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日上午，我从南京到杭州才三天，在参加《申报》驻杭州记者黄行天婚礼的宴会厅里，与《工商报》编辑倪黄河相遇。倪说：

1946年夏，倪和我曾在前《浙江日报》编辑部共事2月，并与我及吴纯华同住过一个寝室，一别二年多，重逢倍感高兴。立即答应下午2时到积善坊巷6号一起与许社长见面。

下午我准时到达，倪黄河已在楼下发行科外等候，遂一同上楼，经编辑部到社长会客室，许社长闻声着长衫从内室走出，分宾主在沙发上坐定，倪黄河从旁作陪。相互说了一些礼貌语后，旋即转入正题，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工商报》应该怎样进一步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等项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一致的结论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反动派逆潮流而动必败”“天下有难，罪在朕身”，蒋介石难辞其咎。淮海战役后，美蒋反动派抛出所谓谋求“全面和平”的幌子，妄图取得喘息机会，凭藉长江天险，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中共新华社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已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工商报》要抓紧时机响应中共及各爱国民主党派的号召，运用报纸，通过各种版面宣传中共政策，在国统区天亮前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双方还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工商报》仍然是有前途的。对我提出的增添编辑、记者，邀请上海、南京两市志同道合的新闻工作者分别担任特约记者，每日定时通电话，以及筹备增出晚刊（四开一张），许社长都一一表示同意。商定言论由我负责，聘我为采访主任，兼《青春》《每周文艺》主编。

这初次晤谈，表明了年近花甲的许廑父先生虽长我三十一岁，是我的父辈、师辈，却能与我这个胎毛未褪、大学毕业仅仅半年的青年，能沟通思想，有共同的语言，对中共的号召，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肝胆相照，推心置腹达成共识，委以重任，充分表明，许先生能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进。正因为他爱憎分明，才能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写出揭露反动派黑暗面的《镜花新缘》，以讥刺时弊；早期还编写过《民国通俗演义》。他能采纳青年后辈的意见，有甘愿作“人梯”的精神，才使《工商报》在解放前四个多月中办得更为有声有色，深受广大学生、工人及各界人士的喜爱。

在积善坊巷6号《工商报》社三楼倪黄河宿舍里，放着一台七灯短波收音机，每天午夜，倪都要收听延安广播新华社新闻与社论，然后次日在言谈中摘要向许社长通报，让红色电波为《工商报》引路。元月二日下午，我由倪引见许廑父达成共识并应聘后，当晚就先搬进积善坊巷6号三楼与倪同住一室，午夜同听延安广播。我当时只知倪思想进步，与浙大学生石秉佳、左大康等来往密切，并介绍我与他们相识。

我进《工商报》社后，经我推荐，许社长聘姚岳山为省市新闻版编辑，姚壬为记者，我们连同家属于元月十日都住进《工商报》东街路宿舍第二进楼上，而楼下是夜班编辑室、校对室，第三进为印刷厂。我元月十一日起作上海、南京行，为《工商报》聘《新闻报》编辑程文灏为驻沪特约记者，着重报道学运、工运、金融及行情；聘《中国日报》记者程仰周为驻南京特约记者，着重报道国内外要闻及行情，凡此皆为二月份起增办《工商报》夜刊打好基础。我回杭陈述后，许社长均表同意，确定了报酬，寄发了聘书、证件。

我离杭两周，连续寄回《城站瞬间》《困顿的旅途》《秣陵万象》《世乱见闻》共四篇通讯。前三篇由倪黄河即时付排的，后一篇因倪卧病搁下来，后由姚岳山发排。倪黄河提出回金华石门老家养病，得到许社长同意，等我24日回杭后，倪嘱我与浙大学生石秉佳等保持联系，隔日由我二弟送他到车站上车。

倪黄河走后，他使用的七灯短波收音机经许社长同意，由我拿到东街路工商报宿舍我的房中继续收听延安广播，次日摘要向许社长通报主要内容，继续由红色电波为《工商报》引路。杭州于5月3日喜获解放，七月，倪黄河已在二野新华社工作，与一马同志来杭州编印内部读物，住在我隔壁空房间内，相见甚欢。他说：

