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杭州城,经济富庶,文化繁荣。随着康熙、乾隆皇帝数次南巡,西湖增加了许多表现帝王意志的人文景观。帝王南巡赋予了西湖胜景浓重的政治含义。随之,应制而作的西湖全景图成为官方绘图的主流。宫廷画师、官宦名臣聚焦西湖,修湖志、写诗词、作书画。这些作品不但记录了西湖山水,还歌颂了治世繁华。然而,具有官宦背景的人,想要自由创作,却受到无形地制约。描绘西湖景观的地图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构图趋同,功能亦同。相比明代,清代记录西湖的志书,官修背景进一步增强。这些志书中的西湖全图,又直接影响到清代中晚期的西湖全图创作。 明代创作的西湖全景图,大致可以分为示意图和胜景图两类。其中,示意图是双叶分幅的形式,胜景图则是多叶分幅。在强烈的官方影响下,清代的西湖全图创作逐渐趋同。多叶分幅的胜景图不见了。胜景图中精细的刻绘方式,开始融入双叶分幅的示意图中。明代分途的示意图和胜景图在清代前期开始走向融合,并形成相对固定的地图风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清代西湖全景图以康熙年间《浙江通志·西湖图》、雍正年间《西湖志·西湖全图》和乾隆年间《西湖志纂·西湖全图》为代表,按照图向差别,将地图分为三类。
康熙二十三年(1683),由王国安、赵士麟总裁,张衡编纂的《浙江通志》,保留了一幅清初《西湖图》(图1)。此图遵循上东下西,左南由北的图向,以涌金门与中天竺连线,将西湖全景分绘在两叶幅面上。好似画者站在东堤旧城城墙远眺湖山全景。画面布局由近及远,地势由低到高。这幅全图,特别是山景的范围明显缩小。湖景是画面的绝对主体,岛、堤、桥、树、亭等景观刻绘细致。山景衬托湖景,主要画出西侧群山,其中突出表现耸入云端的南、北高峰。南北两侧,山景成为山脚各处景观的点缀。城景压缩,仅见树石掩映的城墙上缘作为画面东界。地图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刻绘,并辅以文字标注。背山面水的布局,避免遮挡,各处景观展示更加清晰。《康熙浙江通志·西湖图》显示出景观位置的指示性和细节刻绘的艺术性之间的融合。湖山相映的地形地貌,景观位置准确标注,继承了方志舆图便览山川形势的特征。同时,全图有意识地选择景观,精细复刻,试图还原景观的真实面貌。 《康熙浙江通志》有《图考总序》开篇明义,说明绘图的目的。“自图书呈瑞,圣人则之精言奥义,载诸书器象形势列诸图。……浙襟江带海,为东南巨镇。志所考据详矣。其设险恶凭胜壤凑利赖者,绘图凡二十有二,以备乙夜之览。若山水明秀未易更,仆概勿及云。”这段话首先说明绘图目的是展现“器象形势”,了解“九州”境域,将文字不易表达的思想,用图画展现出来,便于理解。之后叙述清初浙江形势和绘图原因。此时,国土初定,浙江在全国的地位极为重要。刻绘地图表达辖境地势,山水风光,可供随时观览。《西湖图》作为方志插图中的名胜图,具有表达山川形便的作用,也具有表现山水明秀的意境。相比之下,明代西湖全图中,三面环山,群山层叠的山景,被清代西湖图中山分南北,突出主峰的画法取代。同时,明代西湖全图突出分界的湖景,被清代西湖图突出岛、堤等人文景观的画法取代。清初西湖全景图的特征变化,反映了方志绘图目的的变化。 《西湖图》左上角附图说:“西湖泉源自下喷涌,两山溪涧交注之。半入城中,仁海二邑承其流,仰以灌田。半由石岘,经达运河。自郭内四河,土日高,水日浅。而南新榷使,急于转运。竹木稍增,石岘之防,湖流益缓砂土,停蓄葑草四合。故开河之后,浚湖为急,苟失勿治,井汲卤恶,阡陌横流,病民实甚矣。”