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岩。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郑梦莹 摄

凤凰山，主峰海拔178米，北近西湖，南接江滨，形若飞凤，因而得名。南宋定都杭州，宫城禁苑就修建在凤凰山东麓一带。

如今站在凤凰山巅，眼前已是丛林一片，但回望历史的天空，璀璨的星辰依然光芒闪耀。中国传统文化历数千年演进，到两宋时期形成一片高地。宋画、宋诗宋词、宋刻本、工艺美术、园林艺术等大放异彩，成为宋代文明的实证。

这些丰厚的文化遗产，更凝聚古人的哲思，表达着他们对现实与理想、生活与文艺的孜孜寻求。

我们循着点点印记，追寻千年前的盛景及蕴藏其中的神工意匠——

匠心独运的创新

要感受宋的时代风韵，作为南宋皇城地表文化遗存最多地区之一的凤凰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寻访的第一站。

阴雨天，凤凰山周边的丛林、岩石更显苍苍莽莽，山麓四处立着多块标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安城遗址（皇城遗址）”。

“谁能想象，我们脚下的土地，曾是富丽堂皇的皇城？”一路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连连感慨。这片山，他前后爬过20多次，此行是他今年第3趟“赴约”。

这里曾是杭州“心脏地带”。南宋时，作为皇宫所在地的凤凰山，殿、堂、楼、阁林立，直至凤凰山巅，景象华美。作为皇城所在地，临安城也吸引着各路绘画精英的到来，成为名副其实的书画之都。在画家们的笔下，一幅幅精妙绝伦的浮世绘影就此而生。

南宋画家马远的《踏歌图》。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出自“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踏歌图》，这幅画将凤凰山雨后云霁初开的绝美景致、百姓的安居乐业、杭州城的富贵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画面近景处，数位老者踏歌而舞，憨态可掬，孩子则给画面添加了不少活泼灵动的童趣。画面上半部分，宫阙长廊在山岩丛林中若隐若现。

“你看这画中，宫阙、长廊、城墙，这是皇城的标识，由此判断马远画的就是凤凰山。”郑嘉励对着手机里的《踏歌图》指给我们看。画中云雾缭绕的景象，与我们走访当天的天气如出一辙。

我们一手拿导航，一手拿南宋临安皇城图，用脚步丈量这曾经的“城中之城”。寻访和宁门、南宋官窑老虎洞遗址、圣果寺遗址、月岩、将台山排衙石，再沿着宋城路下山，此行的线路正好是个闭环，也是南宋“皇城十里”的大致轮廓。

月岩。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郑梦莹 摄

在圣果寺附近的月岩，我们几度盘旋。月岩由一组石灰岩巨石构成，岩峰簇拥成林。沧海桑田，地势几经沉降，岩石上覆盖了一层又一层新土和枯木，但眼前的嶙峋怪石，恰与《踏歌图》中的崇山峭壁相映成趣。“宋人画的石头，简直太精妙了！”看着画里画外，我们忍不住惊叹。

“月岩上有一天然圆孔，每逢中秋，人们从石峰下会看到月亮刚好在这圆孔中，圆孔引月光到地上，又形成一道圆圆的月影。”郑嘉励说，这是凤凰山又一绝，“南宋时，月岩是与三潭印月、平湖秋月齐名的‘杭州三大赏月胜地’。”

龙涧风回，奇石入画，万壑松涛。南宋画家赵伯骕的《万松金阙图》，绘有茂树长松、危楼金阙，一轮旭日悬于青黛色的祥云之中，景致就取自于凤凰山附近的万松岭一带。万松岭，在当时相当于宫城的“后花园”。