我当时是受民革中央联络员、拥护三大政策的革命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总盟负责人陈惕庐的委托来杭州开展工作的，我担任该盟主办的中国农工通讯社采访主任及《工商新闻》周刊副社长兼副主编。我到杭州后受孙盟总盟宣传部负责人谌小岑先生的直接领导（谌小岑早年是天津南开大学邓颖超所领导的觉悟社成员，解放后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参事），并与孙盟浙江负责人宁光堃保持组织联系（宁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我曾向许社长谈了和上述爱国人士包括当时担任建设厅厅长的贡沛诚有交往（贡当时也是孙盟总盟委员，解放后是民革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使许社长看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土在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反美蒋，迎解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月24日我回杭州，25日晚，谌小岑派车到东街路《工商报》宿舍接我与姚岳山到里西湖浙赣铁路理事会秘书长办公室开会，研究决定利用杭州各报春节放假三天的机会，以“号外”的形式，在头条新闻中传播中共中央的声音。我于27日向许社长提出建议，他一边答应“好，好”，一边说“研究，研究”。28日我从东街路夜编室打电话催请许社长定下来，直到午夜一时才决定由我署名写《献词》（前言）用铅印小报形式编发三天《春节号外》。通过收听延安广播，与驻上海、南京特约记者通长途电话，编写新闻，传播中共中央发言人1月25日及28日两次广播讲话的最主要内容（请参看《毛选》第4卷），以醒目大字标题凛然宣告：“保卫南京城，需要局部和平”“京沪局部和平有望，传共军后撤百里”，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抛出的所谓“全面和平”实质是假和平、真备战，妄图取得喘息时间继续顽抗，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春节号外》第一天的头条新闻用专电形式报道民革中央委员王一东（按：实际上是民革中央常委、驻沪特派员王葆真）向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明民革中央的政治主张。这是当时国统区唯一的一份用报纸号外形式，由民革成员编发的政治传单。它得以连续三天出版，在车站、码头及市区广为发行，要感谢许廑父社长的放手合作，提供出版条件与合法外衣，现在它是幸存的物证之一。

《春节号外》第二、三天的头条新闻中，先后摘引了中共发言人广播讲话的重要内容，严正指出：

中共发言人宣称：

还揭露反动派残余军事力量在假和平烟幕掩护下“正沿江布防”等等。这三天《春节号外》是《工商报》向广大读者奉献的三束迎春花，共印刷发行26000份，深受读者欢迎，也得到许社长赞许。在第三天《春节号外》版面上，又刊出我署名的短文《告别读者》，满怀信心地提出要与广大读者“共同迎接那扑面而来的春日！”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李宗仁代理反动总统职务。被特刑庭关押一年之久的浙大学生李雅卿、吴大信、郦伯瑾、黄世民、陈建新等五人，经校长竺可桢及教授苏步青等交涉，当时的省主席陈仪已通知特刑庭允予保释。1月26日，浙大学生会发动寒假留校学生约300余人，集队游行示威，高呼“严惩战争罪犯！”“反动派必败！”等口号，沿东街路、庆春街、众安桥等闹市区，经特刑庭门前向凤凰山于子三墓地行进。我接到浙大学生会电话后亲自参加采访，并通知摄影记者周正拍下游行队伍前导的横幅标语“拿刽子手的头来祭于子三！”的镜头。

当晚6时许，我正在积善坊巷6号《工商报》二楼编辑部与浙大学生会左大康、包洪枢、谷超豪等研究如何进行报道，并将抢拍的照片送制版厂加急制版。恰在此时，许社长派人来通知我到社长会客室与省府新闻处处长孙义慈见面。我知孙来意不善，但又不能不见，只好请市闻版编辑姚岳山代我与左大康等商谈，我去与孙周旋。

孙处长一见我走进会客室，连忙立起说：

又说：我从下午三时起特地步行到每家报社，希望社长、采访主任能理解、支持。

我答道：

许社长支持我的意见，孙也只好默认。我送走孙义慈后，赶忙转回编辑部，向浙大学生会代表左大康等表态：

左、谷紧紧握着我的手，感谢《工商报》对爱国学生的同情与支持。次日，《工商报》第四版按诺言刊出了新闻照片与简讯，这是旗帜鲜明的投枪，对反动派严正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