这段图说既没有介绍山川地势、代表景观,也没叙述游览道路、历代轶事,而是记录了与西湖水系有关的内容。图说写到水系的来源、分流、水量变化、用途、水患情形及民情,这与湖山风光宛如云端仙境的地图画面极不相符。水系是西湖景色的根本,如果没有历代河道湖塘的疏浚修整,西湖风光早已不复存在。《康熙浙江通志》将西湖胜景表现的图上,却用图说表达了对河道水量变换的忧虑,体现了官修方志的特点。与此同时,这种强烈反差的图文互说方式,也说明清初官修方志是经过实地调查完成的,反映了当时西湖周边的真实情况。图文互说,侧重各有不同。不易变化的山水景观用地图来呈现,供人欣赏。变动较快的水网河道和实时民情,用图说记录,提醒主政者关注治理。《西湖图》浓重的官修特点,以及示意与意境并存的刻绘方式被后来的西湖全图继承。
乾隆十五年(1750),湖上扶摇子辑彩色套印本《西湖佳景》(图2),是《康熙浙江通志·西湖图》的复刻版。《西湖佳景》以全图和分图的方式展现西湖十景。序中点明绘图目的“今而后有慕西子湖,而不得亲腼者,庶几披图一览,即可当卧游云尔。”显然,此图是民间刻绘的西湖景观图。绘图是为了使不能亲历西湖的观图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西湖佳景·全图》无论是构图布局、景观选择还是细节画法,都与《康熙浙江通志·西湖图》十分相似。相比而言,《西湖佳景·全图》对西湖南北两侧缩减更为明显,景观细节和山水表现也稍逊一筹。与《康熙浙江通志·西湖图》不同,此图的彩色套印开始模仿山水画的意境,给人以带入感。此外,《西湖佳景·全图》减少对景观的文字标注,保持画面的整体性。图上仅有的七处标注分布在湖景四周,既不影响景观整体,又可以达到定位的目的。
《西湖佳景·全图》是对《康熙浙江通志·西湖图》的全盘复制,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但上东下西的图向和构图布局,更深刻地影响了清代中晚期的西湖全图创作。 《西湖全图》彩绘本,沈明绘(图3)。与上述地图不同,这是一幅单幅大幅面的手绘西湖全景图。幅面长165厘米,宽101厘米。此图遵循上西下东,左南右北的图向,好似画者站在西湖东堤旧城东墙附近,远眺西湖全景。流传几百年的上东下西图向和由低到高的布景,开始出现在单幅彩绘的西湖全图上。画面之上,湖景为主,山景为辅,湖面开阔,群山环绕。湖景被苏堤和白堤一分为三。孤山是湖景的绝对主体,岛屿、船舫点缀其中。山景掩映在云雾之中,西侧群山是山景的主体,南北两侧仅画山脚边缘地带。群山远景用青绿色绘就,灰瓦红墙点缀山色。山分南北的特征在这幅图上并不明显,相反,远近高低的山体层次却十分清晰。湖山之间,所绘宫殿、寺庙、桥梁等建筑都十分精细。各处景点松柳环绕,营造意境。湖景东侧,另绘旧城城门城墙。湖景、山景和城景之间,由通向各处的道路和河道相连。写实的景观建筑、准确的标注和道路,反映了此图导览指示与胜景写意的融合。 康熙、乾隆皇帝南巡之后,西湖风光成了清宫反复描绘的主题。《西湖全图》符合大多数清代西湖山水图画的布局和风格。画面左下角有题款“壬寅初秋武林沈明写”。据此题款推测,此图绘制年代应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或者道光二十二年(1842)。画面右上方,另有图名和题记。原图无名,因清末民初社会名流宋小濂题名“西湖全图”,遂得此名。题记“己未正月,得于都门,褒成题誜。”钤印“小濂”,“铁梅题记”。图画左下角还有收藏印“吉林宋季子古观室收藏金石图书之印”。1919年,时任北洋政府中东铁路督办的宋小濂在北京得到此图。宋小濂在从政救国的同时,工诗善书,爱好书画收藏鉴赏。他的吉林宋季子古观室收藏历代书画精品。这幅清绘本《西湖全图》曾是宋季子古观室的藏品,后辗转入藏国家图书馆。
