤寿潜又以两种方式支持邻省革命。
1直接派遣援军。江苏起义后，南京因有清军重兵驻防，民军久攻不下。沪军都督陈其美致电江浙两省都督，提议组织江浙联军会攻南京。汤寿潜立即复电赞同，随即派朱瑞、吕公望等率浙军三千前往助战。
2致电外省清方军政首脑进行劝降。
杭州旗营的和平解决，对于消除省内一些府县清军的抵抗，产生了积极影响，浙江光复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激战的场面，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外省，如镇江激战中，清军听到杭州旗营的和平解决，立刻丧失斗志。这种情况很使汤寿潜鼓舞。他对于清军的抵抗，除拼死顽抗（如南京的张勋）和借谈判为名伺机反扑者（如后来南北和谈中的袁世凯）外，一般都主张推广杭州旗营方式，力争兵不血刃，和平光复。这种思想，在他给福建清闽浙总督松寿和将军朴寿的书函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原文如下：
“福州将军制台鉴：浙江于十五日（指辛亥九月十五日，即公历11月5日）独立自保。德将军、增抚台以生灵为重，一无阻挠，已缴印信，以礼优待；满营订约缴械，为徐筹生活之计；壮丁老幼未妄伤一人。可见义军所至，决无仇视种族之心。贵省与浙错壤，未得确报殊深悬念。我公爱民之诚，视二公过无不及深信得免涂炭。如蒙电覆，尤所欣盼。寿潜叩。”
8月中旬，全国约一半省份已宣告独立。这时，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权以协调各省的行动，汤寿潜遂投入筹划组建各省联合政权的活动之中。11月11日，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议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商讨建立共和政权问题。同时，他又与张謇、伍廷芳等人，以各省名流的身份，向独立各省发出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邀请各省选派旧时咨议局和新都督府各一人，赶赴上海，仿照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十三州会议的方式，协商当前紧迫的军事和日后的政体等重大问题。这份通告明揭宗旨：“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在同时期的一些私人函件中，汤寿潜也表达了仿照美、法等国，建立中国的共和政体的意向。这说明，在他担任都督不久，随着形势的剧变、民主高潮的形成，汤寿潜已从单纯的支持革命转向了拥护民主共和的立场。他迅速完成这种转变并不奇怪，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作为资产阶级的两种政体，本只一墙之隔。
在汤寿潜的一生中，不随流俗、坚执己见的秉性时时可见。这使他常常受到人们的责怪，但在南北和谈期间，却使他能力排浮议，坚决反对向袁世凯妥协。汤寿潜明揭共和主张后不久，袁世凯复出，他手握重兵，代表清政府同革命阵营举行和谈。袁世凯表面开明而内心狡诈，对此人们都有认识。但由于厌战和恐惧心理，一部分民军宁愿相信袁世凯的口头允诺以早日休战；而大部分旧立宪派人士则愿意捐弃戊戌时期的旧嫌，瞩意于由袁世凯来统一全国。在这种气氛下，汤寿潜坚持不断地表达了他与昔日同道旧立宪派人士和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不同的政治见解。南北会谈期间，他多次打电报（有时一日两电）给民军议和代表伍廷芳和江苏、上海以及与袁军接壤省份的都督，一再提醒他们注意袁世凯的狡诈本性和玩弄和谈骗术。他指出：和谈期间北军对南军的偷袭，决非偶然冲突，必有袁世凯的密令指使。应该公布袁世凯破坏和谈的罪行，用以激励民军的反袁士气。他告诫说：袁世凯一再请求宽延停战期限，必在等待外国援助，因此，民军不应贻误战机。他并且提出结束和谈，等孙中山回国后举师北伐。所有这些主张和建议，表现了他对袁世凯本人和当时局势的清醒认识。
一般来说，立宪派人是拥袁的，但人们往往用对立宪派的总体认识去套用某一个具体人物的思想观点，包括对汤寿潜在内。从上面摘引的电文内容显然可以看出，汤寿潜是立宪派人中的一个例外。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在革命派占优势的省份，担任都督或其他重要职务的立宪派人士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而是受到革命派的制约所致，尤其是对他们所持的一些激进主张和激烈措施，通常都是用这种观点加以解释的。这种观点一般说来是不错的。但汤寿潜的反袁，是出于他对袁世凯本性的深刻认识。如果说，上面所摘引的电文都是他在都督任期内所拍发，有受浙江革命派制约之嫌，那么，下面所引电文，则是他决定卸任时所发，再无制约可言。而且，正因为已决定卸任，他便不受都督身份的约束，从而比过去的任何一封电文都更痛快淋漓地抨击了革命政权打算与之合作的袁世凯，列数出他的14条罪状，将心中的愤懑和疑虑一倾而空。以下便是该电原文：