南宋画家赵伯骕的《万松金阙图》。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细细端详《万松金阙图》，我们发现，除了青绿山水的美景之外，画面上还有亭台楼阁、赏月胜地等。这件山水长卷，笔法清细随意，有机融进了一些文人意笔，格调柔丽雅洁。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创作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但艺术之美更需要艺术家的情思和构设。发展至南宋，山水画出现重大变化——在北宋以前细致刻画自然景色的传统上，进一步摆脱了全景式的布局，着意于表现局部构图的“半山一角”式山水形象，在精巧的布局中表达感情色彩和浓郁诗意。

宋代绘画成就，用瑰丽多姿形容不为过。西湖的湖光山色、钱塘江的波澜壮阔、园林里的亭台楼阁，以及繁华的街市、民众的生活、国家的忧患等，都被画家们一一纳入笔下。

除了马远、赵伯骕，为后人所熟知的宋代画家还有张择端、李唐、刘松年、夏圭、范宽……到南宋时，“国家画院”揽天下画士；经济高度繁荣，也促使产生大批职业画家，名家精品荟萃。这使得宋代绘画在中华文化艺术卷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心系家国的情怀

金华城区，婺江之畔，建在8米多高砌台上的八咏楼坐北朝南，气势恢宏。登临八咏楼远眺，可南瞰括苍余脉，北瞰芙蓉奇峰，俯视双溪汇合，更可聆听千古咏叹。

八咏楼。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公元1134年，李清照来到这里，留下一首《题八咏楼》：“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靖康之变”后，李清照南下逃难。其间，丈夫赵明诚去世，孤身一人的她避难金华，投奔亲戚。她以28字，写出楼的气势，更暗含对故土的思念、对山河家国的担忧。

这位文词绝妙的女诗人、女词人，在“双峰并峙”的两宋文学中都有着重要贡献——宋词与宋诗，就是宋代文学高原上的两座高峰。

从“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俏美可爱，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离愁别绪，以南渡为界，她的词作内容和风格表达迥异，被称为婉约派代表。

“诗词的创作，与社会整体情况紧密结合在一起。”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沈松勤以宋词举例，由一开始继承晚唐的绮丽之风，转为两宋交替时期哀苦忠愤之风，再到后期的豪放，宋词不断经历着变化。“南渡后，个人命运和家国命运不可分割。在当时的情境下，诗人词人所表达的内容，很难不为家国遭遇所牵动。”

作为流泻心绪的途径，宋诗宋词中，不惟有浮华世态、靓丽风景、风雅意趣，还有国之忧患、中兴，人之艰辛、振奋。也许，正因如此，诗词的表达才更为广阔——婉约之余，也有铿锵。

“过眼西湖无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生活在两宋之交的岳飞，和李清照有同样的默契。纵观两人诗词集，都几乎少有描写西湖。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都对偏安一隅的国家心怀隐忧。

一身肝胆的辛弃疾，也因此悲从中来。我们来到杭州灵隐寺飞来峰，脚步在冷泉亭下停留——公元1170年，辛弃疾正是站在这里，听着泉水叮咚，被周遭景色触动，想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家乡济南历城，愤而写下《满江红·题冷泉亭》：“恨此中、风月本吾家，今为客。”

杭州灵隐寺冷泉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站在葱茏的草木边，看着潭中水流淙淙，我们思绪万千，仿佛听到800多年前诗人词人的呐喊：家国恨尚在，岂能醉休在歌舞升平中？

“我们再来看看庐山吧。”沈松勤将我们的思绪拉回。他说，宋诗创造了与唐诗不同的风格。唐诗强调抒情，宋诗多在议论说理，表达人生哲思。比如写庐山，李白将其描写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苏轼则描述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诗的字字句句，多是表达人生之理、自然之理、认知之理等。

两宋时期，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等，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也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宽广的覆盖面，使得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雅至简的风范

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库房，宋刻本《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静静地躺在一个精巧的书匣里。眼前的这本“小册子”，金镶玉装帧，五色织锦书衣，四眼线装，小巧玲珑；黄缎书签题“万卷菁华后集”字样，字体隽秀。