《西子湖图》,咸丰年间彩绘本(图4)。这幅西湖全图由四个画轴悬挂拼成,幅面长196厘米,宽172厘米。《西子湖图》以西湖东堤旧城墙为画者视角,遵循上西下东,左南右北的图向,并保持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来表现西湖风景。因挂轴幅面影响,此图东西向拉长,南北向缩短,西湖湖面呈近圆形。画面之上,一半山景,一半湖景。湖心岛小瀛洲居中,苏堤、白堤分列两侧。山景以西侧群山为主,展现三面环湖的地形。西侧群山凸显玉皇山、南高峰、北高峰三座,其它山体远近高低,层次分明。亭台楼阁等人文景观均精细写实,并标注地名。此图采用画轴拼成,供人悬壁观览。写实的湖山风光,犹如置身画中,是这幅全图营造的意境。此外,景观文字标注和入山环湖道路走向,使全图又具有了示意和导览功能。 《西子湖图》右上角有一段题记。这段题记基本摘抄于雍正十三年(1735)《西湖志》的《西湖全图》图说,行文存在漏字和改写的情况。雍正《西湖志》是官修专志,此图摘抄其中图说,凸显了官方记录对西湖全图创作的深刻影响。这段图说首先叙述西湖的地理位置,湖山形势。然后主体介绍游览西湖的五条道路。各条道路,以途径代表性的景观为参照,具有极强的指示导览作用。对比图像,此图确实标绘了入山道路,但因营造湖山意境,道路被云雾、树木、建筑等景观遮挡,若隐若现。只看图像,很难找到清晰的道路走向。但对比图说,每条路上的景观都清楚地标绘。如此,隐蔽的道路就逐渐清晰起来。图说补充了地图指示导览不明显的弱点。图文互说,地图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更加平衡。画面左下角有钤印“佑甫”。佑甫是咸丰年间绿营将领刘神山的字。佑甫少年得志,可惜在镇压太平天国的三河之战中殉国,时年二十一岁。画者出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子湖图》浓重的官方背景。
《西湖胜景图》光绪年间彩绘本,吴小楼绘,图幅长76.3厘米,宽25.4厘米。全图以黑色为底,遵循上西下东,左南右北的图向,仿佛画者站在西湖东堤眺望湖光山色。湖景是画面的绝对主体,湖面被堤坝三分,湖心岛和船舫点缀其中。山景简略,仅象征性画出南北低山,占据画面两个远角。湖上孤山成为山景的中心,代替以往全图中的西侧背山。西湖东堤近角,可见旧城门城墙。此图以自然风光为主,在湖山之间画出少量景观建筑。由于图上既不标注地名景观,也不在意道路水系,而着重画出一时春色,所以,这幅胜景图更像是一幅写实的山水画。显然,画者表现西湖春景的想法更重要。 《西湖胜景图》是西泠印社早期成员吴小楼一时感怀而作。画面上方有题记一段。这段题记是同治十二年(1873)嘉定钱元涪所作,被民间流传的西湖全图印在图上。《西湖胜景图》将流传甚广的题记抄录下来,显然受到民间创作的影响。这段题记较原文略有改动,说明绘图目的。由于西湖景观,增建、改建次数较多,所以画者创作时所见景观,与之前地图的景观有所区别。当时人,画当时景,表达当时的心情。这样的西湖图,描绘胜景,借画抒情。无处不在的自由和随性,体现了此图的民间特征和个人感悟。 南宋到明清,从方志舆图,到专志总图;从景观图册,到单幅全图,上东下西的图向固执地流传,成为大多数西湖全景图的选择。清代,此类图向的西湖全景图大都是示意图和胜景图的融合。又因由近及远,地势由低到高的画面布局,更容易展示湖山景观,所以,此类地图主要以呈现湖山胜景为目的。 在雍正十三年(1735)成书的《浙江通志》和《西湖志》,都是由时任浙江总督的李卫奉诏负责总纂修的官修志书。