“南京总统、各部长、武昌副总统、上海伍总长、各省各都督、各总司令、各军统伟鉴：顷奉伍先生盐电，袁某续请停战十四日。虽即勉转浙军，限内幸勿衅自我开，心实不能无惑。袁某有英雄资望而乐做奸雄，谲诈以为能，信义素非所尚；狡变以为奇，人言向所不恤；中外共知，无待赘述。即此次议和备战，其不信有十四，请历陈之：明授唐使全权，议件必须电商，名实先已不符，不信一；停战期内，攻娘子关，不信二；进占太原，不信三；河南大戮志士，不信四；捏登蒙、回、藏不认共和之报，不信五；暗令倪嗣冲陷颖、亳，不信六；张勋聚溃卒于徐州，一再接济饷械，不信七；滦军要求立宪，围攻诛杀，不信八；即鄂地授兵大集，请让武汉，不信九；一闻代表举总统，而不审上有临时字样，即于限内炮击，不信十；遣使议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默许共和为政体，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密请退位，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在斗满汉为鹬蚌，彼将收渔人之利，不信十一；滥借滥抵，宁亡中国而必速其臆，竟忘其家族庐墓亦隶于中国，不信十二；国民地点已明言北京或天津及南京矣，袁自任接议，不敢南来，复强伍总长来京，不信十三；各款由全权唐使电商而后定，忽有取消之说，并径撤唐使，不信十四。迭次违约，仅予电诘推宕抵赖，本其惯技，直令国际战时神圣之公法听其蹂躏而不顾。其意无非诱和备战，并力江北，注重南京。此十四日内又可偷借外债，强迫内帑，大增饷械，节节进攻，径出不意，渡江而南，噬脐何及！外人损失，倒须成立之国家担任，滥抵滥借以累民国，不满汉同尽南北同尽不止。此十四日之约，名为息壤，实等商□，管见不应续认，迅与决一行战，庶不再受其愚。寒□气涌，诸求赐教。寿潜临卸叩上。”
电报是打给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所有军政首脑的，是汤寿潜的临别赠言和谆谆忠告。
1912年1月15日，汤寿潜辞去浙江都督职务。辞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贵林的被处决是个导火线，使他感到失信于天下，从而不愿与浙江革命派共事。在杭州旗营投诚后第二天，清将军德济向革命派密告贵林谋反，革命派当即假借汤寿潜名义召来贵林，立即处决。贵林谋反被杀，很可能是个冤案，当时仅凭德济密告，而德济正是准备顽抗的清方军事首脑，经贵林逼迫才向民军缴械的。但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革命派对于谋反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故将贵林迅速处决。他们怕贵林托辞不来，故假借汤令诱招。他们不报告汤氏而直接处决，显然是怕汤为之说情或阻挠。革命派的这些做法，是按照他们对形势判断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但深深刺伤了汤寿潜。汤氏是个极重信誉之人。他认为双方协议墨迹未干，便杀订约之人，使他背负欺骗旗营、失信天下的恶名，心情极为痛苦。他在一些私人信函中愤愤地说：“何物悭儿，扇惑军人，以报其私怨，堕我信用。精神之痛苦，胜于封割。嗟乎，惜阴（收信人赵凤昌堂号——引者）！即使委推弟为大伯理玺（英文大总统的译音——引者），岂足以赎负人之罪哉？”这样，在汤寿潜刚任都督之际，便因贵林被杀事件与革命党发生摩擦，私下里已露辞职之意。但当时革命政权方始建立，都督去留牵动全局，因此汤寿潜未正式辞职。
二是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使辞职有了一个合理的借口。南京临时政府是1912年1月1日成立的。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出席各省代表会议时，提出各部部长名单，以汤为交通总长。3日，各省代表正式开会，通过孙中山的提名；5日，孙中山举行各部部长委任仪式。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大局已定，汤又被任命为这届政府的部长，这时他在浙江任上的去留，既不影响大局，又有合理借口。于是，1月15日，汤寿潜正式辞去浙江都督职务，距其1911年11月15日以都督名义视事，恰好两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