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时，杭州仍为越族居地，越族是以种植水稻、习水便舟和断发纹身为鲜明特征的土著民族，而其物质文化遗存则属于考古学界所称的马桥文化。马桥文化因首见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遗址而得名，它以印纹陶、原始青瓷最具文化特色，铜器已经出现，依其造型特征和装饰风格内涵分析，马桥文化应是与湖熟文化同期并行的考古文化，其中分布在宁（南京）镇（江）山地的湖熟文化属于吴文化，而分布在苏南茅山以东的常州、宜兴及至苏州地区和上海，以及浙江的杭嘉湖、宁绍平原等地的马桥文化，则为早期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杭州是马桥文化的分布区域之一，境内曾先后发现有不少的马桥文化遗存。早在1953年，华东文物工作队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今日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发掘老和山遗址时，在遗址北区（编号第1区）布下10×10米的探方7个，每个探方之间各留1米宽的隔梁，探明本区偏北部分堆积较厚，约有2.5米，大致可划分成4个地层。其中的第1层为表土层，第2层为扰土层，第3-4层主要是良渚文化堆积层。令人惊喜的是，在第2层扰土层深约50厘米处打隔梁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土墩墓，出土有5件完整的印纹陶罐，以及20多片相同纹饰的印纹陶片，由此推知当时的随葬品当非仅此5件。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印纹陶罐的器表拍印有深而清晰的曲折纹、回纹、组合纹，以及弦纹等，造型庄重而古朴大方，富有古典艺术之美，昭示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较先进发达。

此外，据蒋琳发表的《浙江省博物馆藏出土先秦青铜兵器》一文得知，1954年杭州老和山还出土有一件青铜戈（浙博编号345），器作狭长条形援，短胡，内狭长。通长20厘米、内长6.6厘米，也较为重要。

土墩墓是普遍流行于吴越地区的一种特殊葬俗，从其墓中随葬的精美印纹陶罐来看，说明墓主人具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尤应引起关注的是，老和山遗址的上部扰土层中，普遍发现有诸如拍印云雷纹、曲折纹、回纹、方格纹、席纹、组合纹等西周时代的印纹陶片，以及原始青瓷片；同时，在遗址南区（编号第2区）南端小土丘底层的一座汉墓的填土中，还发现有一件西周之时带柄的印纹陶拍，制作十分美观，其拍面呈方形，中部微鼓，正、反两面均见有席纹，上端中部有略呈圆形的柄部，惜已残断。此外，遗址中还出土有两件“圆形带柄”的陶拍，“其一拍面光滑，另一拍面上有凹入的麻点纹”，依其形状推测，当为制陶工具中的陶抵手，年代应属商周（原报告误定为新石器时代末期）。

△老和山遗址发现的印纹陶片

我们还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华先生文中称，老和山遗址的新石器文化层（即第3层），“深灰褐土中杂有红烧土粒和灰烬，厚0.3～0.9米，有石器和陶器，还发现灶基5座，彼此作环形围绕排列，最大的一个如第2号灶基，形状不规则，最大长4.1米，最大宽2.3米，深0.4米，灶基内堆满红烧土、炭烬、兽骨烬、陶鼎残片和石块等”。如此长达4.1米，宽2.3米，且内堆满红烧土、炭烬的所谓“灶基”，应是一种烧制陶器的窑址无疑。我们由此结合遗址中出土的西周印纹陶罐、带席纹的印纹陶拍和陶抵手，以及为数不少的印纹陶片剖析，倘若主张此5座呈环形围绕排列的窑址，应是西周（非新石器时代）之时烧制印纹陶器的窑场作坊谅无大错。其中的陶抵手是制作陶器时用来抵住内壁，陶拍则是制作印纹陶时，用来拍印器表装饰花纹的工具，因之，我们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今日老和山下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西周时已有烧造印纹陶器的窑场作坊是毋庸置疑的，由此足证商周时代，老和山下的越族聚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规模。

1958—1959年，在杭州北部靠近半山的艮半铁路半山车站南面发掘的水田畈遗址上文化层（即第3层），不仅出土有商周时期的斧、锛、刀、镞、有段石锛等石器和纺轮、网坠、支脚、釜、鼎等陶器及残片，而且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印纹陶罐、坛、杯和原始青瓷碗、豆、盂之类器皿残片，此外还有少量的残玉器、残铜器、竹编器与植物遗存等；同时又有灰坑、水井和墓葬发现，说明这里应是一处聚落村庄所在。此外，在余杭区潘板镇小古城和萧山区河庄蜀山（原为钱塘江北岸）等地，也都分别发现有马桥文化遗址及遗物。

1983年9月，余杭区潘板镇俞家堰出土有一件商代原始青瓷凹底罐，器作敞口束颈，溜肩鼓腹，圜底微内凹，肩腹部拍印篮纹，表施一层薄薄的青灰色釉，系用高岭土作胎，经高温烧制而成，质地坚硬，显属原始青瓷。这不仅是浙江最早的原始青瓷器之一，而且还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杭州先民早在商代之时，便已使用上了原始青瓷器，可谓领先于世，文化昌盛。

△余杭潘板出土的商代原始瓷凹底罐

1985年和1989年，余杭区余杭镇东门码头和瓶窑镇北湖张堰，分别出土有一件商代石戈，形制特殊，且通体磨光非常精美，为他处所罕见。在潘板镇、瓶窑镇和石鸽等地，也先后发现有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单把匜形罐、三足盘、提梁壶与石戈、石矛、有段石锛及印纹陶器和铜器等。杭州市也征集到一件西周印纹陶罐，器作翻沿口短颈，鼓腹平底，肩腹部拍印云雷纹，下腹部为回字纹，造型端庄，美观大方。1963年，余杭区潘板石濑曾出土一件商代末期的青铜铙，其钲部以联珠纹作地纹，主体纹饰为细线勾连的兽面纹，甬部无旋，器身较小，但制作精美。此外，潘板镇北苕溪也出土有商周之时的凹槽型有段铜锛和直内铜戈（内部有云雷纹）各一件，很有地方特色。1979年5月，在瓶窑镇西中还出土过一件西周时的青铜匕首，器作圆首，圆柱形茎部起箍，中空，带格，匕身短而近似三角形，在茎、箍、格及匕身中脊两侧均以云雷纹为饰，弥足珍贵。

特别是在2000年前后杭州西湖疏浚工程中，在西湖南隅即靠近西子宾馆至万松岭路口一带的水域中，曾出土过一件商代末期、西周早期的青铜直内戈，其“内”部饰有云雷纹。再如台阶型有段石锛与石斧、石锛、石凿、石刀之类商周遗物，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都有零星发现，这可证实商周时期，这里原是人类生活的陆地，古越先民曾定居在这里，即今日西湖东南隅一带也是越族聚落之一。当时西湖业已形成，只是水域范围比今日小，水位也要低得多，仅是一处默默无闻的沼泽地而已。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萧山区所前杜家村出土过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甬钟，器型特征和纹饰特点与陕西长安普渡村和扶风庄白村所出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昭示出古杭州之地的越人同周原地区早就有着一定的文化交往。

△商代末期青铜直内戈

有鉴于此，足见商周之时的杭州，古越先民的聚落有着较大的发展与扩大，这为其后杭州城市的孕育与崛起，奠定下坚实的基础。越人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不但已能烧造成印纹陶器和铸造出青铜器，而且已有了原始青瓷器。社会生产力已具有较高的水平，并同中原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并非传统说法中所谓落后不堪的“荒服”“化外”之地。