两部志书都保存了描绘西湖的全景地图。值得关注的是,分属方志与专志的两幅全图高度相似,两幅地图应该来自于同一个母本,属于同一个编绘机构的创作成果。两幅西湖全景图都采用了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图向,好似画者在湖景北侧山峰,俯瞰西湖全景。历代西湖全景图尚未出现这样的图向和布局。雍正年间,官修志书开创了西湖全景图新的图向和布局方式。 《雍正浙江通志》中的舆图,首列政区形势,之后是山水名胜,然后是海防形势,最后是寺庙书院。《西湖图》是描绘名胜之区的胜景图(图5),采用一图配一说的方式呈现。湖景为主,湖面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湖面主要表现湖心三岛和苏、白二堤,突出与西湖十景有关的景观刻绘。山景为辅,三面环绕湖景。其中,群山以南北高峰为主,衬托湖景风光。城景在画面左侧,以旧城城墙为东界。以山景和城墙为界,湖景被环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此图形象直观地展现了湖山形势,同时注重对特定景观的细节刻绘。在景观选择方面,《西湖图》以康熙皇帝御题的西湖十景为重点,另选具有指示作用和最具代表的景观,呈现在图上,并用文字标注。每处景观兼具定位和展示功能。画面四个方向,均用文字标注方位,凸显地图特征。 图说与地图互说互证。图说开篇介绍西湖名称面积、地形地貌等信息,之后详细记录西湖水系来源、去向,以及兴修水利的重要性,再次叙述西湖旧有、新建堤坝,湖景分区及景观风貌,最后重点叙述康熙、雍正年间疏浚西湖的政绩。地图展示地形地势,景观分区和湖山意境等方面的内容,却无法涵盖河道水网的变迁及整治后的河工情况。《雍正浙江通志》的西湖图说,与《康熙浙江通志》西湖图说具有相似的作用,将河道水网,水利河工作为重点内容,提示主政者重视河道变化。与此同时,此处图说增加了西湖风光和帝王功绩的叙述,并记录了李卫主政浙江,主持疏浚河道后的西湖风光,颂扬政绩。显然,图说表现盛世胜景的政治性愈发强烈。
《雍正西湖志》作为记录西湖的专志,分门别类叙述水利、名胜、山水、堤塘、桥梁、园亭等方面的情况。名胜卷有名胜图多幅,《西湖全图》是名胜总图(图6),列于名胜卷卷首。各处名胜分图分列其后。此图虽与《雍正浙江通志·西湖图》同源,但也显示出专志舆图的特点。《雍正西湖志·西湖全图》以“全图”命名,这与总图、分图分列的体例直接相关。全图强调全景,一方面是为了便览西湖全景,另一方面还是分图景观的指示索引。此外,此图增加了部分山名标注,有助于景观定位,同时去掉方位标注。显然,《西湖全图》更重视确定各处名胜的相对位置,并不强调地图的绝对方位。 《雍正西湖志》名胜卷同样采取一图配一说的方式。此图图说与《雍正浙江通志》西湖图说的内容关注点不同,开篇叙述湖山形势,然后介绍游览道路,最后夸赞西湖胜景,说明绘图目的。连接各处景观的游览道路是图说的重点。《雍正浙江通志》重点叙述西湖水系,颂扬政绩,而《雍正西湖志》西湖全图图说重点介绍道路,并强调总图的导览指示作用。诚然,方志与专志,因纂修目的不同,关注内容不同,所绘舆图也应该有明显的区别。然而,两幅西湖全图区别较小,方志与专志的关注内容差异在图说叙述中显现。《雍正西湖志·西湖全图》“括其梗概,荟萃尺幅”,凸显地图的导览和索引功能。