宋版书质量精良，传千百年而不坏，素来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宝，有“一页宋版一两金”一说。

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的指导下，我们小心揭开一页页泛黄的纸张，蝇头小字字硬如骨，密密匝匝。

宋刻本《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　图片来源：浙江图书馆供图

根据《中国再造善本总目提要》记载，《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前集》六十卷，由宋人李昭玘编纂，《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八十卷，由宋人李似之编纂，可以说是“宋版的百科全书”。

宋版《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名列《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及《中国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公藏全国仅83册。我们看到的是其中一册。

乾隆御览之宝？书页上印有多处钤印，这处“大红章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的确，它曾被乾隆收藏过。”陈谊由此展开，为我们讲述了这部书的“前世今生”。

《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曾经是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的珍藏，后一直深藏于皇宫中。清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为复辟筹措资金，将宫中的古物珍宝不断运出宫，其中就有这部书。后来，这批文物不断被变卖，流失民间。几经辗转，2018年，其中一册由古籍藏家金亮捐赠给浙江图书馆。

书的命途多舛，令人唏嘘，却也恰好印证了宋刻本的珍贵。明清时，藏书家地位的高低，往往由收藏宋版书之多寡来衡量，如大藏书家黄丕烈自号“佞宋主人”，陆心源则以“皕宋楼”为藏书楼名。

宋版书因何价值连城？对着眼前这本精美绝伦的“小册子”，陈谊解释：宋版书的字体、用纸用墨、装帧等十分讲究，艺术价值较高；其中记载的多是当时世界先进的文化科学等，如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编写的《数书九章》，因而具有独特文献价值；由于频历战乱、水火天灾等，宋版书目前存世极罕，物以稀为贵。

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资治通鉴》（南宋时官刻）和《韩昌黎集》（南宋时私刻）等，都是宋代浙江刻书传承至今的瑰宝。它们将大雅至简的宋代审美体现到极致。

经济富庶的浙江地区，自唐末五代及两宋起便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尤其南宋迁都杭州后，刻书名家聚集于此，使得浙江刻书行业进一步发展。陈谊说：“两宋时期的浙刻书，用料好，开本大，即便在当时也备受青睐。”

对于宋版书，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情结。“读书人对文物古籍超乎寻常的推崇，使得其超越了自身价值，附加了更多文化层面的意义。”陈谊说，这是一个民族对文化的崇敬，是对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继承。“我们追溯古人的人文艺术，在追溯中传承，这是文化生生不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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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与精微

沈松勤

“宋韵”，是两宋300多年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美学等多个层面进步发展的综合体现。

与雄踞东亚、疆域辽阔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北宋边境经常遭侵扰，南渡后更是只有半壁江山。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翻阅两宋文人的文集，不难发现其中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但忧患没有导致宋人的颓废，宋人在忧患中内省，譬如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这些历经淬炼的、在自我精神境界上的内省，影响了整个宋代乃至后世。

内省的结果，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我以《中庸》中的一句话来概括：“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广大”，有开放、大气的意思。比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

“尽精微”，就是精细化。宋人的生活、学术思想、文艺作品等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他们十分善于在闲情雅趣中发现精微巧妙。“道中庸”就是在一个命运共同中和而不同。宋代学派林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如王国维所说“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得益于求同存异的包容性。

再深挖一层，这一具有特殊气质的宋代文化，赖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士大夫治天下”的格局。

两宋时期，大量庶族平民进入政府各级机构。以科举制度为例，唐代每次取士不超30人；但仅就北宋而言，开科69次，共取士35612人，如果包括特奏名等，取士总数61000人，平均每年约为360人，南宋更多。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都出身于平民或低级品官之家，此后却都成为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人物。

作为读书人的士大夫具备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朝为官，他们扮演着政治主体的角色，以家国天下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同时，他们又极大激发着经世济民的能量和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决定了时代的审美高度。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两宋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了。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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