作为传统山水画的母题,西湖不仅是官方绘图的主题,还是众多民间人士无法割舍的内容。相对封闭的湖光山色并没有被皇家圈禁独享,开放的通道使得百姓可以畅游观景。西湖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人间仙境。这样的背景,给民间创作西湖全景图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民间绘制的西湖胜景图广为流传。光绪二年(1876)石印本《西子湖图》就是一幅民间广泛流传的西湖全景图(图7)。 《西子湖图》,陈允升绘,幅面长135厘米,宽69厘米。此图遵循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图向,好像画者站在西湖北侧山上,俯视全景。湖景占据画面中心,被山景和城墙环绕。与上述两幅上南下北的西湖全图相比,《西子湖图》扩大了西湖全景范围,不但将山景整体表现出来,还增绘了旧城的城内景观。不仅如此,此图还将西湖景区各处景观尽量多而细地表现出来,同时画出多条入山道路。无论是湖景、山景还是城景,都细致描绘,不分主次。画面远端甚至隐约可见钱塘江边桅杆林立的江景。作为一幅山水导览图,《西子湖图》对西湖全景的描绘可谓精细,还标注便于游览的导览指示说明,如“湖面方广三十里”、“古广化寺内有六一泉”等。此图兼具山水画的意境和地图的导览指示功能,尽可能详细的景观刻绘,迎合了民间大众希望多了解西湖胜景的感受。 画者陈允升是清末海上画派的中坚人物。《西子湖图》应该是陈允升在陈氏得古欢室摹绘的作品。图上附有同治十二年(1873)嘉定钱元涪题记:“昔梁文庄公纂西湖志,以名胜各景弁诸简端。固已无美不具已。平江翁君静涵,偶仿其意。凡四阅寒暑,乃成是图。其大致则取之于宝所塔。而一邱一壑,靡不棋布星罗。盖较梁本,尤赅备焉。香山云,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留得是图而卧游之,尚何有襟上酒痕之感哉。”另有陈允升提诗一首,钤印“纫斋”。此图题记内容和画者经历,反映了民间刻印西湖全图的流传线索。根据题记记载,这幅民间创作西湖全图,受到乾隆年间梁诗正纂《西湖志纂·西湖全图》的影响,后由平江翁君静涵,模仿写意创作。为迎合民间对西湖全图的需求,寓居上海的画家陈允升,摹绘此前流传下来的西湖图,石印出售,并将原图题记与自提诗附于画上,说明此图传承过程,增添画作风雅志趣。需要说明的是梁诗正纂《西湖志纂》中的《西湖全图》,无论是图向布局还是景观刻绘,均差异较大。由此推测,平江翁君静涵的摹绘本创作改动幅度较大。
上南下北是古代舆图最常见的图向,但在历代西湖全景图中却不是主流。这类图向的西湖全景图由雍正年间官修志书开创,推测与康熙皇帝南巡有关。帝王行宫坐落在西湖南岸附近的孤山,因此,上南下北的图向,最符合皇帝观览的视角。孤山处于两幅全图的画面近处中心位置,就是为了突出皇帝视角。清代晚期,随着志书广泛流传,上南下北的西湖图开始影响到民间西湖全景图的创作。 上北下南的西湖全图,最早见于《万历杭州府志·西湖图》。有清一代,此类图向的西湖图并不多见,但却非常重要。 乾隆十六年(1751),为恭迎乾隆皇帝首次南巡,大学士梁诗正、礼部尚书衔沈德潜重新修纂西湖专志《西湖志纂》,取雍正《西湖志》的内容精编,并增加近二十年间西湖景观变化等内容编纂成卷,并于乾隆十八年(1753)进呈内府。由于此部专志与特定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修纂目的十分明确。目的就是供皇帝御览,解读西湖胜景,留存历代颂赞西湖胜景的诗文。《西湖志纂》按照胜景分类叙述,首列名胜图,其次介绍西湖水利,再次叙述孤山、南山、北山、吴山、西溪五个分区的胜迹胜景,最后记录历代诗文。《西湖志纂·西湖全图》是名胜总图,列于卷首,各处名胜分图分列其后。这样的编写方式与雍正《西湖志》体例相同。 《西湖全图》(图8)遵循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图向,好似画者站在南屏山上北望西湖全景。此图与雍正《西湖志·西湖全图》的视角形成隔湖对望之势,画面风格和景观选择与雍正《西湖志》类似。画面之上,湖景占据绝对主体,湖心岛和湖堤所在位置清晰明确。孤山处于湖面北侧中心位置,圣因寺行宫又处于孤山南麓中心,彰显行宫的特殊地位。山景和城景压缩,仅北侧山景相对完整。景观选择以西湖十景为中心,另绘代表性景观。为乾隆南巡增修的十八景,多与图上标注的景观有关。如果说雍正《西湖志·西湖全图》是以皇帝的视角看全景,那么乾隆年间刻印的《西湖志纂·西湖全图》就是以臣子的视角面北而立,环视全景。《西湖志纂·西湖全图》图说,前半部分摘抄自雍正《西湖志》,后半部分叙述历代名人对西湖胜景的称颂,并记录康熙、乾隆皇帝描写西湖全景的御制诗作。图说中描绘西湖景色,颂扬盛世胜景的篇幅明显增加。
《西湖全景图》清中期彩绘本(图9),幅面长266厘米,宽132厘米。此图以西湖东南角城、山交界处为画者视角,大致遵循上为西北,下为东南的图向。图上湖景和山景被限制在东西长、南北短的幅面上,山景放大,湖景缩小。山景之中,山峦起伏,山势层叠。湖景之中,岛堤夸大,突出苏堤和孤山的中心位置。这样的湖山布局,可以利用更多空间来描绘人文景观,增加地图的导览功能。 《西湖全景图》的绘画风格和载体贴签,显示了此图不同寻常的来历。由此推测,此图为清宫内府旧藏。首先,此图是胜景地图中极为罕见的,以兽皮为载体的作品。如此幅面巨大的兽皮胜景巨作,只有内府可能做到。其次,此图以金粉打底,如果不仔细辨识,很难看出画作绘于兽皮之上。图上景观均贴黄签标注。金粉打底和明黄色贴签都是皇家专属。最后,画中的青绿山水保留明末清初山水图的遗韵。湖山之间景观建筑的画法,与《南巡图》、《西湖三十二景图》等宫廷画作非常相似。与其它西湖图相比,这幅《西湖全景图》更像是一幅青绿山水图画,但贴签标注又体现了此图具有特定的指示功能。浓墨重彩的青绿山水体现了这幅地图,表现胜景如“圣境”的山水风光远比精确指示更重要。《西湖全景图》的图说同样摘抄于雍正年间《西湖志·西湖全图》。图说来源再次印证画作强烈的官绘背景和浓重的政治色彩。
容光堂摹刻本《御览西湖胜景新増美景全图》是清末民间刻绘的西湖全景图(图10)。此图遵循上为西北,下为东南的图向,用形象画法尽量详尽地展现西湖所有景观,并辅以文字标注。由唐宋至清末形成的各种人文景观,几乎都可以在图上找到。与清代帝王南巡有关的的西湖十景、钱塘八景和增修十八景是此图刻绘的重点。湖景、山景、城景之间,以游览道路串联起来。图上景观位置准确,游览路线清晰,具有明显的导览功能。这幅在清末民间流传的西湖全图,将写实的景观和精确的定位融合在一起,是一幅典型的名胜导览图。这样的画面布局和刻绘风格,与山水画意境格格不入。而热闹非凡的紧凑景观,却非常符合民间审美,与年画风格类似。同时,“御览”的题名和标注帝王巡幸的景点,契合民间希望看到皇帝曾经游览的西湖胜景的心理。
上北下南是现代地图最普遍的图向,但在形象画法的西湖全景图中却比较少见。此类地图发源于明代官修方志,后出现在乾隆官修专志中。清中期以后,上北下南图向出现变体,上为西北、下为东南的图向应用于西湖全图。从《西湖全景图》和《御览西湖胜景新増美景全图》中苏堤的走向判断,这两幅图大致可以归入上北下南的西湖全图分类中。上北下南的西湖全图,初衷是直观呈现西湖山湖形势,突出地图的示意指示作用。当图向变成上为西北,下为东南之后,西湖全图的景观细节描绘明显增多,表现胜景意境的作用增强。 清代,随着帝王南巡频繁驻跸,西湖成为歌颂盛世圣景的绝佳主题。清帝南巡,同时加快了西湖周边的景观建设和河工治理,西湖景观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增修的景观和畅通的河道彰显了主政者的政绩,代表了四海清平的盛世。频繁变换的湖光山色,需要更多的西湖全图去记录。于是,应制而作的西湖全景图进入了最为兴盛的阶段。 具有特定示意指示功能的地图,在描绘西湖风光的真实性方面,远远优于写意的山水画。另一方面,山水画对意境的描绘,又是颂扬盛世胜景的绝佳视角。所以,无论是志书插图,还是单幅全图,官绘西湖全图一直试图追求写实与写意之间的平衡。 以地图图向为标准,本文将西湖全景图划分为三类。上西下东是西湖全景图最常见的图向,也是表现西湖全景的最佳图向。由近及远,地势由低到高。城景、湖景、山景层次分明,不易遮挡。此类地图南北两侧景观布局均衡,画面基本遵循南北对称的特征。《康熙浙江通志》和《西湖佳景》的西湖全图,以中天竺至涌金门连线为轴,画面两侧景观大致呈对称分布。山景之中,南北分山,南高峰与北高峰相对;湖山之间,雷峰塔与保俶塔隔湖南北相对。这样的轴对称构图,特别符合传统的审美标准,也更适合双叶分幅的线装书装帧形式。单幅全图继承了上西下东的图向,以画面中心连线为轴。佑甫绘《西子湖图》以南高峰至涌金门连线为中心,两侧景观,特别是山景,对称布景明显。吴小楼绘《西湖胜景图》虽将山景压缩简绘,但远端南北山景还是基本呈对称分布。同时,以孤山为中心,白堤和苏堤也呈对称之势。沈明绘《西湖全图》是唯一的特例,此图湖景两堤、湖边两塔相对,但山景偏重南侧,并未形成均势。此类地图在画面布局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各处景观细节可以细致表现。在此基础上,单幅全图还刻意营造湖山意境,造成胜景宛如圣境的观感。因此,上西下东的全图,展现盛世胜景的意义超越了指示导览功能。描绘盛世胜景成为此类地图最鲜明的特征。 上南下北的西湖全景图,在雍正年间官修志书中出现,与清帝南巡直接相关。康熙四十四年(1705),为了康熙皇帝南巡驻跸,在孤山南麓中心营建皇家行宫。行宫坐北朝南,背山面湖。皇帝于行宫览景,面南而坐,观览全景,具有君临天下的寓意。《雍正浙江通志》和《雍正西湖志》都是奉诏纂修,修纂完成后进呈御览。以帝王视角描绘全图,供皇帝御览,符合官修方志的目的,也体现了此类地图强烈的政治性。图中主要标绘康熙御题西湖十景,具有明确的导览指示功能。景点选择的政治性与指示性相结合,是此类地图最明显的特征。清代晚期,民间开始出现摹刻官绘本的西湖全图。上南下北的画法,走向民间书坊,并随着石印技术的普及,迅速流传。陈允升摹绘《西子湖图》不仅保持了上南下北的图向,还保留了西湖十景的标注,复刻特征明显。此外,民间地图迎合大众口味,既以帝王视角展示胜景,又在有限的幅面上尽可能增绘其它景观,胜景展示与导览功能齐备。 上北下南的西湖全景图,在明代方志中就已经出现,却直到清代乾隆《西湖志纂》再次出现。乾隆《西湖志纂》是雍正《西湖志》的增修精编本,却选择与原图对视相望的图向。北望西湖,孤山行宫处于画面的中心,好似官员百姓面北而立,有朝觐天子的感觉。此图特征与雍正《西湖志·西湖全图》相似,体现了政治性与指示性的高度融合。清代中晚期,上北下南的图向被上为西北、下为东南的图向取代。此后,地图表现景观细节的特征增强。 无论是上北下南,还是上南下北的图向,这些西湖全图都以帝王驻跸的孤山行宫作为画面的中心,具有相似的地图特征。因此,三类不同图向的地图,可归为东西向的全景图和南北向的全景图两大类。东西向的全景图流传时间更长,以湖山风光为主体,表现西湖胜景的意境。南北向的全景图出现时间较晚,以孤山行宫为中心,显示出强烈的政治性和导览指示性。 由宋至清,形象画法的西湖全景图经历了从方志、专志插图,到单幅胜景图、游览导游图的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西湖全图也完成了从官方走向民间的过程。 《咸淳临安志》保留了流传至今最早的西湖全景图,临安城的行都地位和纂修者潜说友的仕途背景,赋予此书浓重的官方色彩。明代,西湖全图在方志和专志中流传。因为这些志书或为官修,或为纂修者为官宦出身,所以,此时西湖全图的官绘背景,以及地图的政治性特征在逐渐增强。 清代立国,以官修《康熙浙江通志》为西湖全景图的创作奠定基调。西湖全图在兼顾景观细节和定位的同时,另附图说,记录图上无法展示的诸多信息。图说与地图互为说明,共同流传。清帝南巡,西湖全图的创作进入最盛期。雍正《浙江通志》和《西湖志》与康熙皇帝数次南巡有关,乾隆《西湖志纂》与乾隆皇帝首次南巡直接相关。在方志中,西湖图一般是作为描绘此地山水的名胜分图而存在;在专志中,西湖全图作为描绘各处景观的总图而存在。因此,布局相似,风格相近的西湖全图在方志和专志中的功能并不相同。专志中的西湖全图和图说,是后世单幅西湖全图的母本。 雍正《西湖志》是清代第一部官修西湖专志,其中的《西湖全图》图说被传抄、改写,呈现在乾隆《西湖志纂》、绘本《西湖全景图》、佑甫绘《西子湖图》上。图说对西湖地形地貌、道路胜景的叙述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几乎成为后世西湖全景图的官方统一表述。而这些全图又都具有官绘色彩,足见雍正《西湖志·西湖图》对后世官绘西湖全图的影响。 乾隆年间,西湖全景图开始逐渐走向民间。《西湖佳景·全图》是较早刻绘的流传于民间的西湖全图。清代中晚期,官绘西湖全图开始减少,民间刻绘的西湖全图开始增多,逐渐成为主流。同时,民间还出现了以西湖主题的年画,流传更为广泛。民间流传的西湖全图,以刻印为主,数量较多;少数文人作画自赏,存世较少。这些流传在坊间的西湖全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绘地图的影响。其中,摹绘官修志书的全图,并迎合民间审美和导览需求,进行再创作,是这些地图的主流。乾隆年间《西湖佳景·全图》以《康熙浙江通志·西湖图》为底本,进行改绘调整;陈允升摹绘《西子湖图》保留雍正《西湖志》的影子;容光堂刻《御览西湖胜景新増美景全图》又是乾隆《西湖志纂》的摹改本。官修志书西湖图,与藏于内府的地图不同,是民间最有可能见到的官绘本。普通百姓对皇家生活的迷恋和对西湖胜景的无限向往,给民间西湖全图创作指明方向。仿照志书中的官绘全图,并在有限的幅面上增绘景观,形成既展示全景,又实用导览的胜景导览图,是民间的必然选择。 从官修志书到民间导览图的流传演变过程,在民间西湖全图题跋中,可以找到线索。嘉定钱元涪是乾嘉学派钱大昕的玄孙,他为西湖全图题跋时,曾提及“梁文庄公纂西湖志”,画者翁若静偶仿其意。这幅“偶仿其意”的画作未见存世,但却被清晚期的画者摹绘,记录下传承经过。陈允升绘《西子湖图》和吴小楼绘《西湖胜景图》都传抄改写了钱元涪的题跋,因此,我们才能追溯到民间西湖全图的演变历史。 至此,形象画法的西湖全景图的谱系特征基本清晰。随着同治、光绪年间,西湖景区开始进行较为精确的实地测绘,实测的西湖全图开始出现,并逐步取代形象画法的西湖全景图。这种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西湖全景地图,在清末民初退出历史舞台。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1年夏之卷(总第十八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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